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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多难，但书和文学梦无疑向莫言敞开了外面新奇的世界。他大哥和村里有知识的人，正是帮他打开这扇窗子的人。“到了七十年代，我的邻居家遣返回来一个老大学生，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校读书时即被划为‘右派’。他尽管因为嘴巴乱说话而获罪，但恶习难改，老是给我灌输‘三名三高’的思想。什么刘绍棠‘为三万元而奋斗’，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等等。在他的渲染下，我感觉到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书来，一下子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我问他：‘叔叔，如果我能写出一本书来，是不是可以不在农村劳动、可以吃饱饭了？’他说：‘岂止是可以不在农村劳动，什么都有了，你想吃饺子，一天三顿就可以吃了。’”④受到这位落魄的老大学生的鼓励，怀着一天吃三顿饺子，可以离开农村的不切实际的梦想，1973年在胶莱河水利工地劳动时，莫言用几毛钱的补助买墨水盒笔记本，模仿流行的题材和创作方法，开始偷偷写起了长篇小说《胶莱河畔》来。但因为干完活已筋疲力尽，吃着饭就累得打起呼噜，这部长篇最终夭折。在“文革”蒙昧时代，与莫言同时代的路遥、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家，也都曾在底层社会里奋斗挣扎过，有过相类似的命运遭遇。⑤像许多同龄人一样，莫言也想通过写作能进“写作组”、县文化馆、参军或者上大学。文学创作在无形中激励着那一代青年人，并悄悄启动了新时期文学的闸门。 读什么人的文学作品，就受什么人影响。这种影响痕迹会被作家成名后经常提到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压抑和遮蔽，若将这阅读前史纳入综合性的视野，来考察一个作家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却是相当重要的。对那个年代青少年读者为什么在读红色经典时偏爱其中爱情和性爱描写的现象时，王尧教授做过精准的分析：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往往用写‘正史’的方式来解释来叙述历史，现在看大多数作为小说来讲是失败的。用‘野史’的方式来写小说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红色经典“那些打动我们的东西往往是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之外，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⑥爱情包括更大胆的性爱描写，都被视为非法的当然就是时代的边缘性的东西。莫言在回忆他读那些小说的感受时说：“《苦菜花》里面，有许多残酷的描写，对战争中性爱的描写也是非常大胆的，里面写到了长工与地主太太之间的爱情等，写到了一个有麻子的男人与自己的病秧子媳妇的爱情等，当然也有革命青年德强与地主女儿(实际上是长工的女儿)杏莉之间美好的爱情，但就是这唯一美好的爱情，作家竟然让他们没有成功，他把那个美丽的女孩子杏莉给写死了。我觉得《苦菜花》写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爱情已经高出了当时小说很多。我后来写《红高粱家族》时，恰好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小说中关于战争描写的技术性的问题，譬如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枪、炮和子弹，八路军穿的是什么样子的服装等，我从《苦菜花》中得益很多。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所以说‘红色经典’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很具体的。”⑦ 有些研究者轻易相信莫言小说是全面接受马尔克斯、福克纳西方作家的影响才取得成功的。这都是凭读作品的直观感觉，而不仔细分析他的文学见解所得出的草率的结论。但这种结论无疑是相当有效地塑造了莫言与外国文学关系的形象的。1987年初，莫言在回答《文艺报》记者陈薇、温金海“你喜欢哪些作家”的问题时老实承认：“福克纳的我自然很喜欢。”但看得并不多，也就十多万字。他还喜欢其他作家，“比如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霍桑、棱茨、怀特、川端康成等。”又说：“我特别喜欢后印象主义凡·高、高更的作品。凡·高的作品极度痛苦极度疯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高更的东西，它有一种原始的神秘感。小说能达到这种境界才是高境界。我现在知道如何走向高更了。”⑧ 1985年前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闯开中国的大门，大多数作家都被卷入这股势不可挡的文学浪潮中，莫言自然也不例外。“每隔上一段时间，我就翻翻福克纳的书。”“我读他的书时，就像跟我们村子里的一个老大爷聊天一样”“天南地北，漫无边际。”⑨必须承认，在莫言走上文学道路并成为优秀小说家的过程中，福克纳这位前辈作家的激励和深刻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也应该明白，莫言是鲁迅和沈从文那种一开始文学意识就很成熟的作家，他经历的文学习作期很短促。今天看来，他刚登上文坛创作的《民间音乐》(1983)、《白狗秋千架》《枯河》《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1985)、《红高粱》(1986)、《欢乐》(1987)等小说，毫无疑问是应该被列入世界一流中篇小说的长廊里的。⑩正像鲁迅一上来就是《孔乙己》《祝福》一样，莫言一上来就写出《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和《欢乐》等作品，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凭借文学史经验能看到，莫言虽深受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影响，但并不像当时大多数人那样盲目地跟着走，他是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艺术定力的。(11)在一次访谈时，他对自己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做了值得注意的清理：“在85年到90年代初的这一段时期，我的写作基本上凭着的是一种直觉，是完全在无意识当中达到了这种效果。现在回头检讨起来，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是无意识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有人说我是受马尔克斯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我想得出这个结论也主要是来自于我在80年代的这一批作品，像《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爆炸》等，但实际上关于马尔克斯，关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我也是浅尝辄止，直到现在，我依然没有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读完，因为当时读了大概有十几页，特别冲动，第一反应就是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就像当年马尔克斯在法国读了卡夫卡的小说的感觉一样。第二个反应是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小说可以这样写，如果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没准我就成了中国的‘爆炸’文学的发起人了。也就是说马尔克斯实际上是唤醒了、激活了我许多的生活经验、心理体验，我们经验里面类似的荒诞故事，我们生活中类似的荒诞现象比比皆是，过去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写成小说呢？这样一种小说怎么能传达真善美去教育我们的人民呢？既然马尔克斯的作品是世界名著，已经得到了世界承认了，我们看后就恍然大悟，甚至来不及把他的小说读完，就马上拿起笔来写自己的作品，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马尔克斯就像一列火车一样，用巨大的惯性带你往前横冲直闯，所以我想我的《金发婴儿》《球状闪电》等小说里面确实是受到了马尔克斯或者说拉美的爆炸文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不是很单纯的，因为同时我也读了福克纳的小说，同时我还在‘军艺’的图书馆里面反复阅读了欧洲印象派画家的很多作品，像凡·高、高更等。这些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带给我的震撼一点也不亚于《百年孤独》。那种用颜色的方式，那种强烈的对比，那种想象力，凡·高笔下的树、星云等事物，都和我们日常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这种对画家、对美术的学习对我的小说风格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早期的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色彩的描写，有人说是一团一团化不开的色块，就来自于对这些绘画作品的学习和借鉴。当然我对美术是一窍不通的，完全是凭着感觉来看。”(12)在处于八十年代第一次创作高峰的时候，莫言虽意识到这些作家艺术家给了自己“写作的方式”，但已经在用个人的方式从事小说创作了。与此同时他强调，研究者之所以得出那些结论，根据的恰恰是他“早期的小说”，而不是根据他后来的许多小说来分析的。这些结论是以“撕裂式”的方式来建构莫言小说世界的整体形象的。如果仅凭于此，那么我们就无法面对和解释九十年代后更凸显莫言个人特色的“长篇小说创作年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