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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批评及英译卞之琳小说《红裤子》 叶公超与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在文学生涯的前期，他是新月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新月》的最后半年多将近一年实际由他主编，而且编得相当可以，相当尽力。叶公超还是我国最早译介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开拓者。早在1932年他就翻译了伍尔夫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墙上一点痕迹》(文美惠译名《墙上的斑点》，1981)，一般认为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汉译以此为最早(《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1月)。可贵的是叶公超在译文之前还对西方小说的这个新品种作了简要的评介。他还是我国最早评介艾略特诗作和诗论的学者，1934年他就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爱略特的诗》，三年后又为赵萝蕤译《荒原》写了序言，题为《再论爱略特的诗》。赵的译作是这部现代派经典最早的汉译(上海新诗社1937年初版)，译文和序文均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就凭这几点，叶公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应占有相应的地位。 叶公超还写了一些评论和散文。但数量不是很多，生前台湾仅有一本《叶公超散文集》出版(洪范书店，1979)。另据叶氏《文学?艺术?永不退休》⑨讲，他在美国爱默思大学念大四时，著名诗人佛洛斯特老师教他创作诗歌、小说，他“也因此出了一本英文诗集叫Poems”。身后大陆出版过《新月怀旧——叶公超文艺杂谈》(关鸿/魏平主编，学林出版社，1997)和《叶公超批评文集》(陈子善编，珠海出版社，1998)。 与新月/学文时期相较，西南联大这一段比较短，但叶公超在此一时期仍有很值得注意的亮点。 叶公超在外文系开的是“文学批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十九世纪英国文学”、“英国散文及作文”和“欧洲文学名著选读”等专业课，也教各系一年级学生必修的“大一英文”。从早年学生的回忆文章看，对这位叶老师的评价不太一致，但那大体是就其英文造诣如何而言，见仁见智。这里要留意的是文学和文学批评。 叶公超在西南联大除了教书，偶尔也写点文章，量虽不多见解却不俗。从陈子善先生搜集、主编的《叶公超批评文集》看，属于西南联大时期的仅有两篇，均发表于1939年。 一篇是《谈白话散文》⑩，题浅意深。他不是泛谈散文印象，而是用比较的方法批评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诗与散文，认为“散文的成绩，在量与质方面，似乎都比诗的成绩较为丰富”。关于原因，叶公超认为，二十年来新诗的成就主要在“抒情短歌”方面。在那里，“青年心境中的眷恋、祈求、苦闷总算有了相当的表现，但是生活中别方面的情绪却还只在生活中等待诗人的探索”。这就是说，新诗的书写面还比较狭窄，偏于自我(或数十年后所说的“小我”)，在社会面的表现上还相当欠缺。更难得的是，叶公超还从文学传统和比较文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申述。他指出，中国的新诗，至少是近期的作品，“是从一个文化背景全然不同的西洋诗里脱胎出来的”，而且“多数的新诗人是比较接近英法浪漫派的，所以新诗里十九世纪初期浪漫派的色彩来得特别显著”。至于解决这问题的“根本”是否全在于“国化”(类似于后来常说的“民族化”)，叶公超表示自己“不敢笼统的说”，但强调“在诗人的情绪与经验上确应当多多的增加本色或土色的表现”；在移种外来影响(他强调“不是采花而是移种”)的同时，更应当“多接触中国的东西，多认识中国的事情”。这样的意思，听着有些耳熟，可叶公超是1939年就讲了。相较于由左翼作家主导的，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1940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叶公超的说法已不囿于“形式”而及于中西文化，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 但叶公超并不忽视形式问题，他在论及散文时专门就中西语言的特点发表见解，认为中国文字的特殊力量，无论文言或白话，多半在于语词；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则多从一句或一段的结构中得之。西洋文字的文法结构是连接的，前后呼应的，其散文之美多在于字句间关系的严紧和一种轻松的流动性。叶公超认为，白话散文既继承了文言文的语词优长，又引入了西洋文字在字句结构上的严紧(叶的说法是“白话文里的欧化成分”)，而新诗却是从西洋诗脱胎而来，两者的成绩自然不同。虽然如此，叶公超仍然认为写白话散文的仍应在结构的严紧和流动性上多下点功夫，办法是“多写点说理和记实的散文”以得到“锻炼”，言下之意是散文也不能停留在抒情文字上。 可贵的是叶公超的散文研究并不止于纯专业、纯学术，他联系实际对“前线通讯”的“八股”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抗战以来一般所谓前线的通信，除了几句惯例的“前线式”的话外，和后方通信似乎差不了多少。“什么前仆后继，血肉横飞，身先士卒，死伤枕藉，炮火连天，还不都是一些语词的空架子吗！”他最后讲： 从这种所谓前线的通信中，我们哪能得着一点前线的感觉！现在最常见最肉麻的就是一种描写个人悲哀的小品文字，几乎成了一套白话八股了，而最罕见的反是写实文字。……假使文学只承认表情的散文，那是自杀的先声。在一个健全发展的国家里，散文的说理与写实能力必然是相当高的。就是文学不接受它，它也会自由发达的，因为散文的功用是随着民族的精神与实际活动而扩大的。 讲学理讲得学术，讲实际能击中要害，此等文章实不可多得。 《文艺与经验》(11)是叶公超的另一篇评论。两文在思路上有一些关联。 1939年联大教授办了一个以时评为主的周刊叫《今日评论》，主编是政治学系的钱端升教授，创刊号上就有叶公超的《文艺与经验》。文章的主旨为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中“经验”指作家对现实的体验与感悟)，是对抗战初期文艺现状的评论。他起笔就讲：“现阶段的文艺应该走上哪几条、或哪一条途径绝不是个人的意旨所能计划的。……在文艺里，独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文艺是一种自由发展的东西，一种知觉与灵感所到的艺术表现：不给它感觉的自由便没有它的存在与发展了。”很明显，这是新月派作家的自由主义文艺观。但新月派的文艺观往往被人故意简单化，说他们反对文艺与社会、与时代发生关系。其实不然(从叶氏的《谈白话散文》已可看出这一点)，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对文艺与社会、与时代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如机械“反映”、机械“配合”之类。他们强调的是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叶公超认为：“时代的环境与作者的心灵自有它们交接推动的趋向。”他还借别人的话进一步申述：“代表一个时代的知觉与灵感的，就是那时代的文艺：文艺无需故意跟着时代跑，时代却自然会在伟大的作品中流露出来。”他反对“文学是宣传的武器”这样的口号，但并不笼统地反对必要的文艺宣传。有例为证。 诗人卞之琳1940年起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此前曾任教于四川大学(1937-1940)，其间一度赴延安和太行山区访问，并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1939)，还写过一系列关于抗日根据地的作品，其中有篇小说叫《红裤子》(12)，说的是山西八路军游击队引导农民抗击日寇的故事。山西省有个离同蒲路不远的村子常受日寇侵扰。一日村里得消息说日本鬼子要来“宣抚”，如果预先逃跑一人，“皇军”到了就不给村子留下一所房子。“于是全村震动了。娘儿们一下子就学了‘摩登’，把头发都剪短了。不过最惹眼的还是红裤子”。村里的女人平时都穿红裤子，只好都一齐换掉了红裤子。游击队员关小双的老婆最漂亮却无裤子可换正发愁，关小双决定夫妻换裤，老婆穿他的黑裤，他穿着老婆的红裤子跑了。有三个日本鬼子一看是红裤子就追，愈追愈远，追到山里去了再没回来。结果是游击队活捉了三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夺获了三支步枪三匹马，招来一村男女老少加入了游击队。游击队司令部说要犒赏关小双，还穿着老婆红裤子的关小双说“我只要一套军服”。 卞之琳将作品寄昆明友人，用笔名“薛林”发表在昆明《今日评论》上。这篇《红裤子》很快就被叶公超译为英文刊于英国杂志。其间的情形据卞之琳讲是：“公超也热心抗战，读了这篇短篇小说(《红裤子》)就把它译成英文，由燕卜荪介绍给英国《人生与文章》(Life and Letters)发表了。”(13) 这里要说明，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形，笔者托伦敦王丹璐小姐搜索刊发英译《红裤子》那期的《人生与文章》杂志。经查，这家刊物几度更名，刊发《红裤子》时刊名为《今日人生与文章》(LIFE AND LETTERS TODAY)，栏目为“故事”(STORIES)，篇名仍为《红裤子》(THE RED TROUSERS)，作者薛林(Hsüeh Lin)，叶公超译(Translated by Yeh Kung Ch'ao)，刊期为第23卷第26期(1939年10月)。 显然，叶公超是很看重卞之琳这篇小说的抗日宣传价值的，他并不绝对排斥文艺的宣传功能，他反对的只是将文艺与宣传画上等号。 还接着说《文艺与经验》。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小说，也兼及诗歌。叶公超说新诗的成功多半在抒情诗方面，但“情调过于简单”，“文艺意识是过于狭隘了”，他们(抒情诗人)“大多是从书里走到自己的小小悲哀上，或再走回到书里”。他认为，“小说是最含有社会性的东西”，“小说家的知觉是要向外伸张的”，关照人生，反映社会和现实，显然应有更多作为。可在事实上，人们周围那些“逼人注意的现实”却未受到小说家的注意。“一个支配了我们生活几千年的家族制度在崩溃，一个农业国家失掉了本位的农村……这些都还未走进我们的文艺，至少还未得到充分与适当的表现。”表现的是什么呢？是“多半小说的公式还是恋爱—电影—恋爱—革命。社会的一切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的意识却只达到了自己的感伤与怨恨”。 站在历史的和时代的高度(叶公超也可以站在这样的高度)，叶公超由新诗和小说扩大到整个文艺，指出，“最近百年来西洋文学里最重要的趋势就是扩大了文学里的社会性……我们的文艺似乎也向着这个方向走，不过从各方面看，我们作家的经验实在太单调，太狭隘了”。他说抗战前许多作家都住在沿海几个都市里，如今大多来到内地，抗战的经过，内地情况的刺激，民族性的优点与弱点，都会使作家产生不少感悟，意识得到扩大，灵感也比从前丰富。他冷静地抱着希望： 我们当然不能希望马上就有作品出来，一个大时代的表现往往是要等数十年的，不过，我们只希望一般作者要在这个时期里把他们知觉的天线竖起来，接收着这全民抗战中的一切。 也许我述评过多了。没办法。这两篇文章是叶公超在昆明写的，偏偏这两篇文章又不为一般文学史家所留意。而我以为，这两篇叶文无论对研究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史，还是对研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综合以上两篇评论来看，叶公超的文艺思想，或者说文艺态度，还是比较平和、中庸、包容的，既注重学理的探究而又不囿于书斋，既有相当尖锐的批评而又力避社团门户之见或过度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对鲁迅的态度吧，《谈白话散文》里带了一笔，说“他的力量往往就在语词里，他的语词有许多是从文言里来的，也有按语法自造的，也有从西文借来的。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语词里”。评说相当客观、到位。但此种客观、到位并不限于像语言文字这样相对专门的技艺问题。如果联系到两年前(1939年初的两年前)鲁迅逝世后叶公超写的两篇鲁迅评论，就不会感到突兀。两篇都主要讲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和时代价值。头一篇题为《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专讲鲁迅“非战士”的一面，对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和小说、杂文的写作给予肯定评价。尤其肯定杂文(这可是新月派诸公最讨厌也最看不上眼的)，说“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在稍后(1937年初)发表的《鲁迅》一文中，叶公超对鲁迅作出了更全面也更具学术性的评价，指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地是鲁迅。青年人爱读他的杂感……主要的原因是他能满足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们，在绝望与空虚中的情绪。”“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他的思想里时而闪烁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这样充满思辨色彩而又文字优美的深度分析，你怎么也想不到竟会出之于叶公超之手。以我的阅读经验，这种文字应该由瞿秋白、冯雪峰他们来写才觉得自然，才顺理成章，可偏偏不是这样。 之所以偏偏不是这样，是缘于我们的惯性思维，或说思维定势。对卞之琳也一样，一般只注意他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断章》)一类作品，对卞的《慰劳信集》却不很在意，至于他的《红裤子》，知道者恐怕更少。如果留意了，研究了，我们会对叶公超、卞之琳这两位作家，这两位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会有更多也更全面的认识。 限于史料，叶公超西南联大时期(以及稍前)的文学批评大概就这些。此后，他即全力投入抗日国际宣传活动。 抗战时期叶公超为抗日做国际宣传是应当肯定的，用不着作什么保留。至于说叶公超弃学从政未免可惜(叶公超晚年也对自己未继续从事文学艺术表示过后悔(14))，这倒可以具体分析。假定叶公超顺着文化之路一直走下去，做教授，当作家，确有可能做出更大的成绩。 据艾山说，他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碰到佛洛斯特，这位诗人就问起“乔治叶”，说他很有才气，如果继续把诗写下去，加上中国固有的丰富诗歌传统，“则在太平洋的彼岸，不让泰戈尔专美于前”(15)。老师宠爱学生，评价上或有溢美的水分，但决不至于过分离谱。所以综合来看，如果叶公超不弃学从政，他在文学上、学术上取得更高的成就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可惜没有。据梁实秋回忆，叶公超自美卸任回台后，“意态萧索。我请他在(台)师大英语研究所开现代英诗一课，他碍于情面俯允所请。但是他宦游多年，实已志不在此，教一学期而去”，继续“在政界浮沉”。(16)可叹。 顺便说，叶公超似乎未参加昆明文艺界的活动。笔者以为，可能叶与当时文艺界的主流观念不合拍有些关系吧。新月同仁梁实秋的类似观点不是被扣上“与抗战无关”论而曾经遭到批判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