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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着重号的字句可以看到各自符合逻辑的匹配形态。裴注所引，是曹丕认为奋威将军邓展剑法错误，而自称有善术；邓展不服，要求比试。而《类聚》所引，则变成了邓展认为曹丕剑法错误，要求与之比试。《类聚》文本一方面删去“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两句，同时又增入“余”字使主谓关系改变。这两处改写显然是相互配套的，因为如果先说邓展认为曹丕剑法错误，下面却又转换成曹丕自夸“善术”，文气就割裂矛盾了。——当然后一个例子究竟是《类聚》编者所作的改写，还是其所依据的文本已经有所不同？并不是很清楚，但在中世文献中，这种随着文字删节而随宜变异前后，使得句意通畅（但原意已被改变）的积极行动，则是与《郊居赋》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样的改写无疑保证了《类聚》在节录原文的同时还保证了文学上的高质量，使之不会因为删削而变得支离破碎，尤其体现出编录者高超的文学眼光和组织手腕，然而从后世的研究角度看来，却恰恰是这样的巧妙斡旋，给我们今天回顾六朝文学世界制造出了最容易迷失的幻觉与陷阱。 如上列表所示的删削缀合，事实上贯穿于《类聚》所录《郊居赋》的全文。碍于篇幅，这里不复一一引文详论，只能概述一二。在上引录文之后，《类聚》文本开始转入对郊居的营造： 本忘情于徇物，徒羁绁于人壤。应属叹于牵幽，陆兴言于世网。尔乃傍穷野，指荒郊。编霜菼，葺寒茅。[12] 然而在“陆兴言于世网”和“尔乃傍穷野”两句之间，《类聚》其实又删去了长达六十五句的一大段，而在这一段中沈约倒是真正开始了个人生平的自述：“逢时君之丧徳，何凶昏之孔炽”是指南齐东昏侯萧宝卷的昏乱失德，“值衔图之盛世，遇兴圣之嘉期”是称颂梁武帝萧衍起兵革齐，建立梁朝，沈约自己则成为新王朝的重臣宰辅。虽然如此，他毕竟（自认为）怀心隐逸，不慕荣禄，“兢鄙夫之易失，惧宠禄之难持”，于是要“傍穷野，指荒郊”，考室隐居去了。原文的叙事逻辑可以说是层次分明，而辞藻也是铺张宏富。然而在被《类聚》删削殆尽之后，文章的推进便变成从泛泛的抒发怀抱直接转向了郊居情景。这在文学手法上固然并非不能成立，然而却是严重违背原文构造和旨趣的——尤其如果我们对南朝文学的总体模式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沈约在这里大费铺张去歌颂新朝圣明，看似冗余旁逸，但其实乃是理所当然，甚至不得不然的，这才是吻合南朝贵族文学模式的一般常态。由于这样的改动，《郊居赋》便从一篇与沈约（家世和本人）密不可分的特殊作品，摇身一变成了一篇无论任何时代任何人都可能写出的，普泛性的隐居赋。同时也正是类似于这样的处理，使得《郊居赋》从典型的骈偶大赋体式转向了较为简捷的抒情小赋体式。然则《类聚》编者要将这一大段删去的原因何在呢？容易想到的是，在经历过时代变迁之后，对基于“艺文”主旨而进行编撰的类书而言，前朝的陈年往事已经不再具备鲜明的印象。沈约本人所经历过的南齐末年的政局昏乱黑暗，萧衍建立梁朝时带来的中兴气象，沈约本人在梁朝的隆重地位，以及在此背景下依然要觅地郊居的心情反差，这种种因素对于创作者的沈约本人固然意义深远，甚至可以视为他创作《郊居赋》的根本契机，然而对唐代的编者而言却毫无意义，因此他也就毫不留恋地大笔一挥，将这些重在叙述历史的部分统统删去了。然而对于理解《郊居赋》这一南朝文学的重要作品乃至理解沈约及其文学而言，如果缺失了这些部分，我们的感觉会偏差到如何的程度，却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类聚》还删去了分别长达722字（107句）和322字（58句）的两整段。前者是作者在郊居建成，观鱼赏鸟，俯仰自乐之余，悠然而生上下古今兴废之想；后者则删去了郊居处的人文地理记述，以及作者由此而生的思古怀仙之幽情，隐遁郊栖之逸趣。而在这中间保留下来的内容，都集中于郊居的花果鸟鱼等自然环境的描写。这使得《类聚》版本的《郊居赋》成为一篇单纯以记叙郊居美景为主旨的田园风作品，而完全泯灭了其中原本具备的阔大时空感以及严肃的历史思考。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这种整段删除导致的构造改变之外，《类聚》还往往零散删去一句乃至数句，因此细节处也受到了显著的影响。仅举一例，沈约在营建郊居的部分写道：[13]
这一部分的主题并未遭到大的改变，但《梁书》录文的叙述次序，乃是严格遵循着建筑学原理，先考察地形，刊芟妨碍营造的杂树；其次排除积水，整理地基，修葺周边环境；再次建造墙牖门户。这充分显示出沈约本人营造郊居的真实感受。甚至连“北渠”、“南浦”这种看似寻常的对句都有可能是当时真实场境的反映。然而《类聚》删去中间数句，就使得这种富于建筑现场感的叙述变成了文士的泛泛修辞，完全失去原初的写实风貌了。 像《郊居赋》这样的情形，在《类聚》中究竟是普遍现象，抑或仅仅是特殊个案？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普查对勘《类聚》录文中尚存其他早期文献来源的作品来获得答案。目前虽然全面统计尚未完成，但就笔者对《类聚》所录六朝重要作家包括三曹父子、陆机、傅玄、傅咸、王羲之、王融等的文集统计来看（对单个作者而言是完全统计），已勘总数七十五篇中同类情形为百分之百，或大段脱落，或删去数句，都不同程度地由于《类聚》的删削改造而导致作品结构及意涵发生改变。而诗歌中只要篇幅较长的作品，基本上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形。因此《类聚》中的这种现象决不可视为个别特例，而是基于其统一处理方式所导致的普遍结果。 综观《类聚》对于《郊居赋》的存录，可以看到其有着特殊而明确的改造方式。一方面是大加删削，将已经时过境迁，后人不复介怀的部分，以及怀古思今，寄托幽情的部分几乎全部删去，只将华彩最盛的景物描写部分作为主体保留下来；而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巧妙的选择取舍，保留了开头、结尾，以及较为重要的过渡段落，甚至在必要处予以改写，使得录文依然呈现出首尾通贯，构造完整，主题突出的“全文”形态。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删略节录”相比，这种形态毋宁更应当称为“缩写”，而这导致了删改后的文字与原初创作形态边界模糊，极易误认。对于前一点，应该说学界并非无所了解，而对于后一点，则恐怕尚有进一步提请关注的必要。事实上正如本节一开头已经触及到的，《郊居赋》虽然由于有《梁书》所录文本的对照而得以复原其真相；但那些已经失去其他来源的作品呢？它们究竟在哪些环节被《类聚》剪出了缝隙，错乱了纹理？我们所能见到的六朝文学的面相，是不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像哈哈镜中的虚像一样扭曲可笑，雾里看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