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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解读 所以要问：2012年王蒙从主要写于40年前的旧作中看到了什么令他自己"拍案叫绝"、"热泪横流的东西，以至于改长久的犹豫，毅然决定整理出版？为什么是2012年？为什么此前就没有看到这部差不多被遗弃的旧作竟然有如此激动人心的内容？这一戏剧性转变提醒我们，理解《这边风景》，重要的或许并非追究历次修改的具体细节，而是作者何以要在2012年突然髙调认可旧作-确切地说，认可他本人以读者目前看到的面貌所完成而过去几次三番皆未能完成的对于旧作起死回生的極救"？王蒙要从旧作中"拯救"什么？他希望读者看出什么？ 主题先行的"阶级斗争模式"、"三突出"创作方式和"个人崇拜的迷信狂热"吗？王蒙确实没有完全抹去这些未能免俗又岂敢免俗的时代印记。不仅没有抹去，实际上还容忍它们大量存在。整部长篇仍然是以丨1962年边民外逃过程中一桩粮食盗窃案和揪出"四不清"干部背后境内外阶级敌人为外在叙事框架。但这些显然不是王蒙所要"拯救"的内容〃他只是借重时代的进步和读者的明智，大度保留旧作的历史风貌-"原貌"罢了。我甚至猜测，这部分内容，王蒙不仅没有大幅度修改，甚至还用历史的宽容态度欣赏着、追怀着、敬悼着往昔那些夸张的描写，比如伊力哈穆深夜读毛选，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维吾尔族瞎眼老奶奶挨个摸"四清"工作队员的脸，雪林姑丽新婚之夜和新郎艾拜杜拉同做"大寨梦"，伊力哈穆的睡在摇床上的婴儿一听《大海航行靠舵手》"脸上就出现了明快的笑容"…… 此外，小说的整体结构，众多人物，"排山倒海的细节"，丰富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的画卷，与时代精神合拍的浓郁的抒情气氛，盛年操笔才有的充沛文气，所有这些内容，从1978年北戴河开始的历次修改，包括2012年的校订，都只能是细部的充实、打磨，而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更改。 因此对《这边风景》年版本，完全允许有三种解读。 第一，你尽可以把《这边风景》当作十七年文学或"文革文学"的落幕之作"来发思古之幽情，来惊叹作者在大乱避乡的岁月如何绝地反击，如何抗流拒俗，如何超凡脱俗，即如何在"文革文学"的套路里玩出了花样，显示了大量超"文革"、反"文革"的奇迹，特别是作者本人在''小说人语"里反复提到的，在批判"形左实右"的政治气氛中竟然还能坚持批"左"。你当然也可以因此而分析"文革文学"因为具体时段"文革"后期）、具体地点（新疆）和具体个人（天才的王蒙）而必然发生却一直被忽略的复杂性。这是一种读法。 第二，考虑到截止1981年之前的历次修改，你若把《这边风景》当作从"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过渡时期的作品来解读，探索王蒙在过渡时期的前瞻与反顾，也未尝不可。这又是一种读法。 但这两种读法都忽略了2012年的语境。王蒙2012年决定推出40年前旧作，不可能只为了展览他在"文革"后期从阶级斗争的模式中破茧而出的艺术，也不可能只是为了给学者研究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那个过渡时期提供一份历史文献。借这部旧作的复活，王蒙所要说的应该还有2012年想说的话，而这些话并不需要怎样加添，改作，它就包含在旧作的基本不变的"大情节"的叙述逻辑之中。 这个"大情节"，就是《这边风景》所依托的主要政治背景，即1962年酝酿、1963干部跑点摸情况、1964年全国响应、1964年底戛然而止的"四清"运动，其中关键是运动后期毛泽东批判他本人一度表示欣赏并亲自批转全国旳王光美"桃园经验"否定也是由他亲自过问和认可、名义上由刘少奇主持的"前十条"与"后十条"，制定和颁布"二十三条"。这就是书中反派人物亚力买买提所说的"他们的文件也会与文件打架"。"四清"运动固然因此突然降温，但这并非整个事情的结束。"四清"过程中激化的诸多矛盾要到两年之后'文革"发动才全面予以解决，但"四清"一度坚持的主攻方向，即在"反修防修"和"阶级斗争"背景下力求"不上缴"而"就地解决"社会矛盾-对新疆来说，就是缓解1962年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以来的民族矛盾，同时清理干部队伍，提高干部素质，改善干群关系，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这些内容，一到"文革"就完全取消了。《这边风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限制在1964年底之前，始终围绕新疆地区 "四清"运动的上述主攻方向，并且始终强调运动的"基层"特征，对毛泽东谆谆告诫的"根子在上头"置若罔闻或毫无所知，不管"政治正确"与否，都始终凸显着作者本人关注的问题-他在那个年代作为放逐到边疆"基层"的普通干部能够理解的问题。基本不变的"大情节"所包含的思想信息在2013年版本中被充分释放了。 如果注目于此，进行第三种解读，版本学上的困扰和焦虑也就会大为缓解。 《这边风景》"大情节"凸显的问题（民族矛盾、干部队伍、群众生活）以及各民族文化习俗，可以穿越历史，走进今天和明天。我想这些才是2012年王蒙除了感念个人逝去的生命、痛悼与该书写作关系密切的爱妻的亡故之外，在旧作中所看到的最令他激动的内容。站在2012年前后语境中理解王蒙为什么要借这部旧作来回应当下，并不困难。至于这些内容究竟诞生于具体哪个创作（修改）年代，并不重要，毕竞这些被一段一段分割开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仍然归属于完整的当代中国社会史和文学史，王蒙"重读"旧作时所要拯救"的内容，在当代中国社会史和文学史上也是以贯之，没有发生根本的断裂。 在这意义上，《这边风景》既是一部旧作，也是借旧作-不管何时被修改或是否经过大幅修改-指涉当下的一部"新著"。中国当下问题本身和《这边风景》一样，都具有不可否认的巨大的历史延续性，用这样一个亦旧亦新的文本来回应既是历史又是当下的那些问题，不也非常合适吗？ "基层"、"民族融合""干群关系""祖国颂" 1981年至1984年的《在伊犁》吸收了《这边风景》的部分内容，取得了巨大成功。既然有了《在伊翠》为什么还要推出《这边风景》？针对新世纪语境，《这边风景》可以帮助王蒙说一说《在伊犁》没有说尽的什么话吗？ 这只要比较一下《在伊犁》和《这边风景》，看看哪些内容《这边风景》有而《在伊犁》缺失或弱化处理了，又有哪些内容一以贯之，答案便不难找到。 《这边风景》内容很庞杂，既有曰常生活与风俗画卷的生动展现，更有高度的政治意识，这主要是指在"反修防修"和"四清"运动的大背景中，强调如何依靠中央正确文件（1964年底《二十三条》）来妥善解决因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干部素质恶化导致的基层单位（县、公社、大队和生产小队）党内和人民内部矛盾，达到张扬爱国主义、民族融合、改善基层干群关系和干部素质、清除隐藏的阶级敌人、推动生产、改善生活的目的。小说主体故事发生时间（也是全知视角叙述时间），从1962年5月初伊力哈穆回乡，到1964年底颁布《二十三条》后"四清"运动降温，有时也用倒叙法回溯1962年以前的往事，但原则上不写1964年底以后发生的事。 《在伊犁》的故事发生时间没有清楚上限，大致以1963年作者到新疆为起点，直写到1981年9月作者在"新时期"之后第一次回访新疆和伊犁，主要内容是作者对新疆生活和维吾尔乡亲的深切思念，日常生活和风俗画的展现鲜活而丰满，至于政治意识，则主要是"新时期"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正好是对《这边风景》的政治意识的扬弃。 比如，《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在生产队用小砍土锼，干私活换大砍土锼，按照80年代初的政治意识就被赞许为新疆的"李顺大"。同样被肯定被同情的还有《淡灰色的眼珠》中不爱集体劳动旳木匠马克。而阿麦德的特务"-案、"前科长"的"反革命集团"案，也都获得平反昭雪，这些都和《这边风景》大异其趣。又比如，《好汉子伊斯麻尔》写一个无伤大雅的运动"根子"喜欢出头露面，一旦掌权就颐指气使，贪图享受，但他又颇能组织大规模群众劳动，熟悉农活，更可贵的是上台认真演戏，下台毫不恋栈，甘心做普通人。 如果说《哦，穆罕默德。阿麦德》里有《这边风景》尼牙孜、麦素木的影子，那么伊斯麻尔则可视为《这边风景》中穆萨和库图库扎尔的合成，但作者的态度和叙述方式都大不相同。《在伊犁》依托"新时期"政治文化气候，善意嘲讽也大度原谅了主要人物身上的缺点，高度肯定他们的优点，而无论优缺点的政治色彩都被极大地淡化。这里面当然也有干群关系和干部素质问题，但并没有像《这边风景》那样，因为阶级斗争的政治主题而变得剑拔弩张，更多则归之于文化和人性。当然也有爱国主义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但在80年代良好政治气候中，《在伊犁》中的这个问题也做了淡化处理-汉族代表"老王"和少数民族几乎天然地水乳交融，不像《这边风景》，正面落笔民族矛盾、民族冲突乃至由此酿成的群体性事件（比如第十六章"猪仔事件"中一触即发的维汉冲突和大规模的干群对立），强调良好的民族关系必须通过紧张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和干部群众共同努力，才能切实地争而后得。 展示维吾尔和其他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和语言、宗教、习俗、文化心理，感念维吾尔和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善良、智慧、勤劳、勇敢，以及作为人类共有的可以包容的缺点，两书一以贯之，但这些内容《这边风景》写得更饱满（个别地方或许还略带夸张）！而在展示民族团结，渲染维吾尔和其他各少数民族对汉族同胞、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以及新疆和伊犁地区良好的干群关系方面，《在伊犁》也很重视，却没有像《这边风景》那样全力以赴，并且十分突出地强调：这一切都是经过1962年边民外逃的"伊塔事件"和1964年"四清运动"的国际国内严峻政治斗争的考验，而得到巩固和升华。在"新时期"政治氛围中，《在伊犁》不免显得云淡风轻，它并没有用罄当年廉战急的《这边风景》所蕴含的生活和思想资源。因此，尽管有了《在伊犁》，《这边风景》仍有值得出版的价值。 《这边风景》有两个"文眼"，第十一章"老王也会受到挑拨吗"（民族融合）、第二十二聿"县委书记赛里木深入群众"（干群关系），今天看来，仍然历久弥新： 老王是汉族，但是他祖祖辈辈和维吾尔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他从小就感到不同民族的相同命运的人要比相同民族而不同命运的人亲近得多。" 民族，什么是民族呢？为什么同样的人要分成个又一个的民族呢？过去，里希提想到各个民族的各自的特点和共同的经历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的时候，总是更加感到祖国的伟大，生活的丰富多彩，各民族劳动人民的互相团结、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是一件大好事情。但是今天，他又一次清楚地看到有那么些心怀叵测的人正在企图利用民族的区分来分裂人民，企图把统一的中国人民的整体隔成一块又一块的血肉！再往这裂缝上洒下盐。" 接下来一段关于"老王"既欣赏维吾尔文化的长处又恪守汉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关于"民族感情"既要尊重又须警惕发展为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议论，和1981年那篇宣言式的《热爱与了解-我和少数民族》如出一辙。这些内容包括上述"猪仔事件"，《在伊犁》并非没有但或许写得过于蕴藉含蓄远没有《这边风景》来得严肃峻切！ "新时期"或"五四"以来，写到少数民族的汉语（未必是汉族）作家夥矣，但真能深入少数民族日常生活，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保持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前提下高度赞赏和充分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包括赞美西北少数民族优于汉族的歌舞文化和体魄！），在心理上精神上灵魂上彼此沟通，真诚昂扬地提倡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以至于具体落实到语言文体的气韵魂魄与神经末梢，竭力促进民族融合，以至于成功地消除陌生感、异己感、恐怖感，真诚昂扬地歌颂爱国主义，一如真诚昂扬地歌颂少数民族和民族团结者，王蒙一人而已。 再看他如何描写县委书记赛里木下乡走群众路线的经验： "像鱼儿来到水里，一下来，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方法以至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它和人民更近了。他头脑里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更多了。他的心情更充实也更自如了。虽然担任县委领导职务也已经五六年了，但是办公室一坐他总觉得六神无主。脸上没有土，身上不出汗，鼻子里闻不见牛粪、青草和柴油的气味，手里握不到厚实的硬苗……这可叫人怎么过下去！" 《这边风景》描写了以赛里木、里希提、赵志恒、伊力哈穆、热依穆、达吾提、吐尔逊贝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疆县级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基层优秀干部形象，他们是群众路线的表率，也是维护民族团结的先锋，而群众路线与民族团结在《这边风景》中完全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干部淡泊名利，身先士卒，与群众水乳交融，及时化解矛盾，消除误会，就不会酿成和放纵令人痛心疾首的民族团结问题。反之，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蜕化变质，必然受敌人蒙蔽和利用，甚至本身就变成敌人，最后受损失的当然是民族感情和党的民族政策-这后一种情况也是《这边风景》着力描写的，如果说在分量上没有超过前者，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其中的重头戏当然是库图库扎尔形象的塑造，此君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多吃多占，利欲熏心，最后脚踩两只船，一面对党和群众虚与委蛇，一面里通外国，跟破坏民族团结的"高腰皮鞋"乃至境内外敌人沆瀣一气，亲手制造"猪仔事件"和"死猪事件"，并散布流言，诬陷清正廉洁的维吾尔族干部，从根本上伤害民族团结，平时又欺下瞒上，巧舌如簧，非常具有欺骗性。如果说库图库扎尔是"四不清"干部的典型，聿洋就是在"四清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可能比"四不清"干部还要可怕的另一种脱离群众的典型。小说成功描写了和尹中信、赛里木等优秀干部处处对立的章洋那种"左"得可爱、左"得可笑、"左"得可怕、"左"得可恨、"左"得可耻的工作作风。这也是"小说人"虽然庆幸在批判"形左实右"时尚能坚持批"左"但回想起来仍然"痛心疾首"的一种现象。写得最绝的一点，是极"左"之实竟然也懂得盗用联系群众之名来大行其道，如章洋先搬进尼牙孜家，后来又强行与可怜的泰外库同吃同住，直闹得鸡犬不宁，洋相百出，而他本人却以为捞到了大笔政治资本，更加自信地挥舞大棒，至死不悟。 相比之下，《在伊犁》的重心是塑造一系列善良、勇敢、勤劳、豁达、爱美、富有理想与诗情、小有缺陷而瑕不掩瑜的普普通通可爱的维吾尔群众形象。偶尔也提到"社教"和"多普卡"（"斗批改"干部，但大多通情达理，或无伤大雅，绝无"章洋"那样自以为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左"得可爱、愚蠢之极乃至被阶级敌人挖苦为"什么都没有弄清先上来冲锋陷阵的好汉子"。《在伊犁》也写到从运动"根子"起来的咋咋呼呼的基层"铁腕"伊斯麻尔，但情况并不严重，没有发展到类似库图库扎尔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着眼于群众路线和民族团结，在基层干部形象塑造上激浊扬清，驱邪扶正，是《这边风景》较之《在伊犁》更加凸显的亮点。 当然，也间接地借了受尽凌辱的可怜的乌尔汗之口，强调了"文件"的重要性： 我的老天爷呀，我看不清也听不明白的文件啊！让真主保佑：多发一些有利于老实巴交的好人、不利于兴风作浪的奸贼的文件吧，多发一些让人好好地过日子而不是平白无故地折腾人的文件吧。" 看不到这一点，《这边风景》的出版就无非是替《在伊犁》找到前身，等于出了《在伊犁的加强版。实际上《这边风景》的推出，不是从1981-1984年创作《在伊犁》的精神氛围后撤到1972-1976-1978写（改）《这边风景》的思想境界，而是以退为进，"拯救"出《在伊犁》所回避、所淡化的一部分内容。我以为，这些内容正是2012年王蒙希望发表却未必能像过去那样顺畅表达的心声。"偏巧"这时"发现"了旧作，于是就借昨日心血凝成的作品，浇今日难平之块垒了。 《这边风景》虽然是主要在70年代下半期书写60年代前半期的新疆生活，但并非王蒙60年创作历程的一个例外，其主要内容不仅远承50年代，也呼应着80年代以后直至新世纪王蒙的思考和探索。 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王蒙就显示了他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二是自觉融于新国家，坚信这新国家前途远大，个人命运不可能自外于国家命运。这二者简言之就是现实批判精神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主义。前者说得较多，后者则较少论及，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仅从《组织部》延续到《这边风景》，更透过作者当时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贬谪心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首先，从现实批判精神就推出《这边风景》"四不清"干部和干群关系恶化问题。选择"四清"作为自己和时代的契合点"，固然是"戴着镣铐跳舞"，却也是远未驯服的《组织部》之创作惯性使然，并迎头赶上了新世纪干部队伍整顿、群众路线运动。 其次，从爱国主义推出《这边风景》强烈的民族一国家意识，推出王蒙特有的对少数民族的感情与认识，对民族融合和大国主权的体认，对泱泱大国的由衷自豪，并且绝非歪打正着地指涉了新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 论到这部书在西域和新疆文献史上的地位，与其说是上继《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取经诗话》和《西游记》等典籍的宗教遥慕与神话演义，或纪晓岚、魏源、林则徐等清代文人的新疆见闻，不如说是远追《史记》的囊括西域和周边其他民族之家国天下混一思想（尹中信下乡路上想到的正是汉代凿空西域的伟业），而近承碧野《天山景物记》等当代经典作品的颂歌情结与大赋情怀。《这边风景》真诚地赞美少数民族，赞美民族融合，赞美全然委身的新国家，赞美在祖国怀抱各民族的每一个凡人的命运的奇妙，从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上升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境界，（在这样的社会整体的精神氛围中，学汉语、爱汉族、爱家、关心国际乃至宇宙大事的阿卜都热合曼老爹的塑造属于王蒙的一绝，而阿卜都热合曼老爹在《这边风景》中绝非孤立现象，他是书中写到的所有少数民族群众的一个代表，体现了作者为之感动不已的真正超越夷夏之辨的新型民族关系和民族感情的精髓。）这是只有在新国奠基、百废待兴、前途远大的时代才会有的心胸气度，也是今天在谈论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时弥足珍贵的一笔精神遗产。 80年代以后王蒙坚持这方面的思考，《布礼》、《风筝飘带》和《相见时难》、《新大陆人》两组小说，一则竭力化解内部的伤痛、愤懑、动摇和幻灭，一则坦然迎受外部（比如"美籍华人"）怀疑与质询的目光，其努力与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主题，历经80年代至新世纪文坛风雨的反复冲刷，愈加显得清晰而坚定。 现在我们又听到来自《这边风景》的悠远回响： "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到基层几个小时，他们便开始看到、体会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方针、计划、设想、胆略、任务，是怎样地在基层汇合成了沸腾的、五花八门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古今中外，还有比我们的基层单位更充实，更有吸引力的生活吗？" 这是"四清"工作队刚下乡时内心腾涌的下一体的国家意识，洋溢着政通人和的祥瑞气氛。 再看《这边风景》的总结陈词： "这所有的一切，所有的地上的、人间的快乐和光明，都来自我们亲爱的祖国。我们唯一的愿望，唯一的要求和最大的幸福就是要把自己献给祖国，把自己的劳动和爱情献给祖国，让祖国变得更加美丽。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们也要变成祖国大地里的泥土的一粒小小分子，也要歌唱伊犁，歌唱天山，歌唱黄河与长江，歌唱我们经过了不少的试炼，才有了些许的安慰。我们与祖国同在。" 不管这两段话写于何时，都是王蒙从50年代直到新世纪60多年文学生涯的主旋律。祖国高于一切，祖国意味着一切。这并非外在的空洞的叫喊，乃是一个作家，无论遭遇乱世还是欣逢盛世，无论居庙堂之髙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攀上汉民族文化高峰，还是深入少数民族生活的堂奧，都有深切体会而恒常持守的基本生存感悟。而他所要抵抗、所要瞀醒的反面，则不妨用《新大陆人》首篇《轮下》结尾一句来概括： 中国！中国！中国！你这个中国的不肖子！ 作家王蒙的特点之是强烈（有时露骨？）的政治关怀。时代不同，境遇有别，另一些作家这方面有些淡化，也很正常。但如果站在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立场认为过于关心政治的创作不是文学，这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就有点像站在汉大賦、六朝宫体诗、李贺、李商隐等人（当然也是被误解了）的角度，说屈原《离骚》、杜甫和白居易诗歌以至鲁迅杂文不是文学一样。 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关心政治，而在于能否将政治关怀转化为艺术的表达。《这边风景》再次让我们看清王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他是无限深情地歌颂社会主义大中国的大作家。有的中国作家虽然伟大，但不一定描写社会主义大中国；有的作家能够描写社会主义大中国，但并不一定因此将自己造就成了大作家。 场面·人物·笔势·维汉混合语体 当然不只是政治关怀，可说的还有很多。 《这边风景》出版以来，肯定性评价集中于一点，就是王蒙对世纪六七十年代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塔塔尔、勒粗、俄罗斯、回、乌兹别克、锡伯等其他少数民族杂处共存的我国新费伊犁地区日常生活无出其右的丰富而出色的描写。所谓日常生活，除了40多个活生生的人物及其性格和命运，还包括和这些人物有关的不同民族的语言、习俗、服饰、歌舞、文学、心理、历史传说、宗教乃至饮食、家居、器物之类。这当然不错。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光革蒙这本书究竞使用了多少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民间谚语，就颇值得词典学、民俗学和小说修辞学的统计和研究。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量学术论著还会在这方面继续展开。这里仅就和王蒙小说艺术有关的几点，做些补充性探索。 先说场面描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场面或曰场景描写，是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的必要环节，也是作家展示其生活积累、观察力、想象力、结构组织力、语言表现力和基本价值关切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艺术。对于偏向写实的长篇小说来说，没有成功的场面描写，就像一个将军只能组织小战役而不敢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决战，一座高楼没有几根必要的柱石，一桌酒席没有几道像样的主菜，或者一场交响乐，只有几把提琴的嘶鸣，至多加上木管组的几根短笛，而缺乏铜管组的圆号、长号、大号以及全套打击乐器的配合！经典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都有精彩的场面描写作为支柱，后来这门文字描写的艺术似乎日渐式微。深受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尤其俄苏文学）影响的王蒙创作《这边风景》时，迎难而上，非但不畏惧场面描写，反而似乎酷爱大场面，追求大场景，一写到大场面大场景就格外来劲，比如穆萨旳翻江倒海吸瓜而非吃瓜法（《在伊犁》"好汉子伊斯麻尔"之"自动排軒吃瓜法"的前身？）麦素木和古海丽巴侬夫妇为拉拢大队长库图库扎尔而设计的成龙配套的宴席与"恶之花"的弹唱、穆萨和库图库扎尔深夜举行啤酒烤肉宴、阿卜都热合曼老爹与妖龙毡子搏斗、米琪儿婉与雪林姑丽合作打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工作队"从乌鲁木齐一路到伊犁的旅行、工作队进驻时全村的兴奋与骚动、亚森宣礼员应库图库扎尔之请主持人神对接的乃孜尔仪式……无不写得众声暄哗、有条不紊、波澜壮阔、纤毫毕露。有时同一章节接连就有两次盛大的场面写，比如第十章刚写了牛皮穆萨刚刚与"翻翻子"乌甫尔的大战，马上又是乌甫尔和里希提两人默不作声挥动"钐镰"的强劳动场面（"好汉子伊斯麻尔"用"芟镰"割苜蓿的前身？）《这边风景》许多场面描写有的经过修改而移入了《在伊犁》，但生活和艺术的巨大体量明显远未用罄！这是一个作家创作实力的突出表现。 文学的记忆当然还有人物塑造〃《这边风景》提到人物82个，至少正面描写了40位左右，大多饱满鲜明，栩栩如生。细分起来，或者可以说，以伊力哈穆等为核心的正面人物，包括县委书记赛里木、跃进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爱国大队长（后改任书记）里希提、"四清"工作队长尹中信，包括作者寄予深情的大队团支部书记吐尔逊贝薇和汉族农技员杨辉，体现主题思想和政策理念的地方还是超过了真实的个性的开掘，而大量中间人物（姑且借用这个概念）如阿卜都热合曼夫妇、爱弥拉克孜的迷信恭顺一生害怕"咬鸿鸡阵鸿鸡"的父亲阿西穆、牛脾气车夫泰外库、拘谨刻板的亚森宣礼员等，着墨不多，却令人过目难忘。写得更好更出彩的还是那些落后以及反面人物，如工作上习惯蜻蜓点水自以为是的和田某副县长及其培养的四个宝贝积极分子、 "四清" 工作队"左"得可爱的章洋、身份可疑而经常挑起维汉矛盾的汉族流民"高腰皮鞋"包廷贵、同样身份可疑来历不明的维吾尔族流民著名的搅屎棍尼牙孜泡克、自诩神通广大据说有四十只脚而到处推销"塔玛霞儿"哲学的牛皮穆萨，包括在回忆里一笔带过的马木提乡约，麦素木的富商父亲、从公牛而巴依而病人而圣徒的阿巴斯。所有这些之外，写得最成功的坏人，则是1962年出逃未遂的"前科长"麦素木，以及跟麦素木狼狈为奸而又勾心斗角的"四不清"干部典型、泥足深陷却自以为"羽毛比鸭子还要光润"的库图库扎尔大队长！伊力哈穆虽说是长篇的男一号，真正有戏的灵魂人物还是麦素木和库图库扎尔这两位。 这里尤其特别一提的是王蒙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待殊年代，用罕见的爱心与柔情塑造了被诬陷为叛国未遂的乌尔汉以及米琪儿婉、雪林姑丽、独手爱弥拉克孜、伊塔汗、再娜甫、狄丽娜尔、莱依拉等众多美丽、善良、智慧、温婉、柔弱而坚强的女性形象，极大地彰显了人的尊严。当然他也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马木提乡约的遗孀玛丽汗、库图库扎尔之妻帕夏汗、尼牙孜泡克之妻库瓦汗、麦素木之妻古海丽巴侬的阴险、狠毒、愚蠢、颟顸、邪恶、狂野、恣肆，他甚至也写了这些女人对各自丈夫超出平常女人的忠诚驯服与琴瑟和谐， 正如他也写了雪林姑丽和粗暴倔强的车夫泰外库的劳燕分飞，写了不幸、自尊、内心无比丰富的爱弥拉克孜和库外泰之间苦乐交织旳情感磨折。在那个普遍粗粝无情的年代，《这边风景》的女性描写抵达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深邃与美好，它上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对赵慧文、1957年创作而未发表的一篇小说对尹蔽蔽的刻画（该篇后写进《初春回旋曲》），下启《在伊犁》对"爱弥拉姑娘旳爱情"、《淡灰色的眼珠》中木匠马克的娇妻阿丽娅和一怒之下嫁给老裁缝的痴情的独手姑娘爰莉曼的描写，往后一直延展到《活动变人形》和"季节系列"。写女性，写美丽的女子，哀怜她们的不幸，祝祷她们的幸福，这也是王蒙小说创作一条贯穿的红线。 王蒙写人物，或正面强攻，直接描摹，或"背面傅粉"，间接刻画。有些通过人物的语言表演来传神写照，有些则通过事件的前后勾连来反复皴染，有些随时穿插旳次要人物如马木提乡约、麦素木之父的"小传"，也写得云流水，有声有色，足以和表现库图库扎尔精神成长史的"四只飞鸟的故事"相媲美！最拿手的是心理描写，如第二十八聿中央"文件"下来之前麦素木踌躇满志的穿梭外交，第五十三章"文件"下来之后麦素木失魂落魄去伊宁市看望"老爷子"亚力买买提，两大段夹叙夹议的心理描写入木三分，而多处对库图库扎尔心理成长和心理矛盾的分析，则大有老托尔斯泰"心灵辩证法"的气象。如果说同样是写好人，或者写中间人物进步为好人，《这边风景》因"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阶级意识"无处不在而不免夸张和脸谱化，《在伊犁》则因为80年代"人道主义"凯旋也难免有所拔高与美化，那么写坏人则是《这边风景》的特长-《在伊犁》只有那个枯干佝偻却专娶年轻妻子的老裁缝算是彻底的反面人物。这当然要拜阶级斗争"之赐，正因为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作者才特别善于发现人性的污秽，歪打正着地切合了生活的实际。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坏人，许多人性的残缺，借用麦素木名言："地球也有缺点，两极寒冷而赤道炎热……何况是可怜的人类！惟其有缺点，才成其为世界…… "尤其坏人实在写得太绝了，几乎令笔者提前满足，看不到背后的优美风景！这或许也是评论者的令人恐怖的泰外库式的粗糙吧。王蒙写汉族和写少数民族，都不禅于揭发不同民族共通的人性缺点，正如他也不懈地追寻不同民族共通的人性优点。惟其如此，才真正达到了各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沟通和理解。 值得一提旳还有那如火如荼的笔势。70年代末，从新疆归来的王蒙甫一亮相就格外引人瞩目，这不仅因为他在"重放的鲜花"丛中怒放得最鲜艳，也因为他从新疆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另一副笔墨就是把一切都"说个六够"、"蛮不吝"、无所顾忌、四面出击、联翩而下的笔势。这不仅与50年代王蒙判若两人，也和大多数汉语作家划然有别。王蒙从哪里获得这种他自己所谓"博士买驴式文体"？许多人疑惑不解。我曾称之为"说话的精神"，大意是说王蒙写人物，写生活，经常的办法就是直接用语言来写语言，写出生活中的人们的"说话的精神"，同时也毫不隐瞒自己作为作家的"说话的精神"。他捕捉语言的精髓，用语言来抓住生活的秘密，也用语言来吐露心声，更用语言之流来拥抱读者。但我和大家一样也不知道这种"说话的精神"从何而来。隐约猜测与新疆有关，但细读王蒙70年代末回京之前在新疆发表的几则短篇故事，又不敢确认就是80年代以后王式语言瀑布的源头。及至《这边风景》发表，不仅王蒙找到了自己"清蒸鱼的中段"，对他的如火如荼的笔势疑惑不解的人到此也就可以释然。《这边风景》充分描写了维吾尔族人民普遍的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天赋，也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善于学习和模仿这种语言天赋的王蒙的强劲笔势的来源。 但这也并非维吾尔族语言和文学的专利，就像令"老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名言"忧伤是歌曲的灵魂"并非维吾尔诗人纳瓦依的发明。汉语的力量何时弱过？早在先秦时代，三闾大夫的作品便有九畹多姿、百亩弥望的美称，伟大的庄周更是天马行空、汪洋恣肆、巵言日出。到了汉代，司马迁的历史散文瑰丽雄奇，司马相如、枚乘等人的大赋铺张扬厉，六朝贵族文人又有"绮觳纷披"、"情灵摇荡"、"为人先须谨重，为文且须放荡"的说法，他们的诗歌骈文所印证的无所拘牵的自由美学，唐宋以降，追随者代不乏人。"五四"以后出现了鲁迅、郭沫若等振笔直遂、恢弘旷大的巨匠，但白话文学普遍的笔力孱弱毕竟无法掩盖，加以政治钳制，人心猥琐，满目所见，更多还是规行矩步、形格势禁、中气不足、荣华凋敝，以至于连先前曾有的辉煌也不复记忆了。所以在王蒙这里，文体思想的彻底解放乃是维汉文学传统的英雄所见略同，王蒙只是有所汇聚，有所升华而已。他也确有基础和条件来完成这种汇聚和升华。基础是《青春万岁》的一往情深用墨如泼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慎思明辨，一丝不苟。条件是他对维吾尔族语言文化传统的快速领悟，同时不放弃对本民族以及世界优秀文学作品旳倾心热爱与不倦钻研。 如火如荼的笔势，落实在语言细节上，就是王蒙独家发明的"维汉混合语体" 《这边风景》面对的生活世界本身就充满了维汉混合"的语言现象，许多汉人学说维吾尔语，也有许多维吾尔族人像阿卜都热合曼老爹那样痴情地学说汉语，这就自然产生了维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智慧、两赖伟大心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混杂关系。第三十九章一个地方，王蒙待别提醒读者，"在这一段和本书其他地方，有许多取自维吾尔语的直译，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维吾尔人的语言逻辑、感情和心理。"岂止短兵相接的"对话，人物的自言自语、长篇大论、内心独白乃至作者的叙述、分析、仔情和评论，都体现了这种类似"直译"的"维汉混合"。比如第二十八聿麦素木穿梭外交，到处煽风点火，布置众人在即将到来的工作队面前掀翻对手伊力哈穆，他对尼牙孜夫妇、亚森宣礼员、车夫泰外库一路游说过去，或者"暗弓丨"革命导师''语录"，或者怯耀他所掌握（包括生造）的维吾尔族格言瞥句谚语套话和《古兰经》经文滔滔不绝，舌灿莲花就都是这种"维汉混合语体"。此外，尼牙孜习惯的胡樘蛮缠，库图库扎尔在会议上反守为攻、颠倒黑白的慷慨陈词，被库图库扎尔挤兑而沉默退让但又不甘消沉的热依穆副大队长在县委书记赛里木面前的长篇大论，四大队队长乌甫尔一通论据充足滴水不漏的算账……都是气势若虹的维汉语言混杂交错旳极致！ 这里不妨欣赏一下那位在伊宁市深居简出、通过麦素木操控库图库扎尔、公开身份竟然是州商业部门某公司的领导干部、堪称幕后黑手的"老爷子"亚力买买提对麦素木的三次醍醐灌顶的开导。一次是年"伊塔事件"中，已经获得"苏侨协会"侨民证而一跃变成塔塔尔一越靼人麦斯莫夫的麦素木最终不仅没能走成，反而成了政府审査的对象，这时亚力买买提的说法是： 您是维吾尔人的精华和希望。我们不能离开新疆，新疆也不能没有我们，狗离了自家叫也叫不响，可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吞咽使人丢脸，多嘴使人掉头，而盲目的奔跑呢……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第二次是社教工作队进村，麦素木心里没底，亚力买买提对他说： 您，我，我们都是政治家。可政治家能像您那样目光短浅、灰心失望吗？能够像您那样不订报纸，不用最新式的提法和口号来武装自己的舌头和牙齿吗？哎咦，科长兄弟，哎咦，麦斯莫夫老爷，难道在乡巴佬中间，您也逐渐变成鼠目寸光的乡巴佬了吗？……不错，现在讲阶级斗争，好啊，千万不睪忘记，这是说给他们的，也是说给我们的。咱们谁也不能忘记喽。我们生活在一个大话连篇，一个话比一个话更猛更牛的时代，而我们：俄罗斯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与维吾尔人，我们才是大话的能手。哈萨克的谚语：大话可以通天！大话可以移山！大话可以改变世界，改变我们，改变伊犁河的流向！ 比如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好啊，多么好！但是，谁跟谁斗呢？这可不像打仗的时候两军对垒那么清楚。什么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啦，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啦，谁知道会熬成一锅什么样的乌麻什？我最近读了一些文件，有些话说得吓人呢！把农村干部说得坏成什么样子！好哇，让他们用自己的油煎自己的肉去吧。 第三次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条）下达，"四清"运动急转直下，麦素木的精心布置眼看溃不成军，亚力买买提又安慰他说： 虽然他们调整了政策，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文件"，他们的文件也会与文件打架，这里头也有权利斗争……未来呢，难免还有新的纠纷、分裂以至于混乱。这样斗下去，他们早晚要不就四面树敌，顾头不顾尾，要不把自己斗乱乎了完事。我们活动的时机仍会到来。像你们的章组长那样的什么都没有弄清先上来冲锋陷阵的好汉子，还会有很多的！ 真是汉族大话遇到了维吾尔族大话，北京侃爷拥抱了新侃爷。另外，麦素木用维吾尔文写给不能读汉语的库图库扎尔的匿名信（作者译成了汉语）更是维汉语文完美糅合的一绝！ 当然绝不只是反派人物能言善辩，出口成章，正面人物如赛里木书记、伊力哈穆、里希提、尹中信、乌甫尔、亚森宣礼员、显然具有民间哲人风度的阿卜都热合曼老爹、巧帕汗外祖母，还有阿卜都热合曼老妻、一句"我也是公家人"令赛里木书记感动得险些失眠的伊塔汗，一旦说起来个个都是好手一点不输给亚力买买提、库图库扎尔和麦素木之流！ 王蒙的"维汉混合语体"是站在汉语本位来充分吸收和模仿（"直译"）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这既带来多量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智惹，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表达，也坚守了汉语本位的立场，甚至经过维吾尔语的补充和激荡，愈加彰显了汉语的独特魅力。 其实具备以上几点，就足够有理由"天生丽质难自弃"了。精力弥满的盛年饱含生命汁液的鲜活之作，岂能甘心仅仅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打入冷宫，而它的复活，又岂是仅仅因为政治重新正确了而匆忙施行的"起死回生的極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