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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至于横向的地域性考察，是亟待加强的。中国地域广阔，各地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些地域文化是统一的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也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各自的贡献。陕西、河南、山东、湖北、江西、江苏等地自不待言，兹举另外几处，略加说明。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星堆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证明了距今五千年至三千年，蜀地已有相当发达的文明，蜀地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而且与中原文化已有联系。蜀地在文学方面对中国文化也有重要的贡献，古代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等等，都出生在这里，并在这里成长，一旦出蜀便成为大家。蜀地作为他们的文化摇篮，特别值得注意。 再如，福建是中国刻书业的中心，从宋代一直到清代经久不衰。宋代建阳刻书业尤盛，所刻印的书籍世称“建本”，其麻沙、崇化两坊最负盛名，有牌号可考的就有30多家，明代建阳书堂达221家。南宋祝穆《方舆胜览》载，两地有“图书之府”之称。其中既有善本，如宋建安(即建阳古称)黄善夫刻《史记集解索引正义》；也有大量通俗读物，如戏曲、小说、日用类书。印刷术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进步起到重要作用，而福建刻书业的兴盛则是福建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又如，分布在辽宁、内蒙古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距今已大约五千年，红山文化中龙的形象起源早，类型多，而且已经定型，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这里还是史前玉文化的中心之一，与长江下游环太湖的良渚遗址出土的玉器南北辉映，显示了玉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据说玉可通神，玉制的礼器，广泛用于祭祀，这对考察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十分宝贵的。北方的游牧文化与中原的农耕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对中原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苏秉琦先生在其《考古学论述选集》中有精辟的论述。[3]又如，藏传佛教不仅在西藏广泛传播，而且传播到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四川、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中，即使在北京也有影响，雍和宫等多处寺庙就是证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