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族规之外，近古宗族的其他一些表征在唐代也已萌发。如近古宗族全族共有的祭田（族田）便是由唐代的墓田发展而来。墓田虽然自战国以来一直存在，但其特定私有权属的确认是在唐代完成的。如唐律对于侵损他人墓田的处罚，就明显重于对一般私有土地侵损的处罚。《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过杖一百，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对于墓田，处罚的起点则是杖一百。同卷规定：“诸盗耕人墓田，杖一百；伤坟者，徒一年。”对于盗葬他人田与盗葬他人墓田者，处罚也不相同。同卷规定：“即盗葬他人田者，笞五十；墓田，加一等。仍令移葬。”[78] 对于墓田特有的权属观念以及政府的律令保护，使墓田具有了完整性与延续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绵延不绝的宗族祭田。 墓田不仅是墓地所在，其域内的树木以及可耕之田均可增殖形成新的财产，这种财产亦属于族产。对此，各王朝均加以保护或优渥。宋《庆元条法事类》卷八十《杂门》篇“采伐山林”条即规定：“诸以墓地及林木土石非理毁伐者，杖一百，不以荫论。”北宋仁宗时，曾诏河南府：“民墓田七亩以下，除其税。”[79]这表明了对墓田所产的优渥；同时又表明在正常情况下，墓田都存在着耕殖收获，而且要交纳赋税。 既有收益，自然便有经营与管理问题。就北宋时代而言，墓田以及相关收益多是族内各家轮流掌管，收益供祭祖之用。如剡源戴氏，“墓有山，租钱若干缗，麦若干斤，每岁一人以其租具清明祭祀”[80]。此前虽尚未见到类似明确的规定，但在唐律中，对墓田所形成的增殖能力与财富增殖的保护，是十分明确的。 对于墓田内的树木，唐代法律也明确予以保护。《唐律·贼盗律》也规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疏议》曰： 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若赃重者，准下条“以凡盗论加一等”。若其非盗，唯止斫伐者，准《杂律》：“毁伐树木稼穑，各准盗论。”[81] 对于墓田中的耕地，唐律同样是明确保护。《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盗耕人墓田，杖一百。”《疏议》曰：“墓田广袤，令有制限。盗耕不问多少，即杖一百。”因盗耕而形成的收益，也归原主。《唐律·户婚律》规定：“诸盗耕种公私田者”，“苗子归官、主”。《疏议》曰: “苗子各归官主”，称苗子者，其子及草并征还官、主。“下条苗子准此”，谓“妄认及盗贸卖”、“侵夺私田”、“盗耕墓地”，如此之类，所有苗子各还官、主。[82] 除了上述内容外，唐代还出现了因族学而来的学舍与学田，这也是后世族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中国古代的宗族形态，经过唐代的嬗变，完成了从中古宗族向近古宗族的转化，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唐代的宗族形态既不是宗族之活跃期，又不仅仅是世家大族式宗族组织从衰落走向瓦解的时期，它是中古宗族的尾声，又是近古宗族的开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