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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宝》第二版印行时，英国政府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马尔克姆·麦克唐纳(27)撰写了序言，透露出部分西方精英读者对这部书的心领神会：“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外国人可以更深入地认识是什么样的动机让这么多善良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留在国内，并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当中。这样的认识有助于中国与西方的和解——这一天必将到来。”(28) 当然，《瑰宝》并非政论，作为一部女性自传体小说，依然要以私人经验与情感讲述来置换其政治表达。因此，素音和马克希冀的政治经济的“中间道路”，在小说中有时也被置换成文化身份的“中间道路”——混血。小说借素音与一位同样是混血儿的朋友的谈话这样说： 我用上了中国全部的骄傲和自豪的语气回答道：“……我们一定要满怀信心地说：‘看看我吧，我是欧亚混血儿!尽管看吧。我们多么漂亮，比只有一种种族血统的人更漂亮、更聪明、更健康。不同文化的交汇融合才能形成一种世界文明。想看就看吧!嫉妒吧，你们这些可怜的只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的人们不过是井底之蛙。我们才是世界的未来。尽管看吧!” 不过，略显吊诡的是，她需要“用上中国全部的骄傲和自豪”，方能焕发混血的自信。文化混血与传统中国，似乎成了一对奇异组合，两造不同而恰可通约。在香港，素音的欧亚人身份有些尴尬，甚至遭受歧视，但一到重庆，她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从骨子里变成一个老派的、传统的中国人”(第134页)。更为重要的是，重庆三叔代表的家族乃至儒家伦理文化，是如此的温暖，对素音这样的现代女性而言，非但不是压抑，反而极为宽容，象征了一个充满理解与关爱的“精神家园”。当素音告诉三叔自己和马克的恋情之后，三叔理解并支持她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甚至都认可，“西方的那些规矩不近人情”，若是“退回五十年”就好办了，素音可以给马克做妾，也就不会伤害到马克的原配。因此，“我”在重庆的感受，可以同时被视为对“传统中国”的感受：“我有归属感。我的根就扎在这里。如果我也去选择一种自我解放的生活方式，去追求一种脱离这块土地的个体精神的自由，逃进一个更安全、更温馨的世界，我就会慢慢地枯萎、死去，因为我的根就在这里。”(第147页) 然而我们如果细究，三叔和“我”对“根”的笃信，(29)正是来源于他们文化身份的“中间道路”：“我”是可以代表“世界的未来”的“欧亚人”，而三叔，也并不是生于斯老于斯的冬烘先生，他同“我”的父亲一样，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教育与文明。(30)换言之，只有经过西方现代性的洗濯综合，方才有一个温煦的“传统中国”，并同前者水乳交融，宜室宜家，宜乎明日世界，当然也足可造就一个“新的中国”。 三张爱玲《雷峰塔》/《易经》 对于《瑰宝》的成功，彼时人在美国的张爱玲大不以为然。在她看来，韩素音不过是一个“二流作家”；而她自己，也正开始写作自己的英文自传体小说，自然要比韩作技高一筹。(31)也就是说，一方面，张爱玲对韩素音的作品有所鄙薄，但另一方面，韩作的成功又刺激了张爱玲的自传写作，这就是《雷峰塔》/《易经》。《雷峰塔》从沈琵琶4岁写起，父亲沈榆溪、母亲杨露、姑姑珊瑚、弟弟陵、后母荣珠、家里一干老妈子……一个中国上层家庭的家长里短，伴随着小女孩的成长，收束于琵琶趁上海的战火逃出父亲的家。《易经》写的则是琵琶出走后在姑姑和母亲的公寓、尤其是之后在香港的生活，其间夹杂与母亲的纠葛，收束于琵琶在港战的混乱中历险返沪。——但结果，这两部英文书稿却根本没有卖掉，遑论超越那位“二流作家”了。所以，我们不妨在讨论上述二自传之后，再来看看张爱玲的自传为何落败?究竟是其中“我自己的故事”不够吸引人?还是其中的“中国”不合乎读者们的想象与期待? 综观张爱玲“自己的故事”，从早年的散文《私语》《烬余录》，到英文写作的《雷峰塔》/《易经》，再到中文的《小团圆》(32)，其文本改写的“痕迹”尤为重要。作为“自传”性作品，传递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情势下的“自我”认知；而面对外国读者而写作的《雷峰塔》/《易经》，更在“自己的故事”之外，刻意兼有了一层“中国的故事”，而且，如何讲述这个“中国故事”，是颇有意味的。《雷峰塔》/《易经》中的“中国”，既不是凌叔华式的温文尔雅，也不是韩素音式的文化寻根与政治探求，而是带有一定的“五四”式批判，这在张爱玲的其他作品中似乎并不常见。 在《私语》《烬余录》《小团圆》中，“父亲的家”当然也可以被视为一个衰微而压抑的文化“中国”象征，但到底更着眼于个人在这个家族中的成长经验。而在《雷峰塔》中，由于不断将“沈家”与“罗家”、“杨家”、“唐家”等相关联，将沈家仆佣的家庭故事时而纳入，乃至将中国近现代史、“孔教”及其评价有意识地穿插进来，夹叙夹议，使得“沈家”的外延得以扩大，往往指向一个“礼教中国”；更重要的是，这个礼教中国又往往勾连到“吃人”，使得其中明显地蕴含了启蒙主义式的批判意味。 比如关于“何干”的母亲被活埋。《小团圆》中，作者将此事与人类学中的“弃老”旧习联系在一起，而《雷峰塔》则写道：“二千五百年来的孔夫子教诲，我们竟然做出这种事?琵琶心里想。尽管是第一次听见，也像是年代久远的事，记忆失准。”(第322页)再比如关于继母与其姨太太出身的生母间的关系。同样写了继母对她母亲的不恭之态，《雷峰塔》比之《小团圆》则一定再加上一段议论文字：“圣人有言：‘嫡庶之别不可逾越。’大太太和她的子女是嫡，姨太太和子女是庶。……荣珠就巴结嫡母，对亲生母亲却严词厉色，呼来叱去。这是孔教的宗法。”(202页)父女嫌隙，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琵琶，小说中的议论是：“杀死自己的孩子不比杀死别人。如同自杀，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美德。现今是违法，可是传统却不然，还看作是孝道。”(292页) 另外，一般读者在阅读《雷峰塔》和《小团圆》时，通常都会发现在家庭生活的描述上，二者有个很大的出入，就是对于弟弟的处理：《雷峰塔》看似冷酷无情地将弟弟“写死”了。这个重大的情节虚构，似乎也只能从旧的家族制度、旧礼教“吃人”的角度来加以解释，使得琵琶从对父亲的家的一点“留恋”——那弥漫着鸦片甜味的安适的家——中挣脱出来，通过一场带有虚幻的象征色彩的战火，以一种“隔岸观火”的姿态，目睹了那些华美而富于压迫性的“塔”的倒掉(33)。沈琵琶终于借机逃离了古旧的“中国”。 琵琶走后怎样?《易经》中的香港生活显然也并不美满。韩素音笔下的“中间”之岛，对张爱玲来说，则是切割了文化与情感的孤绝之岛。大学里充斥着“海峡殖民地”的英语口音，嬷嬷们的势利，崇敬的教授被炸死，倾城之际生命的破败，与母亲的情感决裂亦是发生于斯……在这孤岛反观“现代中国”，则无论是清朝到民国的国体变易，还是当下抗战期间西北中国的赤色运动，都显得那么隔膜，并且因这隔膜而具有了反讽的味道： 她父亲的一些亲戚就耐不住寂寞。在北方沈六爷入了一名军阀的内阁。沈八爷也起而效之。不过同样的旗号只能打一次。北洋政府垮台之后，他们逃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财是有了，政治名节却毁了。南方的罗侯爷加入了南京政府。革命后二十年，他的名号依然响亮。当然这一场革命委实是多礼得很，小心翼翼保住满洲人的皇宫。退位的皇上仍旧在他的小朝廷里当他的皇上，吃的是民国供给的年金。报纸上提到前朝用的说法是逊清。如此的宽厚与混乱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划下了休止符。孙逸仙的革命有了真正的传人。……(《易经》，第29页) 莲叶是极内地来的，中国最古老也是最贫穷的省份，神秘的西北，中国文明的源头，如今却化为荒漠。琵琶是全然陌生，也不明白怎会有记者说它神秘，委婉表示那片共产党占领的土地是国中之国。她倒是见过报上提起共产党在江西与福建的据点，报上只以“红疹，微恙”形容。她并不知道国民党的围剿逼使共产党长征，退向西北，而剿匪仍在持续当中。大学里也没人提起延安。…… ……现在日本人占了山西，共产党在乡野地区很活跃，行踪飘忽，征税收粮，搅得莲叶的父亲这个地主不得安宁。(《易经》，第222、223页) 上述对于“孔教中国”的批判性解说、对中国近现代史的描述，在行文中的确有些生硬而游移。如果将这样的写法解释为是由于顾及外国读者，有必要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进行一点提示与普及，显然有些言不及义。“美国出版商似乎都同意那两部长篇的人物过分可厌，甚至穷人也不讨喜。Knopf出版公司有位编辑来信说：如果旧中国如此糟糕，那么共产党岂不成了救主?”(34)从张爱玲计划写作的1950年代初，到小说完成的1963年，美国经过了朝鲜战争，经过了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见识了柏林墙的建起和古巴导弹危机；此时此地，关于“前共产中国”的书写，看起来似乎有些动辄得咎，“异国情调”无论怎样营造，也终于是“不讨喜”的。 张爱玲在异国的“自我陈述”——沈琵琶这个小女孩的成长故事，因为看似过于琐碎，使得张爱玲在将《雷峰塔》/《易经》翻回中文时，意识到中美不同读者可能有不同的阅读反应：“看过我的散文《私语》的人，情节一望而知，没有看过的人是否有耐性天天看这些童年琐事，实在是个疑问。……我用英文改写不嫌腻烦，因为并不比他们的那些幼年心理小说更‘长气’，变成中文却从心底里代读者感到厌倦……”(35)然而其实，美国读者对“童年琐事”“腻烦”与否，并不是那么重要；“琐事”背后隐现的“中国”，是否合乎美国读者的“中国想象”，才真的是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