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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卢克什曾区分两种现代特征的“个人主义”：“一种是个体与其角色，与其目标和决心相关的独特画面。个体显示其角色距离，勇敢面对所有可能的角色，原则上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接受、扮演或放弃任何一个角色。作为独立自主的选择者，他在行动、良好的观念、生活计划之间做出决定。具有这些本质特征的个体作为一个自治的、自我指导的、独立的代理人思考和行动；而另一种则是个体很大程度上和角色认同，被角色界定，他与目标和意愿的关系，较少由个人选择来决定，而是通过知识和发现来决定。自我发现、相互理解、权威、传统和美德在此至关重要。我是谁？这个问题由我所继承的历史，我所占有的社会地位以及我被装载的职业道德来回答的”⑦。新时期以来的纯文学书写，“个人主义”话语主题，主要描述卢克什说的“第二种个人主义”，无论具宏大色彩的伤痕、反思小说，还是王朔式的痞子写作、激进的先锋小说、身体写作，新历史主义书写，“个人主义”的关注点更多放在“对稳定价值观缺失的关注”“对自我与社会角色差异性的体验”“对成为某个群体部分的强烈渴望”⑧。怪异的是，如网络穿越历史小说这样的“通俗文本”，个体作为“自主的人性自我”，反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那些穿越者，不但表达了对自由、民主、尊严的进步渴望，且充满了从“自我内部”发现意义的能力。他们不再是群体边缘人，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主体的英雄。他们在历史中有“主动选择”的能力和意愿。邹邹的《清朝经济适用男》虽也写穿越女工程监理与皇子的纠葛，但描述重点却在齐粟娘的女性主体选择：她有非凡才华，也深爱老实厚道的小官员陈演，拒绝成为十四阿哥、漕帮大当家连震云等男性的玩物。天使奥斯卡的《篡清》，穿越者徐一凡铁血改革清末军事，他嘲弄维新变法的虚伪与革命者的天真，赤裸裸地割据朝鲜，防止甲午民族悲剧重演，也实现了“对抗贼老天”的理想。欧阳锋的《云的抗日》，穿越者欧阳云，回到抗战的热血岁月，凭借浑身功夫与报国之心，带领同胞，成就了“伟大的抗战胜利”。 然而，我们可以将这些个人主义气质的通俗小说文本，简单看作鲁滨逊式的个人英雄的中国穿越版本吗？这些主体自我想象背后，也表现出对“共同体”的热切参与与主动建构的热情。这些共同体诱惑，不再以宏大叙事名义(如革命、现代化)，压制“个人主义”，而呈现出在此基础上的新民族国家叙事姿态。王绍光认为，发轫于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使市场原则侵入非经济领域，成为整合社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的机制，从而导致1949年之后建立的“伦理型经济”的全面崩溃⑨。其实，这也是“重建伦理”的过程，不过这个伦理不是革命和家庭伦理，而是“个人主义”新伦理，即保障个人自由、尊严和生存发展权，支持自我实现和自我认同，鼓励个人责任义务与物质回报相结合。正如张旭东所说：“目前的挑战正是：要在新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状况中寻找一种重新想象民族的方式。这种话语将建立在复兴的乌托邦期待之上——后革命时期世俗化过程并不只是撕下了一个半农业和半斯大林政体的规范和禁忌，同时也将历史悠久的市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留待历史检验。世俗化不仅蔑视传统的政治，几乎无私地追求一种新的，在社会经济方面得到界定的自我：它还在其庸碌的俗常生产、消费、交际、实验和想象中创造了新的可能的共同体，创作出参与、文化与民主。”⑩中国自1990年代开始的劳动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促进国家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产生“新民族主义”要求。这种复兴的乌托邦期待，包含着新的想象和民主自由的要求——既不完全同于西方的民族历史过程，也不同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规定性。 同时，民族国家想象，又是个人主义“无法选择”的共同体诱惑。合理的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上，民族主体必须首先是他或她的个人的利益主体。中国和欧美社会的一个不同在于，中国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共同体的想象冲动。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正在发展之中，现代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富裕的民众生活，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高度发达的民主自由、公正的政治体制和开放自由的公民话语空间，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发展内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作为重要口号，被执政党提出来。然而，现实生活中巨大的两极分化，强大的生存压力，腐败、炫富和文化体制的相对不自由，都使民族国家想象一方面似乎成了唯一能被官方和大众双向接受的合法想象；另一方面，却又存在严重偏颇性，五四以来文学的民族国家叙事，无不是在巨大的意识形态符号束缚之下，以牺牲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的，有“压倒了启蒙”的救亡，也有“领导一切”的革命。只在1980年代后，当革命化的均质社会趋向解体，个人主义浪潮再次出现，并以欲望叙事等特征，成为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个人主义话语才在社会公共空间中逐步占据了一席之地。然而，这种“个人主义呼唤”，并未在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官方形成相应伦理权威和制度保障，从1990年代的主旋律文艺到新世纪以来层出不穷的抗战剧，就可看出端倪。民族国家叙事，是当前“最大的”合法性话语，无论何种个人主义话语，在历史领域的书写，如果不借助民族国家叙事，就很难在潜在文化心理认同上取得成功，也很难取得主流默许，进而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对这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意识，张旭东认为：“尽管城市中产阶级或职业白领阶层没有对抗政府的自由，但他们还是形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半自主社会和文化空间，结果，在一个初生的中国公共空间里就出现了新一代的民族主义者：正是市场蓬勃而普遍的发展以及国家力量不断撤退和去中心化，创造出了这个巨大的话语空间。换言之，如果他们是集体归属感的因素，他们既有世界主义的渴望，也几乎宿命般地认识都了世界主义的局限，他们的民族主义既是一种对欧美在早先历史时期所实现的民族主义的理性效仿，也希望在认同已变得均等而单调的时代里维持某种中国性。”(11)尽管张旭东夸大了市场社会作用，并忽视政府的动员和意识控制能力，但他还是敏锐地指出了一个问题，那些《中国可以说不》等粗浅通俗民族国家政治读物，其实正透露出“新公共空间”对“重建共同体”的诱惑与焦虑。随着大量城市自由流动的职业者的出现，原有计划体制的国家宏大话语失效后，都市自由民和主流意识形态其实都急切地需要某种宏大共同体理念，进行归属感的认同。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红色资源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改造，在主旋律式的杂糅与整合下，逐渐形成了新权威表述方式，而那些发自都市文化空间，一开始是报纸、出版物和影视、广播等传统媒介。新世纪后，逐渐转变为网络为平台的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等的公共空间，产生了新共同体诉求，网络穿越小说，恰有这些“新共同体诉求”的言说痕迹。 与官方塑造的认同方式有差异，民间自发的民族国家意识，展现出了更为宽阔的包容意识，在穿越历史的过程中，大量的作者呈现出了熔铸他者，再造自我的勇气和魄力。这些小说不仅体现为现代性对前现代的征服，也同时表现为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不同文明形态、文明阶段概念的“尊重”。各种文明形态和意识形态，都在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的基础上，去除偏见与强制，保留激情和理想，重新熔铸一炉。在小说叙事形式上，则表现为更宽广的叙事时空与宽松的心态，一切风花雪月的爱情，如同一切金戈铁马的征服，都在个人主义的基础被重新立法，并赋予了民族国家以新的想象。路易·加迪在谈及中国人的历史观时，认为“宽广的历史全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内观法”是其独特内涵，不同于欧洲史家“专注一国”的态度(12)。而网络穿越小说中，我们在现代性基础上，重新恢复那些全景式和内观法的史观建构。“世界史”正在变成“中国史”想象(13)。实心熊的《征服天国》，中国少年穿越中世纪，在圣城耶路撒冷，重现了骑士精神的骄傲与荣耀。红场唐人的《燃烧的莫斯科》续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表达了对苏联红色理想主义的怀旧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很多小说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如衣山尽的《大学士》表现出对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细节的描述，从琴棋书画，到漆器和木器的制作，从文采诗歌，到典章制度，甚至对八股文，也没有彻底否定，而是以精彩的考试制度，写出中国传统文人历史感非常强的生活场景。愤怒的香蕉的《赘婿》则表现了对儒学活用与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性思考。贼道三痴的《上品寒士》利用清秀流畅的语言，写活了魏晋风物想象。文人雅士的诗画琴笛，宴饮交游，道家修仙与医家救人，魏晋的风评人物制，都被细腻呈现出来。而他的另一部作品《雅骚》则让穿越者张原来到万历朝，逼真地为我们描述了明代的文人趣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