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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风景”的发现——周作人早年文学观念与散文文体的生成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鲁迅研究月刊 丁文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丁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在关注周作人的早年生平时,科举经历作为一条潜在的重要线索,与他的文学活动参照后会照亮后者的意义①。少年周作人的兴趣爱好可谓广泛:他喜爱乡间美景、民间饮食,爱好莳花种草,也着迷于书房清玩,这些在他的日记可以清楚看到。而就在这一系列多姿多彩活动的同时,他也在为科举考试进行着准备。但即便他在举业上再用功,应试也从未成为他真正倾心的生命重点。因此,两种差异明显的叙述色调在他日记中交替出现:一是记录准备科举考试的具体进程,从中不难看到作者正在承受的心理压力;二是对乡居生活细节的生动展现,此部分着墨更多。他不厌其细地描绘令自己兴味盎然的乡居时光,显然这才是他的爱好所在。前往南京求学前的十六七年的生活,对他的漫长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其审美模式的定型留下了显明烙印。而这一时期周作人对乡间风景的观察鉴赏与诗文吟咏,则对他的文学观念和散文文体有着塑造之功。
    周作人的风景观念颇为新颖:他认为“吾乡”风景才是天下美景的参照系,他乡的山水佳绝地,不过是与家乡风景略具可比性而已。他少年时即反复称颂故乡风景如画,赞叹“乡间风景,真不殊桃源矣”②,即便是天下闻名的西湖“亦只如吾乡之南镇而已”③。在他的乡居日记里,对于家乡风景的描写相当引人注目:他曾用诗与文两种文体描摹过会稽“揽鉴湖八百里”④的山水之美,而他的观察风景既细心、角度也够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有心栽花的旧诗写作虽未如期结出硕果,却蕴含着日后重要的文学观念——“生活之艺术”的萌芽形态;而他无心插柳的风景片断,又让他的日记成为耐人咀嚼的现代散文“前文本”。本文将从周作人日记中的风景描写入手,探讨他早年的诗文写作与日后的文学观念、文体之间的关联。
    一、“乡间风景,真不殊桃源矣”
    周作人居杭期间去过西湖,但当天日记中只记了一句话⑤。后来当他每次再提西湖时,景色本身都不是目的。他要么是由眼前的家乡风景衍生出联想⑥,要么是对与西湖有关的民俗产生再追述的兴趣⑦,或者是从典籍中来想象西子湖的水光潋滟与山色空濛⑧。同样,对于绍兴遐迩闻名的名胜兰亭他也只在日记中一笔带过⑨,日后通过典籍阅读的方式再做精神游历。对待名满天下的胜景,周作人的态度是一种保持距离的观照。
    相比较而言,绍兴本地的名胜像娱园、赵园、大善寺、开元寺、应天塔、张神殿、曲池等名头远没那么响亮,它们分布在绍兴的大街小巷,是寻常人家的街坊邻居。与其说它们是名胜景点,不如说是与民间生活无法分割的文化与民俗。例如正月去开元寺罗汉堂数罗汉是绍兴人过年的一项习俗,鲁迅和周作人都去那里数过罗汉⑩。由于这类名胜古迹与家乡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周作人无论在当时的日记还是以后的散文中,都对它们投注了特别的重视。由此可见,周作人的风景鉴赏并非从风景本身或是它的名声为出发点,而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做出与众人不一样的发现。
    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名胜、在寻常中发现风景,使周作人从独特的个人兴味出发,寻找家乡风景的妙绝。而最令其陶醉的,是“景”与“人”紧密无间的形态。游人与在地者因身份不同、与风景的关系也存在着紧张与松弛的差异:游人与风景之间有着无法尽消的隔膜感,在地者才能真正自在地饱览秀色。周作人风景观察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以生长于斯的越郡少年身份、同时更用游人的鉴赏目光,寻觅并体悟那些与生活贴合最切的风景,赞叹那些在旁人看来普通到不值一提的日常景象。例如他认为最寻常的田间之景自有一番心旷神怡之妙:他欣赏“稻细如秧”的“翠绿可爱”(11),为“四岸菜花,色黄如金”而“纵观久之,怡然自得”(12),赞叹农人“着蓑笠立岸旁罾鱼”的图景“真是一幅画图”(13)。发现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风景成为他的乐趣。怀抱着一份对于家乡风景隐藏的自豪,少年周作人延伸着感悟的触角,将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处均变成春醪般可供小口啜饮的美景。对很多人来说因频繁接触而审美疲劳的景象,在他那里则始终保持着持久的新鲜度。如行舟中他能品鉴水乡中人或许早就视而不见的“水天一色,浪纹如谷”(14);“在园中闲玩”时能听见“山蝉鸣丛篠中”、“嘒然幽远”的声响,并由此形成有关“夏日园林景致”的典型体验(15)。甚至一阵小雨后“天色蔚蓝可玩”亦能令其欣然(16),从最常见的天象变幻中细心体悟其间的愉悦之美。当他发出“乡间风景,真不殊桃源矣”(17)的赞叹时,我们会发现这其中既包含对乡邦故土的特别情感,更有因别具慧眼而另辟一片洞天的喜悦:越郡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使风景的要素咸备目前,生活其间的人无须费力寻访那些与生活隔绝太远的名胜古迹,甚至无须离开当下当地,只需耐心体悟一草一木、一花一虫之妙,便能找到极具亲切感的风景之趣。
    需要注意的是,饱览风景的机会往往与绍兴的扫墓习俗息息相关。与人们印象中只有清明扫墓的风俗不同,绍兴民间扫墓活动一年中有三次:分别在正月、清明和十月。其中“越俗正月祭祖,名拜坟岁”(18);清明前后的上坟最为隆重:“大备船筵鼓乐,男女儿孙尽室赴墓,近宗晚眷助祭罗拜,称谓‘上坟市’”(19);十月祭墓也叫“送寒衣”,只“数人而已”(20)。周作人日记中提及的上坟地点有调马场、乌石头、木栅、梅里尖、小皋步、小南山、圭山、了山、秋湖、龙君庄、俞家舍、富盛、鲁圩等多处,遍布绍兴乡间。在跟随族人长辈频繁习演当地民俗的过程中,周作人有了充分观察不同季节乡间美景的机会。拜坟地点乘舟来回要耗费大半天(21),下舟后还要坐轿,但却认为每到扫墓时节,虽“仆仆数日,从事于虚无,然水色山光,足偿劳苦,亦不苦也”(22)。因为一路上如画图般徐徐展开的景色令人目不暇接,乡间的清绝山水更使他的景物感兴源源不绝。周作人在日记中频繁记录了从己亥至辛丑两年间的拜坟岁经历,而他日后的文学成绩也证明这一时期的观察与写作训练,对其审美感受与文体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后每当回忆起这段扫墓经历时,周作人频频使用的词汇是“春游”。无论是1940年代在《儿童杂事诗》中所说的“跳山扫墓比春游”(23),还是1950年代在关于鲁迅的回忆录中谈到周氏兄弟共同的旧家生活时,对形同春游的清明扫墓津津乐道,那种少年“迫切”“盼望清明节的到来”的兴奋心情让周作人一生印象深刻。春暖花开之际,在书房关了整个冬天的少年,一旦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后的“兴会飙举”之情是不难想象的(24)。甚至多年前摄入脑海的山林春色牢牢定格为这位散文家审美图像中“代表的春景”(25)。
    出于少年喜好大自然的天性,周作人用一双新鲜的眼睛接触春日山林时,他首先对石、树、花、虫等林间野趣表现出极大兴趣。己亥正月十五的调马场,他发现溪水中有“圆石颗颗,大如鹅卵”,而墓所刺栢子实则“香烈无比”(26);一年后的同时同地,“墓所松楸夹道”的“壮观”(27)景象亦令他印象深刻。到了春光绚烂的季节,他从富盛拜坟后则“折刺栢四株、踯躅三株、牛黄花数枝回”(28)。深秋时节,乌石头的秋日山林景象同样令他陶醉:“桕树经霜”后“叶肥赤可爱”;“老勿大”则“叶如榛栗,子鲜红可爱,至冬不凋”(29),草木的形态始终令他兴趣盎然。联系周作人1930年以后散文中的草木虫鱼主题,会发现这一写作旨趣实则来自于数十年前的熏陶培养。
    与此同时,周作人开始对吟咏自然风光的诗句心有所好。无论是暖风初拂人面的初春还是春光欲老的清明,目力所及的诗句都被他细心留意。己亥正月十五拜坟岁时所乘小舟“舱颜”所刻的“水月”、“咏而归”;三副船联:“湖光潋滟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清风明月添豪兴,镜水嵇山入画图”、“官舍不离青雀舫,人家多在白萍洲”(30)均被他一一抄进日记。他在不自觉间开启了“景”与“诗”的转换历程:在咀嚼风景的同时,更反复品读对象化后的风景。不仅将恰为当日逼真写照的咏景之句一并留存,更在乡间景色的启悟中达到对古诗文境界更澄澈的理解。例如他扫墓归途中见到“炊烟四起”、“霞光映水,暮山更苍紫可爱”的景象后,久久不能忘怀,过了一个多月仍为此天日记加上补叙:“真如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31),诗文中经典名句被他引作对日常风景的注解与意境提升。
    这种对诗歌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家族的影响。扫墓既是祭拜先人的家庭活动,也是一个诗礼大族具备文才与应试能力的男性聚合吟诗的场合(32)。同行的周氏族人中不少人具备诗才,不仅墓祭时要作赞(33),而且一路上往往也有即景赋诗,这让周作人受到比书斋中的诗文训练更有成效的实地熏染。如己亥清明龙君庄上坟时前去祭拜的族人曾共作《越城鄙夫扫墓竹枝词》,周作人到晚年仍为未记录下此作而遗憾(34)。某位族人即兴吟诵的优美诗句会成为周作人倾慕的对象,如己亥清明乌石头拜坟岁时夏叔“口占一绝”:“数声箫鼓夕阳斜,记取轻舟泛若耶。双桨点波春水绉,清风送棹好归家”(35);辛丑正月同一地点十八叔祖所吟“日暖风和帆脚稳,山弯水曲橹牙柔”(36)都被周作人录入日记。族人们信手采撷眼前风景化作诗句的自如吟咏为周作人树立了典范,他的审美力也在景与诗的双重熏陶中得到强化。相反,如果某位族兄在墓祭“作礼生”的过程中,表现得少墨无才甚至“屡读白字”,周作人则在日记中为之惋惜叹息(37)、暗自引以为戒。文学功力的深浅与否成为家族诗礼活动中表现与衡量个人才干的重要标准。
    而科举考试中诗题考核的要求,更是周作人加强诗歌训练的重要动因。例如己亥诸暨县试诗题“乌桕微赤,丹槲叶黄”(38),约半个月后仍然萦绕在周作人的脑海,以致他在扫墓时面对金秋乌石头的景色,仍化用了考题形容其为“正乌桕微丹、菊渐黄时矣”(39)。
    因此,无论出于对自然风景的自发爱好,还是迫于压力在家族活动中展现自我、进而实现应付科举考试的人生目标,周作人都从诗意缭绕的墓祭活动中,重视诗歌鉴赏乃至创作能力的培养。然而,或许因为这一时期科举考题的要求束缚了他的自由驰骋,环境的熏陶却并未让周作人很快就拿出亮眼的诗歌成绩。有趣的是,如追溯他后来重要文学观念“生活之艺术”的提出过程,却需要联系此时打下的诗歌基础。此番失之桑榆收之东隅的经历,值得我们继续细心辨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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