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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爷爷 “我们的爷爷既没有《秋水》、《红高粱》里的‘爷爷’那般传奇式的英雄豪气和壮举，更没有那般痛快淋漓的风流韵事。我们的爷爷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聪明灵巧的农民，与《大风》中的爷爷庶几近之。”(23)莫言的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凭借自己的劳动积攒了一点家业，“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耕牛)”(24)，在土改时，被划为富裕中农，村中一些因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而破产的农民却被划成贫农，政治身份的确定改变了莫言家族的命运。在莫言兄弟们的记忆中，“爷爷一生乐善好施”，“加上还要抚养我三爷爷、三奶奶死后留下的三个孤儿，又经常接济穷亲戚、穷朋友，日子也总是富不起来。”(25)后来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渐加速，农民们纷纷入社，但是爷爷坚决不入，村干部来软磨硬泡，莫言的父亲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于是，爷爷无奈与公社达成妥协：入社但是不干活。那时荒地还很多，爷爷就自己开了几亩荒地，结果秋收每亩打出的麦子比公社的还多，这当然是违反政策的，公社干部打算开批斗会游街，后由于五叔的说情作罢，但是没收了土地。之后爷爷割草、做木活儿，也赚了一些钱，但就是不给公社干活儿。他有自己的理由：“亲兄弟如果不分家，这个家庭也是没有创造力，没有积极性的。每人都有私心”，“何况是张、王、李、杜，百家姓的人捏到一块去，怎么可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绝对不可能。”(26)莫言记忆中的爷爷是慈祥的。莫言读完小学五年级后，因为政治身份是中农，无法上小学，于是成为了公社最小的社员。由于未成年，所以被分配去放羊，每天3个工分，这是他孤独童年的开始。十二岁时在桥梁工地当小工，给铁匠拉风箱，旁边就是一片萝卜地，这段经历就演化为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当时因为饥饿，他在偷萝卜时被抓住，于是在工地上，当着两百多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回家后被父母得知，遭遇一顿毒打，而这毒打的经过几乎被“实录”进小说《枯河》里。“当父亲用沾了盐水的绳子打我时，爷爷赶来解救了我。爷爷当时愤愤地说：‘不就是拔了个鸟操的萝卜嘛！还用得着这样打？’”(27)又过了两三年，莫言终于加入成年人的行列，因为第一次割麦子不熟练，遭到了其他社员的冷嘲热讽，结果从没为公社干过一天活儿的爷爷破例来割麦子，以此来教训那些欺侮莫言的人。莫言多次描写了爷爷割麦子的动作： 当时种的时候是一墩一墩的，所以割麦子的技巧很讲究，割歘把，就是镰到手到，如果你想用手先揽住麦子再用镰刀割的话，那速度就慢了。镰刀向麦子根伸过去，手同时向麦穗脖颈处伸过去，镰刀把麦子割断的时候，手也把麦子抓住了。抓住以后，技术差的人就把割下来的麦子夹到两腿之间，然后再腾出手来抓另外一把。年龄再老一点的就蹲着，一条腿支着屁股，一条腿往前移动，割下一把就放在一条腿缝里边夹着。我爷爷这种高手呢，就用手攒着，割这把麦子的时候同时把麦腰子打好，割的同时就把麦子揽起来了，割到半个麦子的时候，啪，往地下一拢，紧接着用镰刀把那个地方一绾，就是一个完整的麦个子。我们割麦子要换上最破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把袖口、裤腿扎起来，我爷爷看了就冷笑，他割麦子的时候，穿着很板的白褂子，用手挽一下袖子，人家身上根本没有灰尘的，看他割麦子真是一种享受。(28) 从莫言描述爷爷割麦子的动作细节来看，莫言也是熟悉农活儿的，他也曾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讲故事看戏就是农民们最常见也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娱乐方式，和大爷爷一样，莫言的爷爷也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爷爷才是莫言的第一个老师。莫言作品中绝大多数故事传说都是从爷爷那儿听来的。如《球状闪电》里举子赶考救蚂蚁；《爆炸》里狐狸炼丹；《金发婴儿》里八个泥瓦匠庙里避雨；《草鞋窨子》里两个姑娘乘凉，笤帚疙瘩成精；《红高粱》里綦翰林出殡，等等。”(29)这些民间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背后的民间伦理、文学观念(历史即传说)等对莫言影响很大。他还戏称，并不是因为马尔克斯有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奶奶，他才杜撰出一个会讲故事的爷爷。 比爷爷还顽固的是“邻村有一个姓孟的单干户，死不入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不入社”(30)，头上还留着小辫子，显出一种顽固不化的样子。为了显示与人民公社的“水火不容”，凡是人民公社所使用的工具，他全不用：公社用胶皮轱辘的马车，他却用木轮车，“木轮车一走就吱吱地响，听到这声音，就知道单干户来送肥了。”他带着小脚老婆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很偏僻的地方开了一小块地，他们不用农药、化肥，不穿洋布、胶鞋而穿土布；不点煤油灯，点豆油灯，“他就是对这个社会极端地抵触，家里很贫穷，是贫雇农，你也不能怎么着他，出身好，要是地主早给打死了。”他是高密县唯一一个单干户，县里还做过专门的研究，打算采取强制措施，还专门请示了省委农村工作部，但是这个姓孟的单干户就是以“人社自愿，退社自由”为理由，坚决不入社。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立刻被批斗，“脖子上挂砖头，身上抹大粪，招来的苍蝇，把身体都遮没了。”当晚他就自杀了，妻子郁郁而终，两个儿子入了社。 由于身世之感莫言写下了《生死疲劳》，正如他所说的：“写作此书用了短短的四十三天，但孕育构思此书却用了漫长的四十三年。”当莫言还是管谟业的时候，这个单干户拉着木轮车运肥的画面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中，“当管谟业成为了莫言时，他一直想把这个单干户的事迹写成一部书”，于是，莫言将自己爷爷和这个姓孟的单干户糅合成一个典型人物——蓝脸，他将蓝脸塑造成“一个了不起的，敢于坚持己见，不惜与整个社会对抗，最后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尊严的人”(31)。莫言将二者对土地私有的感情升华为对土地的留恋，将顽固的对抗转化为对命运的抗争，尤其当蓝脸说出“只有当土地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32)时，他完全不是一个中国农民了，而是化身为争取自由的斗士。正是由于莫言有着长期而深厚的农村生活经验，尤其是将自己的爷爷作为蓝脸的原型之一，所以才能较为“真实”地将争取自由、抗争命运这样的思想嫁接在蓝脸这个传统农民身上，于是，这个人物也成为《生死疲劳》整部小说中写得最动人的人物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