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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老大学的遗响 上述四教授中，受朱自清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其直接指导的研究生王瑶。也正是王瑶，晚年借助朱自清这座桥梁，提出了“清华学派”这个曾风行一时的概念。 说到“清华学派”，不能不提王瑶的另一句名言，那就是：“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作为长期任教北京大学的名教授，王瑶晚年再三这么说，用意何在？我在《八十年代的王瑶》中曾略为辨析：因撰写《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二文，王瑶重新回到美好的青年时代，爱屋及乌，因而特别表彰清华的学风及文化。另外，从21岁到39岁，这十八年间，王瑶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后面的三十多年，不愉快的岁月居多。可那是大时代的缘故，怨不得北大；若继续生活在清华园，王瑶也未必有好处境(121)。吴、林、季三位未见如此情感强烈的表述，但也都与夹杂着“青春记忆、师长追怀、个人遭遇”的母校清华大学有密切联系。可再往前推，他们的老师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等又都是从北大毕业的。若从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着眼，这两所旗鼓相当且相互激励的名校，在学风上虽有明显差异，唯独在“政治与学术的纠葛”这个话题上，谁都做不了主。说到底，那是“大气候”决定的。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个人的心境与才华，学科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学传统等，不说微不足道，也是相形见绌。1978年以后，这四位清华毕业生重新焕发青春，大展宏图，以至深刻影响北大80年代的“文学教育”，固然可喜可贺，可那也是拜改革开放之赐，而主要不取决于个人意志。说到底，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个体选择的自由以及自我设计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对于教授们来说，“大环境”改变不了，能用心经营的只是“小环境”。借构拟“清华学派”来影响当下的教育走向，便是王瑶的自觉选择。我曾谈及：“当初王先生提出‘清华学派’，不是在做学术论文，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如何帮助清华文科恢复精神。”(122)1985年，也就是清华中文系复建的那一年，在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议上，王瑶称：“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接下来借用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三分法，说明清华同人更愿意在“释古”上多用力，而“我是深受这种学风的熏陶的”(123)。1988年，清华大学纪念朱自清逝世40周年，王瑶又发表《我的欣慰和期待》，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里的一个系，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学派，其特点是兼有京派、海派之长；“清华中文系的成就和特点都是和朱先生分不开的”；“北大教语言学的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教文学的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先生、俞平伯先生，一直到台湾大学的董同龢先生、许世英先生，都是属于这个系统的”(124)。这里提及北大“教文学的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而漏了他自己以及老同学季镇淮，日后的研究者自然会补上。 此文发表一年后，王瑶便去世了。而清华的学者接过这个概念大加发挥，称“清华学派”不局限于中文系，而是包括中文、外语、历史、哲学等文科各院系，甚至涵盖此前的清华国学院，其特点是中学西学结合，历史现实对话，微观宏观合流，还有兼及西方理性与传统训诂等，说到最后，连作者都感叹，这些好词似乎不仅属于清华(125)。我承认老清华的文科很有特点，但对其是否构成一个学派持怀疑态度。若局限于中文系，王瑶的说法有道理；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人数越说越多，特征越说越杂，“大”到无边的时候，这“学派”也就瓦解了(126)。 这里暂时撇开王瑶立说时的策略性考虑，将“清华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史概念，重新加以辨析。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朱自清有无建立学派的自觉。王瑶提及的朱先生日记，其实很简单。去世前四个月，即1948年4月12日，朱自清参加完清华的教授会，在日记中随手写下：“他(冯友兰)指出我们的研究方法既是京派又是海派，甚是。”(127)就这么一句话，此前此后，不论文章还是日记，未见朱自清谈论这个话题。朱先生性格谦虚，特别好学，常在日记中记录同事佳言，或摘抄阅读过的书籍。这些只言片语，固然显示了朱自清的趣味与立场，但若没有其他辅助材料，很难形成大的判断。比如被王瑶敏锐抓住的这句话——“既是京派又是海派”，内涵其实很模糊，即便连上十年前冯友兰的“释古”说，也都很难准确定位。 1935至1938年间，冯友兰多次撰文阐述他的“释古”观(128)，那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问题在于，虽同属人文学科，文史哲三系各有各的学术传统，也各有各的发展路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信古”“疑古”还是“释古”，并非各大学中文系争论的焦点。当初中文系的内外矛盾及相互碰撞，聚焦在另外两对概念：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 具体到清华中文系，为何另辟蹊径，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都有明确的表述。1928年8月17日，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和教授朱自清等励精图治，希望凸显自家面目——“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129)。为了落实这一发展战略，朱自清意气风发地走上清华讲台：1929年春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1929年秋讲授“中国歌谣”。这两门让人耳目一新的课程，同时出现在“国立清华大学”刚刚诞生的1929年，并非偶然(130)。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中，朱自清批评其他大学国文系“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131)——这里首先中箭的，自然是其竞争对手、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清华之将诞生不久的“新文学”搬上大学讲堂，可谓备受争议，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但此举的影响十分深远(132)。至于刘文典1932年4月11日在清华大学纪念周就“清华大学国文系的特点”作专题讲演，更是称：“我们清华大学的特点，就在学生的外国文程度，比其他的任何学校，都要高些。我们国文系就正是要利用这个特点，来实现我们的理想。”(133)当年雄心勃勃、希望扬长避短的清华中文系，确实比北大中文系更为注重当下、也更突出文学性。这从其课程设计可以看得出来，而允许林庚以新诗集作为毕业论文，以及选择小说家吴组缃读研究院，更是无声的宣言。 不过，这里所说的北大、清华两校中文系的对立，主要存在于1928-1937年间。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两系合并进入西南联大；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中文系并入北大。中间这几年(1946年9月至1952年8月)，或兵荒马乱，或沧海桑田，大家都很难在课程设计上施展拳脚。即便是竞争激烈的那十年，也有个变化的过程——1930年年底胡适重返北大，意识到清华的挑战以及北大自身的局限，特别邀请杨振声，希望借助其对于新文学(教学及写作)的巨大热情，整顿暮气沉沉的北大中文系。虽然杨最后没来，但第二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在胡适的主导下，确实发生很大变化(134)。 或许可以这么描述：“整理国故”兴起后，北大中文系更多关注“旧文学”与“考据”；改为国立大学后，清华中文系刻意引入了“新文学”与“创作”，以便与北大抗衡。这两种各有其合理性的文学教育理念，在西南联大时期已相互借鉴；到了院系调整，更是彻底合流。因此，吴、林、季、王所体现的文史兼修、古今并举，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两种不同学风的对话、融合与自我更新的过程。 历史进入80年代，这四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老骥伏枥，各有其努力方向，其中个人著述最多的是林庚，而指导研究生最成功的当属王瑶。晚年接受采访，谈及自己近年很好的写作状态，林庚称： 要是没有这段时间，这些东西还真是没法整理了，那么《文学史》就只是半本了，《天问》研究了一半也拿不出来，关于诗歌的理论以前也没整理过，我的格律诗，要不是出了《问路集》，也都散掉了。所以这些年对我还是很重要的，把我一生的工作都整理了一遍。(135)相对而言，另外三位先生虽也努力，却不像林庚那样成果丰硕。但在教学(尤其是指导研究生)方面，四人均有不俗的成绩。80年代的中国学界，如何承上启下，促成薪火相传，成了老一辈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学位制度的建立，使得这种“苦心孤诣”成为可能。 以下列举1978年以后吴、林、季、王四位教授指导的研究生名单(已完成学业，根据论文统计)： 吴组缃指导硕士生两名[张全宇、张健]、博士生三名[刘勇强、张国风、朴永钟(与周强合作指导)]； 林庚指导硕士生一名[钟元凯]、博士生两名[徐志啸、沈美庚]； 季镇淮指导硕士生四名[张中、张永芳、夏晓虹、吴迪]； 王瑶指导硕士生十名[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山、凌宇、温儒敏、张玫珊(与乐黛云合作指导)、林基成、郭小聪、朱晓进]、博士生五名[温儒敏、陈平原、方锡德(与严家炎合作指导)、张国祯、谢伟民(与孙玉石合作指导)]。看了这个名单，熟悉当下中国学界的读者很可能马上有如下反应：第一，王瑶确实指导有方，故其“学术薪传”最为成功；第二，吴、林、季三位寿命都比王瑶长，其指导研究生的数量未免太少；第三，为何北大那么晚才开始招收文学专业博士生(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第一届博士生1984年10月获得学位；北京大学则迟至1987年6月)？第三点与教授们的严谨与谦让，也与校方的不够重视有关。第二点则关涉制度设计。开始招生研究生的1978年，吴组缃70岁、林庚68岁、季镇淮65岁；最后一个学生毕业时，吴组缃88岁、林庚88岁、季镇淮74岁，照常规确实早就该退休了。可这中间那么多年，为了把舞台让给下一代学者，北大没像其他大学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老先生的经验与智慧(想想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苏州大学的钱仲联)。 这就说到人格熏陶与学问承传的关系。说实话，七八十岁的老先生，不可能像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那样，手把手地教你读书做学问。可80年代的中国，中文系还能吸引很多绝顶聪明的好学生；能考入门的，根本用不着手把手教。王瑶刚去世时，我写过一篇短文，谈及先生的“传道授业解惑”： 先生习惯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点钟前往请教。很少预先规定题目，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得意处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象放风筝一样，话题漫天游荡，可线始终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收回来。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听先生聊天无所谓学问非学问的区别，有心人随时随地皆是学问，又何必板起面孔正襟危坐？暮色苍茫中，庭院里静悄悄的，先生讲讲停停，烟斗上的红光一闪一闪，升腾的烟雾越来越浓——几年过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来了。(136)这段话常被论者引述，以为颇具雅趣。也有读者表示怀疑，以为是我“妙笔生花”。其实，此乃“写生文”，不曾着意渲染。今人之所以感觉陌生，就因为研究生教学制度化以后，同样可能窒息活生生的师生交谈。我入学的时候，中国的博士制度刚刚建立，没有统一的课程或学分规定，导师于是以闲谈代替授课。当初因缺乏经验而不曾正襟危坐，倒是与古人“从游”之义相吻合(137)。 其实，老教授指导研究生，长处不在有形的学问，而在一种精神，一种气象，一种人格魅力。想到这些，我对北大当初之固守制度，没让老先生多带研究生耿耿于怀(不只中文系，人文学科各系均如此)。哪怕主要事务由副导师负责，老先生只是挂名，不时与学生聊聊天，都会有很好的效果。我说的“效果”，不是给学生提供“象征资本”，让其日后可在人前吹牛；而是从老先生那里，确实能感受到老大学的精神与风采。 在《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一文中，我谈及王瑶之“极力为民国年间的清华文科叫好，某种意义上是在为老大学‘招魂’。”(138)我并不主张神化“民国大学”(139)，但我承认，80年代的中国学界，幸亏有这么一批饱经沧桑的老学人，让我们得以接续民国年间若干好大学的优良传统——这里就包括了老北大与老清华。 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借辨析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等老一辈学者的足迹，我们得以触摸此兼及古今、贯通文史、关心政治的学术传统，同时也可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或许，这是上一代学者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