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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态度之陡转 这就说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王蒙本人对《这边风景》前后态度的转变。 1972-1974-1976，《这边风景》初稿完成，作者在新囊朋友圈里朗诵过部分章节，但并没有发表的野心，练笔而已。但1978年6接受中青社邀请去北戴河改稿时，显然已准备将1976年底初稿修改之后予以出版。1978年《新疆文艺》连载第一至第五荦就透露了这点。后来不见继续，整部书也未出版，"情况简介"的解释是： "同年（按指1978年），由于此稿大情节是以批判'桃园经验'与制定'二十三条'为背景的，最初以此来做'政治正确'的保证，在形势大变以后，原来的政治正确的保证反而难以保证正确，恰恰显出了政治不正确的征兆。出版社觉得难以使用。" 可见1978年的修改并未调整"大情节"。换言之，作者本人并不太在乎由1976年底之前的政治正确到1978年的政治不正确的戏剧性转变，只不过因为出版社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没想到，由于作者当时正开始了"新时期创作喷涌状态"，这样一搁置就到了2012年。 现在可以査到王蒙公开提及《这边风景》的时间是1979年4月前后，当时已获平反但工作单位和组织关系暂时还在新疆的王蒙正进入第二个创作井喷期，《北京文艺》开始连载雪藏24年的《青春万岁》，《文艺报》记者、后来的著名评论家雷达不失时机采访了王蒙，恰逢他改好《这边风景》从北戴河回来，借住姐姐王洒在北京的家里。雷达题为《春光唱彻方无憾》的采访稿发表于《文艺报》1979年4期，其中说到"最近完成初稿的长篇《这边风景》，反映的就是新疆农村的生活，渗透了作者多年的体验"，不啻给王蒙第二部长篇做了广告。但雷达既未交代初稿写作时间是1972-1974-1976，也没有透露创作过程中遇到旳困难。直到2000年方蕤发表《王蒙-"放逐"新疆十六年》才有所交代： 整个1975年，他几乎一直在我们家的斗室里伏案疾书，第一部作品便是以新疆维香尔农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谁也不曾料到，他在写作中遇到了巨大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四人帮"正在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二十年"改造"加上"文革"十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须提神运气，握拳瞠目，装傻充愣……因此，尽管王蒙有深厚的生活功底，也写得很苦，狠下工夫，作品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雷达也没有提到王蒙在北戴河修改初稿时仍然未能克服困难，对此王蒙本人三缄其口，直到2007年发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才做了详细回顾： 1978年6月16日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会合，登上了经天津到北戴河的列车……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是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他对初稿以及修改稿的不满，主要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死框框"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在观念曰新月异、个人又进入新的井喷期的"新时期"修改"文革"后期的旧作，自然困难重重。 但王蒙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大堆废品"，就在他向文坛抛出《夜的眼》、《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布礼》、《蝴蝶》这六部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中短篇、更多后续之作正源源不断的1979-1980-1981年间，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领跑者的王蒙没有忘记写于"文革"后期、整体上不属于"新时期文学"的《这边风景》，试图对它"作一回起死回生的極救"，甚至在1981年2月浙江《东方》杂志上以《伊犁风情》为题发表过片段，可见《这边风景》有他难以割舍的内容，只是时机未到，不愿或不便和盘托出。 80年代初修改《这边风景》以使它适应"新时期文学"整体氛围的努力，王蒙显然自认为失败了。但他在私人感情上对新疆的牵挂很快就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催促他重写新疆经历。《这边风景》的修改既然如此不顺利，就不得不另辟新路。发表在1981年4月《民族文学》的重要文章《热爱与了解-我和少数民族》，透露了个中消息： 我觉得很抱愧。这几年虽然我也写了点，写了四个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短篇，还有一个长篇，由于各种原因还始终没有定稿。它比起我喝的维吾尔族老大妈亲自给我烧的奶茶，比起我和维吾尔族朋友喝的酒来，我拿出来的作品还是太少了，我是欠着债的。这个债今后我慢慢要还。 实际上王蒙并不是悝慢"还债，他很快就放弃《这边风景》的修改，重起炉灶，这就是《在伊犁》系列。从1983年6月《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在伊犁〉之一》问世，到1984年5月《边城华彩-〈在伊犁〉之八》发表，1984年8月《淡灰色的眼珠-系列小说〈在伊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还债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在伊犁》，收篇幅长短不一的小说八篇，都是记载我在伊犁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人和事。八篇可以各自独立成篇-但人物与故事却又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互为佐证，可以说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那一段生活。（《在伊犁后记》） 就是说《在伊犁》是独立自足的，《后记》没有提到《这边风景》，当时也很少有人会想到它的前身乃是一部未发表的长篇。王蒙本人当然不可能忘记《这边风景》。四五年后，有人问"是不是还写过新疆生活的长篇"？他就明确回答："对，但实际没有写成，好多内容我把它放到《在伊犁》里去了。"（《王蒙、王干对话录》仔细分析《在伊犁》与《这边风景》的关系十分必要，也非常有趣，但先请允许笔者暂借《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回忆，预测一下《这边风景》哪些内容写到《在伊犁》中去了，哪些内容没写进去： （1974年-笔者注）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我必须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描绘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署，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美丽山川，丰富多彩，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同时，又能符合政策，"政治正确"。我想来想去可以考虑写农村的"四清"，"四清"云云关键是与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阶级阵线作斗争，至少前二者还是有生活依据的，什么时候都有腐化干部，什么时候也都有奉公守法艰苦奋斗的好干部。不管形势怎么发展，也不管各种说法怎么样复杂悖谬，共产党提倡清廉、道德纯净是好事情。阶级斗争嘛总可以编故事，投毒放火盗窃做假账……有坏人就有阶级，有坏事就有阶级斗争，也不难办。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 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 我写了伊犁的肥沃土地，我写到我在伊犁看到过的电线杆子发芽的奇景。我写到威武而女人的嗜茶。我写到伊犁地区其实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勤于为房屋粉刷。我写到秋收，麦场，牛车，水磨，夜半歌声，婚礼，乃孜尔（祈祷）。我虽然举步维艰，婚礼，乃孜尔（祈祷）。我虽然举步维艰，津津有味。 2006年至2007年写《自传》时，王蒙对《这边风景》的评价是一分为二，既承认因为主题先行、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造成"一大堆废品"，又肯定"写到了生活，写到了人，写到了苜蓿地，写到了伊犁河"，并强调写作状态"是如醉如痴，津津有味"。所谓"好多内容我把它放到《在伊犁》里去了"，当然指《在伊犁》对《这边风景》内容上的汲取，主要就是《自传》肯定的《这边风景》在阶级斗争之外所描写的人、物、风光、习俗，包括1981年《我与少数民族》提倡的"更深地反映少数民族的灵魂"。尽管一分为二，却并没有想到整个予以出版。他写《在伊犁》，虽然将《这边风景》作为材料、记忆和思考的渊薮，目的却是要用《在伊犁》来取代《这边风景》来保存《这边风景》有益的内容。写完《在伊犁》，对《这边风景》来一番起死回生的拯救"计划，也算告一段落了吧？ 其实没有。《在伊犁》并没有让王蒙彻底告别《这边风景》。五年之后（2012），他对《这边风景》的评价陡然提高。尽管还大致保留了一分为二的说法，但进而认为那值得肯定的内容价值上超过了应予否定的，而应予否定的内容在新世纪已无伤大雅，可以"基本保持原貌"，予以出版了。 王蒙之于《这边风景》，始尔试写"片段，不久兴奋地挥笔直书，继而在长期困窘和挣扎中时断时续进行修改，度"死了心"，"承认无计可施"，不得已同意出版社的意见，搁置，冷藏，最后似乎意外地重逢、重读、重审、重新兴奋、重新予以肯定，直至赞同整个出版。40年漫长曲折的过程，30前多年波澜不惊，剧性的变化乃在2012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