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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创造》季刊的创刊时间 《创造》季刊的创刊时间，至今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甚至在权威工具书的同一页码上竟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两个时间(21)。目前学界关于《创造》季刊的创刊时间，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1922年元旦”，二是“1922年2月”，三是“1922年3月15日”，四是“1922年5月1日”。第一种说法的根据是上海《时事新报》所刊登《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中说：“第一期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22)。第二种说法来自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23)。第三种说法是依据《创造》季刊创刊号初版本上所印的时间“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发行”(24)。第四种说法既有多位创造社早期成员的回忆录依据(25)，又有原始文献依据(26)。虽然这四种说法都是有根有据的，但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也并非没有更接近事实的一种说法。本人经考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种说法只是预告的创刊时间，肯定不是真正的创刊时间。因为多种史料表明，在“1922年元旦”之后的数十天里，创刊号中的许多作品尚未完稿，如：郭沫若所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文末注明“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三日脱稿”；郁达夫所作《〈杜莲格来〉的序文》文末注明“一九二二，二月三日”脱稿；郁达夫所作《编辑余谈》“一九二二，二，十三”脱稿。也就是说，至少在1922年2月13日以前，《创造》季刊还没有编完，怎么可能1月1日就创刊了呢？ 第二种说法是创刊号编定的时间，难以证明是出版时间。《创造》季刊原计划1922年元旦创刊，为什么推迟了呢？主要是因为郁达夫准备为创刊号提交的一篇力作——《茫茫夜》尚未杀青，而他又是《创造》季刊创刊号的定稿编辑，以至于创刊号一再拖延。拖到2月份，《茫茫夜》终于写完了，创刊号的其他稿件也在2月中旬全部编定了。但是，翻阅笔者所能找到的历史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只有陶晶孙20多年后回忆说“一九二二年二月，《创造》第一卷第一期出版”(27)。仅靠这样的孤证就说明《创造》季刊创刊于“1922年2月”，是难以成立的。 第三种说法貌似最准确，其实也不可靠。“最准确”是因为《创造》季刊上印着确切的出版年、月、日；说它“貌似”，是因为这个刊物从创刊起很少能按时出版，大都拖延，最长的一期能把季刊拖成年刊。所以“白纸黑字”，也并非“铁证如山”。不仅《创造》季刊如此，创造社编的其他刊物也经常出现刊物上标明的出版发行日期与实际时间不相符。虽然《创造》季刊创刊号初版本上所印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发行”，但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1922年3月间《创造》季刊的问世，倒是有创刊时间再次拖延的大量证据。 第四种说法的证据是最充分的。 证据一：《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最后一页上介绍创刊号时标明创刊号是(1922年)“五月一日出版”。如前所说，创造社编的刊物经常衍期出版，即实际出版发行时间晚于刊物上所印的时间。但是，从能够查到的原始文献来看，创造社所编刊物后出的某一期为此前某一期做广告时，所标明的出版发行时间与实际出版发行时间相差无几。证据二：除陶晶孙外，绝大多数当事人的回忆都是《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正式出版，如郭沫若的《创造十年》(28)、《我怎样写〈棠棣之花〉》(29)、《创造社的自我批判》(30)、《谈创造》(31)等，郑伯奇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32)、《忆创造社》(33)等。证据三：《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从1922年5月14日起连续数天发表《创造》季刊最近出版的消息。这既说明不可能是在3月15日之前，若是不能说“最近”，更不会是5月14日以后。证据四：一些回忆录间接地提供了《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创刊的旁证，如郑伯奇回忆“《创造周报》就在《季刊》创刊一周年的五月一日出版了”(34)。 综上，根据目前掌握的历史档案依据和多数创造社研究专家的成果(35)，《创造》季刊创刊号的正式面世时间，基本可以定在“5月1日”；若说是1922年5月创刊就更稳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