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基于类书功能与体例的改造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了《类聚》对文本进行的删削改造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中有一些是原则性的，可以推而广之应用于《类聚》录文方式的普遍观察。下面让我们对此进行初步的尝试归纳。首先就是对历史叙述部分的忽略。这可以说是《类聚》的一种功能性表现，在第一节对《郊居赋》的分析中已经有所透露，下面不妨再附举若干例证。曹操《请追赠郭嘉封邑表》：[19] 《类聚》卷五一录文 臣闻褒忠示宠，未必当身。念功惟绩，恩隆后嗣。是以楚宗孙叔敖，显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枝庶。诚贤君殷勤于清良，圣祖敦笃于明勋也。故军祭酒洧阳亭侯颍川郭嘉，立身著行，称成乡邦。与臣参事，尽节为国。 臣今日所以免戾，嘉与其功。方将表显，使赏足以报效。薄命天陨，不终美志。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昔霍去病蚤死，孝武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业，世祖望柩悲恸。仁恩降下，念发五内。今嘉陨命，诚足怜伤。 《魏志·郭嘉传》裴注引 臣闻褒忠示宠，未必当身。念功惟绩，恩隆后嗣。是以楚宗孙叔，显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 故军祭酒郭嘉， 忠良渊淑，体通性达。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自在军旅，十有余年，行同骑乘，坐共幄席。东禽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朔土之众。逾越险塞，荡定乌丸。震威辽东，以枭袁尚。虽假天威，易为指麾。至于临敌，发扬誓命，凶逆克殄，勋实由嘉。 方将表显，短命早终。 上为陛下悼惜良臣，下自毒恨丧失奇佐。 宜追赠嘉封，并前千户，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 显而易见，《类聚》与《三国志》裴注遵循着迥然相异的录文原则。裴松之作为史家，重视的是历史事实而非文采，因此将叙述郭嘉才能勋业的部分完整保留，而删去若干文学性的辞藻；《类聚》则恰好相反，将郭嘉的实际功业完全删除，却保留了引用典故的骈俪对句，以及表示哀悼追思之情的文辞。 此外，再如曹丕《与吴质书》，其中对建安七子成员的评价，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史研究中论述建安文学时最重要的基本史料： 伟长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20] 然而我们得以看到这些文字，实际上是赖于《文选》和《魏书》裴注中对此书的引录，而《类聚》卷二六的录文中，恰恰是将这些部分完全删去，而使得上下文成为这样的形态： 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删略）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收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删略）年行已长大……[21] 可以看到，《类聚》对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以及对个别人事的评论，是毫不留情地予以删削的——而这恰恰通常是我们今天最关心的部分。《类聚》为什么要作出如此的处理呢？闻一多先生已经指出，隋唐人编类书，是希望从中方便地撷取到众多的典故，以便于作诗。[22]而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类书提供的不仅仅是典故，更包含有写作范本集的功能。假如一位唐人要写一通章表，请求为某位已逝的大臣追封，他也许会去翻寻《类聚》，模仿曹操的遣辞用典，但却毫无必要将郭嘉的事迹照搬到自己的章表中去；同样地，如果要写一封书信给友人，叹息年华老去，友朋凋零，《与吴质书》也是很派得上用场的范本，但建安七子的为人为文如何，却不复是唐人需要追述的部分了（他们会在这一部分填充进自己真正认识的那些友人的情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类聚》在编撰当时所面对的环境以及编者的考虑。对他们来说，这些前代的文学作品就像从敦煌发现的那些“书仪”一样具有“套子”的功能，套子内部的填充物已经随着时代变迁、人事代谢而过了保质期，但对于仍然处在“活着的”文学环境中的唐人而言，这些套子依然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因此《类聚》的编者会把各种套子先倒空再编起来利用，正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而今天的读者面对着的“古代文学”，却是一个已经死去的庞大躯壳，这些“套子”我们再也不想也不必使用，而其中的填充物反而成为了追溯历史的关键证据——只是它们中的许多已经被《类聚》倒进历史的尘埃中去了。 《类聚》删削改造的另一原则，是基于类书条目体例而进行删节。如上所述，《类聚》所引《郊居赋》完全变成了一篇描述郊居风光的作品，而这与类聚将其收录于“宅舍门”恐怕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类聚》的读者而言，他们所期待的正是在这一门中读到与“宅舍”相关的描写，而不是《郊居赋》的繁富全文。又如曹丕《浮淮赋》：[23] 《类聚》卷八录文 建安十四年，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虽孝武舳舻千里，殆不过也。泝淮水而南迈，泛洪潭之皇波。仰岩冈之隆阻，经东山之曲阿。于是惊风泛，涌波骇。众帆张，群櫂起。争先逐进，莫过适相待。 《初学记》卷六录文 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运，泛舟万艘。时余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睹师徒，观旌帆，赫哉盛矣，虽孝武盛唐之狩，舳舻千里，殆不过也。乃作斯赋云：淮沂水而南迈兮，泛洪涛之湟波。仰嵓冈之崇阻兮，经东山之曲阿。浮飞舟之万艘兮，建干将之铦戈。扬云旗之缤纷兮，聆榜人之讙哗。乃撞金钟，爰伐雷鼓。白旄冲天，黄钺扈扈。武将奋发，骁骑赫怒。 很显然，类聚所删去的内容，基本上都集中在赋中铺写曹军水师军容之盛的部分，而保留下较为纯粹的水面景象描写。而这与该赋在《类聚》中的位置——“水部淮水门”，可以说正相适应。通过这样的操作，六朝文学文本变得层次更单纯，也更密集地围绕于某一特定主题——就像是一种命题作文。在六朝人原初的创作当中，“题目”与正文之间未必具有必然的紧密联系，像“浮淮赋”这样的标题，虽然出现了“淮”水，但作者的重点却在于曹操大型水军的“浮”淮；然而当其片段被作为以“淮水”为主题写作的标本收入《类聚》时，原本并非重点的淮水相关描写反而成为了保留的对象，而对水军的大幅铺写遭到了严重削弱。——我们不难想到的是，这种以某一题目为中心集中描写，类似于应试范文式的形态，与唐代科举试诗赋之间必定有着某种值得进一步追究的联系（这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而据此也就可以推想，那些仅从《类聚》中辑出的六朝文学文本，其原初面貌很可能是比现存形态更为松散宏阔，包含更丰富的层次，而不是那么紧凑地集中于点状主题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