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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段话内蕴着“我”对黑暗社会吃人本质的极度痛恨，以及对光明世界的热切渴盼。但一句“明天我终于要走了”，却使先前的悲剧性的力量骤然消解。相对于艾芜而言，文学对于高尔基而言“只是他介入、干预生活的一种方式”(12)。他用这种方式“不遗余力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压制人性，而首先是反对置人于死地的那些人”(13)。正是基于此，高尔基的笔下才出现了那么多反抗强权与压迫的人物。而这种反抗意识在小说《科诺瓦洛夫》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品中的科诺瓦洛夫不仅明确意识到要想获得自由与幸福的生活，就只有走向反抗的真谛，而且他还积极呼吁底层人民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可是由谁来建立生活呢？……我们！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会建立生活，我们的生活建立得不好，那我们怎么建立生活呢？”(14)尽管，科诺瓦洛夫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其结局也是悲剧性的。但作者在文中却真实而自觉地揭示出：虽然底层人民还尚未最终找到获得自由与新生的道路，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觉醒。 艾芜与高尔基的流浪汉小说在呈现出差异性的同时，在人物的塑造、社会的批判、人性的关照等方面又非常清晰地彰显出诸多的共性特征。 艾芜与高尔基在其流浪汉的小说创作中塑造的几乎都是强盗、小偷、乞丐、娼妓等底层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几乎都是被当时社会抛出“正常生活轨道”的“边缘人”，他们衣食无着、忍饥挨饿，过着朝不保夕的惨淡日子。这些人物对造成自身贫穷与落魄的黑暗社会现实和丑恶势力往往有着强烈的痛恨，这种痛恨之深甚至使他们的性格发生极度的扭曲。比如艾芜在《月夜》一文中这样写道： 我的旅伴吴大林，说他所以干了这么一种牵羊拔牛毛的职业，完全由于他从小到大，都过着挨打受骂的生活。起初在鞋匠那里，挨着鞋底板和巴掌，继后又在打铁店吃了拳头和脚腿，终于从裁缝铺子里逃了出来，手臂上带着烙铁烙伤的痕迹。从此在街上变成流浪人，和扒手偷儿一道打堆，学会了牵羊拔牛毛的技术。……他对他的同道，极抱好感，碰着无业的人，也能彼此相合，可以称兄道弟，其余的人便都成了他的眼中钉，总是设法使他们受到一点损害。他的快乐，便是建筑在他们的悔恨和气恼上面的。(15) 高尔基在其小说《叶美良?皮里雅依》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不管你怎么说，对着有钱人的脑袋来一下，倒是非常痛快的；特别是在把事情安排得巧妙的时候，”叶美良意外地说。 “你不要再瞎扯啦，”我说。 “瞎扯？！这怎么是瞎扯！这件事情是要实现的，请你相信我的良心。我四十七岁了，二十多年来我就一直在绞脑筋想这个办法。我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狗的生活。没有一个窝，没有一块面包——比狗的生活还不如！难道我是个人？不，朋友，不是人，比虫、比兽都不如！谁能够了解我呢？没有人能够！不过要是我知道人们能够好好地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生活呢？唉！让魔鬼抓了你们，这群鬼东西！”(16) 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位作者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黑暗的社会现实，并指出残酷而丑恶的“有钱人”才是造成人们贫穷、流浪和居无定所的罪恶渊薮。但两人的书写目的并不完全限于对黑暗现实的揭示，而是要竭力挖掘出这些“歪人”身上内蕴的“人性闪光”。因此他们将笔触深入到这些流浪汉内面的精神世界，对这些流浪汉人性当中蕴含的善良本性给予审视，从而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强盗、小偷也有其善良的一面。 在艾芜的小说中，流浪汉的人性之“善”在《荒山上》的强盗、《山峡中》的野猫子、《流浪人》中的矮汉子、《我的旅伴》中的老何、《我的友人》中的老江等人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比如《荒山上》那个行动诡秘的强盗，和作品中的“我”并不相熟，但却好心地阻止“我”不要匆忙上路，以免遭遇前面流民的抢劫。当我完全不能理解他的好意，疑心重重，而同伙又埋怨他多事时，他对同伴竟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疑心倒不要紧，就只怕自己问心不过，眼看一个人要跌下岩去，顺手都不拉一把，那咋个要得？我顺贞子，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并且同走几步路，就该是朋友，何况我们已经同上三五天。”在日常生活中，荒山遇强盗，这无疑是一件可怖的事，更不可能想象他会担心你受别人的抢劫，而且还说出这么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尽管这种描写自身可能暗含着作者的主观因素，但作者生活在那样一个荒乱的年代，他能够挖掘出这样的人性之“善”，却是难能可贵的，这实则内蕴着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高尔基的创作目的同样是想凭借着自己“对流浪汉这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活与心理的熟知”，揭示出流浪汉身上“那掩藏在生活实践的粗糙外壳下的珍珠般的品格”。(17)比如在小说《阿库莉娜奶奶》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一个“母亲般”的人物——阿库莉娜奶奶： 阿库莉娜奶奶是阴沟街上的慈善家。她沿街乞讨，有时也附带地就便稍稍偷一点。经常有五至十个所谓的“孙孙”寄居在她身边，而她总是能想出办法供大家吃饭。这些“孙孙”是那些不可救药的酒鬼流浪汉，小偷，以及有时由于种种原因而暂时无法操皮肉生涯的娼妓。 阿库莉娜奶奶分不清哪些人值得她照顾，哪些人不值得她照顾，她对于被命运驱赶到她地下室来的任何人都一样的热心和殷勤。(18) 当阿库莉娜奶奶讨饭不慎摔伤，悄然离世后，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人们就这样埋葬了阿库莉娜奶奶，埋葬了这个小偷、乞丐和阴沟街上的善人。”(19)这种平静语调的背后，分明能够感觉到这种珍贵的人性之“善”的殒殁，给作者带来的惋惜与沉痛，同时也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有意味的是：艾芜与高尔基的国别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接受的传统文化亦不相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人流浪汉小说体现出诸多的共性特征？我想，两人在流浪经历中生发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重要的原因。 高尔基曾经三次漫游俄罗斯，而艾芜也是三次南行。可以说，艾芜与高尔基的“文学道路都缘于流浪。漫游俄罗斯与南行滇缅成为高尔基与艾芜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20)“正如高尔基在‘人间’读‘大学’，成为伟大的文豪”一样，流浪生涯也同样造就了“中国的高尔基——流浪文豪艾芜”。(21) 高尔基年仅11岁时就带着外祖父留给他的“疼痛”记忆，开始了他漫长的流浪生涯。在炼狱般的“人间”，高尔基看尽了社会上各种各样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他亲眼目睹后父用长脚凶狠地踢母亲的胸脯；亲眼看到一个妓女被人像拖死尸一样丢弃在人行道上……这些事情“使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更为真切地体验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和不幸”(22)。所以，高尔基自从登上文坛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愤怒地谛视着俄罗斯这些“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并渴望从这“丑恶”的“土壤”里能够“胜利地生长出鲜明、健康、富有创造性的东西”，生长出“善良——人所固有的善良”。(23) 艾芜的流浪经历同样让他刻骨铭心，他把这段充满艰辛的流浪记忆镌刻在了其文学创作中。在艾芜的首篇流浪汉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他就深有感触地写到自身的无归属感和生活的窘境：“在这离开故乡一两千里的陌生都市里，我象被人类抛弃的垃圾一样。成天就只同饥饿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地巡游。”(24)后来他在其散文《想到漂泊》中又写道：“我自己，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曾有过缴不出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25)艾芜于流浪途中遭遇的种种苦难与屈辱，使他对底层人民产生了深深的热爱，而对剥削阶级产生了无比的憎恨。他在《〈南行记〉后记》中曾言：“因为我和里面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我热爱劳动人民，可以说，是在南行中扎下根的。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及封建地主的统治，也可以说是在南行中开始的。”(26) 艰辛的流浪历程，沦落底层的凄惨境遇，使艾芜与高尔基切身感受到社会黑暗的同时，更使他们深谙了底层人民的不幸，并对底层人民产生了深深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使艾芜和高尔基在流浪汉小说中不约而同地关注底层、批判社会、讴歌人性之“善”。在这里，因流浪而生发的人道主义思想实则成为了“纽带”，由此可以寻绎出艾芜与高尔基共同的思想特质。 注释： ①王晓明：《艾芜：潜力的解放》，《走向世界文学》，曾小逸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年版，第249～251页。 ②黄绰卿：《艾芜漂泊在缅甸》，《艾芜研究专集》，毛文、黄莉如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3～74页。 ③艾芜：《我与苏联文艺》，《艾芜研究专集》，毛文、黄莉如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22页。 ④艾芜：《高尔基永远走在我们的前头》，《艾芜研究专集》，毛文、黄莉如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⑤⑦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159～160页。 ⑥⑨(16)[苏]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3、327、141页。 ⑧(11)(15)艾芜：《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5、163、115页。 ⑩艾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去信》，《十字街头》1932年1月，第3期。 (12)[苏]高尔基：《高尔基读本?前言》，汪介之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13)[俄]瓦季姆?巴拉诺夫：《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张金长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14)[苏]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17)任光宣：《俄罗斯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18)(19)高尔基：《高尔基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235页。 (20)张建锋：《艾芜与高尔基反思国民性的比较》，《成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1)廉正祥：《流浪文豪：艾芜传》，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22)汪介之：《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23)[苏]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刘辽逸、楼适夷、陆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24)艾芜：《人生哲学的一课》，《南行记》，中国现代文学馆编，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25)艾芜：《想到漂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6)艾芜：《〈南行记〉后记》，《艾芜文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