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当下西方理论进入到“理论之后”的思考。“理论之后”是对“理论”终结的反应，它引起了反理论、改进理论和进入文学三种反应，其中后两种是主流。“理论之后”的出现反映了西方理论的学理性，它的自批判、自发展机制把传统与创新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需要吸取的；“理论之后”也反映了西方理论难以摆脱形而上学牵制的困境，试图把文学设为出路就是走出这种困境的尝试。中国诗学则从未背负形而上学的包袱，而在对“理”的诗性写作方面则有丰富传统。中国诗学的独特贡献也许就出现在西方理论的困窘之处。 关 键 词：理论/理论之后/形而上学/中国诗学 作者简介：徐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最近西方的理论主流从下述表述中可见一斑：“反理论”(against theory，纳普与迈克尔斯)，“后—理论”(post-theory，吉勒里、麦奎兰以及卡鲁斯与赫伯雷希特)，“理论之后”(After Theory，多切蒂、伊格尔顿以及简·艾略特与德里克·阿特里奇)。我们可以用“理论之后”来概称这一潮流。本文的任务是考察西方主流理论界这一动向，并引出对当下中国诗学发展的思考。 一、为什么是“理论之后” “理论之后”这个表述中的“理论”不是普通名词，而是一种思想方法和学术社会运动的名称，它发端于20世纪初，兴盛于60—80年代，延续于90年代；它的兴盛期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因为出现了像罗兰·巴尔特、列维-斯特劳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一批对当代思想影响巨大的理论家，所以，“理论”也指这批令人瞩目的理论家的著作。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专有名词。 为什么把他们的著述和发现统一称作“理论”，而不加上定语，例如“社会学理论”(这样，“理论”就成了普通名词了)？考虑到这些人深厚的哲学背景，为什么不把这些著述称作“哲学”？怎么区分他们各自的学科？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即20世纪西方思想界反形而上学思潮和语言论转向。反形而上学思潮表现了对科学理性、学科化的极大不信任，而语言论转向则为这种新的思想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语言论转向把所有以前学科的问题和思想的问题都看作语言问题，这样，以前建立在学科分类基础上的各种概念和话题就失效了，而语言(话语)打破了它们原有的藩篱。在语言论层面上，原来属于不同学科的问题成了同一性质的问题，心理分析中的本我和超我变成一个先在的能指系统，自我—他者、男—女变成话语二元对立系统中的主体位置(拉康)，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变成一种话语想象和争夺，文学审美则取决于换喻—隐喻或序列—结合两根轴线上的言语操作。一个理论家可以介入过去互不相关的很多领域，它们在语言论视野下变成了同一个领域，而问题和研究领域的分类有了新的范式，根据例如话语类型或功能加以分类：福柯关注话语的政治学效应，巴尔特则关注话语的诗学效应。语言论的共同视点使得这些理论家与传统哲学家明显区分开来，传统哲学的反映论(自然之镜)模式在语言论视野中遭到彻底摧毁，按詹明信的看法，理论家的工作是哲学终结的标志。 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任何一种或几种学科，这样甚至连他们的工作方式也难以名状，不是(学科的)研究，也不是(哲学的)沉思，詹明信称之为“写作”。尽管他们相互间的争论常常很激烈，但其观念却有一种共通性，而且其思考和写作的方式显然是反思式、推测式的，即通常是各种理论运作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就成了一个最少争议的通用名称，尽管这种用法有点权宜之计的味道。 理论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是盛况空前的局面，它不仅有一大批声名赫赫的领军人物，也引爆了当时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但是随着这些领军人物的相继谢世，不再有新的领袖出现，它变成了一个已经逝去的、为人观望和怀念的时代。理论的运作方式及其利弊就这样成为了反思总结的对象。于是就有了“理论之后”。 “理论之后”是对“理论”终结的反应。“理论之后”像是一种中性的表述，但其修辞效果却包含两个不同的方向。第一是理论完了，它已经结束，新的东西将取而代之；第二是曾经如此兴盛的“理论”给后代留下了什么东西，之后的理论和思想将如何在它的影响下发展。对“理论”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指向这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都是符合题意的。事实上这两种反应都出现了。 二、“理论之后”的理论 在“理论之后”这个问题上大致存在着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反对理论，认为理论已死，理论的模式不再有用。如德·曼所言，理论有一种奇怪的自我否定机制，每一条理路内部包含了反向思路的头绪①。因此，理论的发展往往表现为走向另一面。这种发展模式出现多了，就会令人觉得像是一种可以反复的游戏，人们可以想象到其要去的地方，于是令人厌烦，也有不再有新意的感觉，例如其中的一个著名的内在对立，即历史—形式(或审美)的对立，在理论史中可以看到在二者之间的摆动反复重演的情况。持这种观点的人对理论抱有反感，鼓吹抵制理论。史蒂夫·纳普与华尔特·迈克尔斯1982年写了《反理论》(Against Theory)一文，是这方面最早的文章，他们认为理论是一系列公理，试图通过为解释提出一般性理由而控制解释实践。理论论辩毫无结果，因此，理论毫无用处，应被终结。这等于宣布理论已死。在最早谈论“理论之后”话题的人那里，对理论均保持反感，“理论之死”、“后理论”、“反理论”等等是他们使用得最多的词语。“反理论”涉及“理论”的一个命门，即形式化、套路化。当理论地看待理论自身的路径，它确实会留下这种印记。 反理论的结论是，理论之后应当抛弃理论。但是抛弃理论之后怎么办？这痛快的一抛带来的空白无法回避很久，他们必须面对以后再也没有学术活动的局面，或者，如果学术活动也可以抛弃的话，他们得设想以后再也没有反思类活动的局面。然而，思想又怎么能够抛弃呢？理论时代的最大遗产之一就是认为任何话语都是有预设、有立场的，理论可以说内在于话语之中。当人们对一部文学作品说三道四时，这无非是一种理论的实践。所以乔纳森·卡勒说，理论就是思考和推测②，在这个意义上，理论是无尽的。 “理论之后”的第二种观点是发展和改进理论。这是“理论之后”思潮的主流。这种观点完全不认可理论已死，认为对理论本身的怀疑并不合理，理论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其遗产还在不断地发酵，理论的问题可以通过话题、方向的改变和改进得到解决。 在改进和解决的方向上，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方案。特里·伊格尔顿用“理论之后”命名他2003年的一本新著，直截了当地阻断了读者对这个名称可能的误解，说“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理论……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③，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④。他的“理论之后”看起来是指理论曾经的黄金时代的结束。他认为，理论虽然很有成就，但有根本的弊端，他认为最大的弊端是回避了大问题，即当代许多急迫的政治问题。出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观察到资本主义的策略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甚至更加是全球性的政治行动，理论理当回应这一政治挑战，然而作为理论后期的高峰，后现代主义却拼命鼓吹差异性、地方性、局部性，这回避了资本主义全球性挑战的锋芒。他建议理论面对当下最重要的与政治相关的大问题：资本主义的压迫问题，工人阶级的解放问题，真理、道德、客观性问题。可以说，他把后现代主义抛弃的宏大叙事重新捡了回来，他认为，这些问题的被抛弃并不是因为它们已经被解决，相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真正解决，而且在现实中醒目地存在。他的“理论之后”是回到宏大叙事的既有议题。这是一种改进理论的建议，但更像是一种对后现代小叙事的回摆。 改进理论的大部分论者与伊格尔顿相反，认为理论中值得反思的恰恰是其大理论的趋向。《理论剩下了什么》(2000)一书的编者朱迪丝·巴特勒、约翰·吉勒里、肯德尔·托马斯表达了人们对理论的疑虑：“‘理论’经常意味着‘后结构主义’，但是不清楚的是为什么(a)文论史应该陷入后结构主义的提喻法，以及(b)后结构主义的形式是如此变化多样，却可以作为一个单一的现象意味深长地被指涉。”⑤如果理论就是把文本放在后结构主义模式中一锅煮，文本的多样性和具体性就不会受到重视，尤其是文学文本中的细腻厚重的描写，就会在大理论的推进中被不管不顾。福柯的理论、德里达的理论，都会产生统贯一切的效果，人们在所有文本中都可以找到权力效应的话语以及中心话语在能指链中被延异的现象。大理论试图通过所有分析材料来凸显理论的发现，或者寻找某一个能够涵盖一切的概念，“后结构主义”、“文化”都是这样的概念。《理论剩下了什么》就是要讨论，在遭到如此质疑的情况下，理论在文学研究中还能剩下些什么(影响或痕迹)。这本书中的很多作者提出了修正理论的各种方法，他们发现，理论以及政治分析可以很好地与文学文本的细读捆绑在一起，这取决于文学学者与社会研究者的互惠。文学学者可以“把有深刻洞见力的阅读形式用于对我们集体生活进程相关度很高的社会政治文本。而且，当文学学者继续调查文化生产的文化与社会语境时，他们需要克服他们对法律、政治理论以及社会运动的样式与结构的漠视。同样，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领域生产的文本也要依靠隐喻、转喻、省略和讽喻，意义生产的这些维度在不从事文学分析的人那里也是未被注意的”⑥。这就要求改变理论自上而下地贯透一切的做法，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把大理论变小的方案。 与理论鼎盛期不同，现在的理论不再注重大理论的发现，已经改变了话题，眼睛向下，注重具体问题的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已经被诸如“庶民研究”、“生物政治学”、“生物伦理学”、“新自由主义”、“情感”、“同性恋研究”、“变态(酷儿)研究”等更具体的问题所取代，对这些问题讨论的方法与内容让人完全无法想起以前的那种理论讨论，要么其结论是开放性的，要么干脆摒弃结论，连暗示都没有，只有材料的铺排展示。这就是为什么朱迪丝·巴特勒拒绝人们称呼她为领导潮流的理论家的原因，因为她压根就不认同(大)理论的观念。 学者们严格区分“理论”与“理论之后”的理论。英国约克大学的学者简·艾略特与德里克·阿特里奇于2011年编纂了《“理论”之后的理论》一书，他们把引号中的代表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理论”标以大写，而“理论之后”的理论是小写的。二人总结了理论最新的发展，指出理论远未终结，它正在经历重大转折，以应对今天文化与政治面临的迫切问题。从内容上说，这些变化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出现了残疾人研究、伦理学(包括动物伦理学)、生态批评、书本历史、遗传研究和全球化等新的话题及其衍生的问题群；其次也出现了阿甘本、巴迪欧、雅克·朗西埃以及一批较不知名的论者，他们的名声虽然暂时无法跟福柯、拉康、德里达等相提并论，但其观点已经引起瞩目，成为许多讨论的中心；第三，出现了一批新的概念范畴，它们具有小写的理论的特征，因为它们针对具体问题，不必推及其他对象而又具有一定的可利用性，例如“暂时性”、“庶民”、“赤裸生命”。然而，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这些发展要联系在“理论”的名目下、又说明它们与大写的“理论”相异呢？两位编者指出，这些讨论都是基础性的讨论，都对相应话题做了有深度的反思，同时珍惜“理论”的遗产，常常以此批评“理论”之后的理论，例如皮特·奥斯本的论文指出，学科性话语是“理论”当初质疑的东西，但是“理论”之后的理论忘却了这一点，形成了倒退，也付出了代价。当然，最新的理论写作也充满了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和批评，不仅有批判，还有改进方案，做出试图拯救理论窘境的努力。例如在替代启蒙主体性方案上，从马克思主义到身份政治理论都陷入了它们试图抵制的整体性和意识形态操作，而新近理论则试图发明某种无法固定在现存思想结构内的程序或原则，确保对主体性的抵制不能简单地在对另一个优势支配方式的再生产中结束。 编者对这种批判和继承的认知颇为辩证：“理论继续兴盛之处，它必然极力采用那些对曾经定义‘理论’的基本理性态度提出挑战的立场。这里搜集的文章指出，理论正在经历的转变比当代理论中通常涉及的新思想家和新话题的变化要激烈得多：当一个当代大陆哲学专家提出一个有关卢梭政治意愿的观点，当《千高原》一书的英译者提出事件的暂时性已经在‘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被实施了，当后现代主义女权政治理论家坚持说自由与知识论无关，当最新的‘法国理论’潮流提出某种相当于科学现实主义的要求时，足够的证据说明至少某些当代理论支派果断地摒弃了某些一度是其决定性标志的问题群和态度。如果今天的理论不再忠实于这些具有决定性标志的问题群和态度，那么它不仅是那批‘理论’著作的后果，而且也完全有别于那批‘理论’著作。”⑦今天的状况表明，正是由于对“理论”的激烈批评，理论才兴盛了，因为，不管它是需求的对象还是批判的靶的，理论都影响着并被吸纳到今天各种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的讨论中。两位编者对此总结道，理论有九条命，“现在的理论遗产来自20世纪最近几十年，它看起来不像当时所预言的任何东西，它有力地证明了内在于那一时期知识发酵过程的丰富的可能性。‘理论’死了，理论万岁”⑧。 “理论之后”的第三种观点涉及理论的出路，认为理论应该并且已经走向文学。作为“理论”之后的理论的一个展望，这里的“文学”意味着理论应该向文学发展，“理论”之后是文学，理论的出路是文学，或者至少，理论的改进有赖于它对文学的吸收。 “理论”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它的产生、发展与文学及其理论有直接关系。语言论转向首先滥觞于语言学，它越出语言学后第一个去处就是文学理论，雅各布逊、巴尔特首先将索绪尔语言学模式引入诗学和叙事学。如果所有文化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那么，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就是这些问题有着最突出最典型表现的地方，所以乔纳森·卡勒说，文学位于当时“理论”建设的核心，因为人们如欲了解语言的结构、功能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就必须思考文学⑨。这样，基于语言论的文学理论也就是理论，因为一切都被涵盖到语言范畴中来了。但是在其后的发展中，这种发自文学思考的“理论”，由于其视野打开后的新鲜感而不再关注文学，而是以极大热情去关注可以语言论化的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中心—边缘的语言结构模式一次次被用来伸张压抑了的位置感，少数族裔、后殖民、同性恋、性别等政治社会问题占据了“理论”论坛的中心。所以，尽管按其最先的发展路径，文学研究是理论家的主要领域，大学文学系是理论学者麇集之处，但那儿已经失却对有关文学的理论的专门研究。出现了这样的矛盾现象：按理，所有的理论都与文学有关，但现在所有的理论都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 由于同样的原因，对理论得失的反思自然会把文学再次牵出来。这种对文学的重新思考因而来自两个立场，代表两种用意，即来自和代表文学研究的立场和用意以及文学以外的社会文化的立场和用意。 在什么意义上说理论的出路是文学呢？ 理查德·罗蒂从哲学的角度总结了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困境，得出文学将会取代哲学完成未来思想的任务的结论⑩。罗蒂认为，思想不是反映自然的镜子，这在黑格尔那里已经开始认识到了。黑格尔将原来证明性的哲学工作变成演绎性的写作，意识到言语的构造是真理的秘诀。其后，经过尼采，到海德格尔、德里达，思想家们经历了艰难的走出形而上学、走出哲学之路。不过由于他们总是迷失在哲学和传统思想解决终极问题的目标下，他们的出走终究是功亏一篑。文学从来不把解决终极问题作为自己的预设，它着手处理的总是具体事例和具体场景，并且在文体上也没有容纳一种将个案推广到普遍性的机制，但是文学对于人类的主要政治社会目标——个人自由与社会团结共存——而言，却有着根本的支持力。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下如何达到团结的理念？在文学中，每个个人的遭遇和处境得到了细节性展开，在那里，同情和想象被极大地激发，人类伦理的底线显露无遗，人与人之间团结的基础就被找到了，而靠推理、逻辑论辩，靠哲学、法律，这是根本无法做到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诗人是未来时代的英雄，这就是罗蒂的结论。罗蒂是一个哲学家或(按他喜欢的称呼)理论家，但他有求于文学的似乎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文学性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将用来解决包括社会政治问题在内的所有反思领域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当人们对新媒体冲击下文学衰落的前景大感失望的时候，大卫·辛普森从文学研究的立场放眼望去，突然发现文学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呈现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这种兴旺主要指大量出现的理论界的文学性写作。辛普森观察到的情况是，在后现代时期，理论有被文学统治的趋势，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竞相用文学(轶事、故事、自传、诗等等)的方式写作，有些人(比如艾柯)甚至直接写作小说，而这些写作却隶属于理论，是讨论理论问题的方式，也是理论工作的成果⑩。由于使用了文学性写作，它们没有通常形而上学所具备的弊病。这种观察出自文学研究者，虽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客观上也表明了理论之后理论可能的出路，与罗蒂的预言相合拍。 从文学研究内部，对理论、特别是后结构主义以后理论的侵入，一直有很强的反弹意见。文学研究不能变成政治问题的研究，对文学的解读不能停留在它的政治社会蕴含上。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序言”中抱怨大学文学系被“憎恨学派”所统治，他们不研究文学，却研究政治争斗，排遣受迫害的感觉(12)。让-米歇尔·拉巴尔特则从比较的角度揭示理论本身的短处，指出理论总是让人感到“太偏于一端，只是……整体的一半，而遗漏的那一半从定义上讲更真实、更富活力、更有本质意义”(13)，那一半恰恰是文学的文本本身。理论囿于它说理的目标，总是有牵强附会之处，只有文学文本是没有外在目标的，它就是创造力本身的轨迹，它能做到理论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卡宁汉呼吁，理论之后的文学研究应该回到文本细读的传统(的确，新批评是现代文学理论中对文本表现出最大尊重的一派)，“把文本置于一切对文本理论化的考量之上”(14)。 乔纳森·卡勒同样呼吁回归文学，回归诗学的基础理论，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和雅各布逊的诗学。不过他并不把文学与理论看成对立的，与辛普森一样，他认为在理论中就有文学的写作，而且“理论话语产生之处，都提醒我们注意对所有话语都起作用的各种文学版本，也就是重申文学的核心地位”(15)。文学模式在包括理论在内的所有话语中均起作用，而对文学的谈论就已经是理论的了，文学与理论一直是互惠的。而现在，整个趋势表明，而且真正重要的也是，理论应该将文学置入自身，这是理论在现阶段发展的必然。文学拥有理论所不具备的效果：具体化，个案，避免了抽象和简化的弊病。而这些原本是后现代学术的目标。通过理论无法达到这种目标，只有通过文学。举例说，关于身份的理论探讨只能把人的身份来源要么归于天生，要么归于后天建构，这两种思路同样简化。但是《安提戈涅》生动地展示了身份在天生与后天选择二者同时微妙地互相作用中生成的情形，它达到了理论梦寐以求的目标(16)。卡勒的意思是文学具有一种理论所不具备的理论功能，今天的理论必须借助于这种功能，来达到它声称的反形而上学的目标。这与罗蒂所看到的文学功能相类似。这样，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理论走向了其对立面文学，不如说理论与文学走到了一起：充满理论色彩的文学写作和充满文学描写的理论展示。理论之后是理论与文学不分彼此的新型写作，是置入了文学的理论。理论的功能可以在文学中得以实现。 三、“理论之后”对中国诗学的启示 当代中国诗学是在与西方文论的互动碰撞中行进的，这种互动和碰撞包括了吸收的方面和超越的冲动。“理论之后”西方文论的发展既显示了它的优点，也凸显了它与生俱来的一个命门。中国诗学如欲从中获得启发，必须扬其长避其短。 第一，建立学理基础，产生(回到)始源性问题，是中国诗学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理论”到“理论之后”的理论，西方学界之所以深切地感到理论有九条命、理论会长存，是因为他们一直使用一种可以通过批判的机制而自否定并且自发展的话语，总是走在黑格尔式辩证逻辑中。而这逻辑的起点是一切西方思想的始源性问题——从人与世界的二元关系出发求取真理。这使得他们的哲学以及各种理论的发展既显得是创新的，又是合乎学理的，显出既源远流长又能够自我更新的传统力量。当“理论”出世时，其语言论视点令熟悉认识论传统的学者们无法接受，晕头转向，但批判使得它能够归入传统，显出它仍然是对人与世界的二元关系的一种思考，一种对此关系基底的全新的、却是合乎逻辑的替换，所以只要被多次演绎，就迅速进入了学术主流。更为关键的是，在学理传统中，它可以引起前人思想的回应，并且能够将此前的一切成果纳入“理论”的叙事中，使之成为证明自身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资源，这也将前人的成果在新的基点上丰富化，增厚并壮大了西方的理论。而对“理论”的反思，也就是“理论之后”，不是对原有基点的根本性替换，而是循着“理论”自身内含的新方向进行的；批判，即从学理上梳理一种理论话语得以可能的理路，是可以发现原有理论的问题并找出其发展新路径的。例如“理论之后”对宏大叙事的反思。在“理论”(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宏大叙事因其思辨性遭到质疑，因为思辨推论的方法为了形成总体性思路而不顾实际的差异；它也因期盼启蒙英雄和伟人的主体性思路而遭质疑。但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根除“大”的思路，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虽然不再是思辨性的，也不再是解放大叙事，但它们仍然试图将所有问题笼罩在其主张下，构成一种大理论，而成为“理论之后”的靶的。依此批判，“理论之后”的理论试图找到的新话题都是没有概括力的，是针对具体问题的；由于没有触动根基，“理论之后”的理论中很容易看到“理论”本身的影子，其延续性就更明显。 西方文论的这种学理传统及根基，既是其走向形而上学末路的原因(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也是其历久不衰的原因。理论的这种自否定和自发展机制至少导致了数千年理论文化的繁荣。 中国诗学需要有始源性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能拥有自己的理论能量，尤其不能令中国诗学持续发展。如何找到古代先贤思想的主线，一条能够在今天不断产生回响并且能够持续发展的主线，找到这些思想在现代语境中的运作路径，以及其自我批判和发展的机制；如何找到一个源自人类生存的始源性的问题，找到它在诗学中的反应，这是理论之后背景下中国诗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也许这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它已然摆在了我们面前。而这个始源性问题究竟会是新产生的还是对早期思想的响应？这是亟须解决的。 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诗学亟须走出西方形而上学理论及诗学的控制。社会历史决定论、反映论的文论观，这些其始源性问题视野需要受到质疑的西方理论产物，长期以来成为我们当代诗学不证自明的基础。当我们说杜甫的沉郁顿挫是因为他个人坎坷的经历，《诗经·豳风·七月》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客观状况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在追随西方的某种观点，而且由于我们没有设置反思机制，不能与始源性问题相关联，造成了当西方已经抛弃这种客观论的时候，我们还在抱残守缺。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始源性问题，如果挪用西方的理论，也必须与他们的始源性问题相联系，介入质疑和反思机制，使之成为可推进可发展的思想。 第二，推动理论问题的中文化。 当代中国诗学的大量理论资源来自西方文论，这并不是坏事。让我们抵触的是这些理论的生硬陌生，不仅其思路未能与我们的相兼容，而且其原动力是我们不理解的，对其可应用性我们完全心中无数。这种生硬感源于它们未能与中文兼容，源于我们对它们的介绍远远多于对它们的写作。中国诗学要进入自己的学理路径，产生自己的始源性问题，首先要把这些外来的以及古代原有的理论资源从可读的变为可写的，用中文的理论写作将它们激活，使它们成为当代话语的一部分，在这种写作中找寻自己的兴趣、路数和理论源头。这样，我们对于西方文论也会产生自己的选择性。比如，反映论和社会历史决定论是中文语境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写作，是中文的理论话语熟悉的问题，照理，人们对于语言论观念如何回应它也必然感兴趣。但是迄今为止，有了很多对索绪尔以来各种“理论”的翻译介绍，却鲜见让语言论问题在中文中发生的尝试，更不要说让它在中文的理论写作中持续发酵了。另一方面，有些理论，例如身份政治、少数族裔理论，其原动力在中国尚不存在，但在翻译介绍的层面上，它们往往获得与其他问题同等的分量，无法体现我们的选择性。所以西方优质理论资源应当在写作中变成中文自身的资源，应当以问题、而不是成果的形式与我们接触，这对于中文理论的学理化建设至关重要。 第三，文学作为理论的出路，以及由此观察到的文学的兴盛，这对中国诗学是一种鼓舞和契机。 从理论史的观察可见，“理论”从未脱离文学，尽管它与文学的关系在不同的时候有紧有疏，但最终文学会对它有强大的向心力。但在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在商业化浪潮和技术话语的主导下曾极度衰落，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不管不顾，文论界也对它持悲观态度。如果文学成为理论的出路，那么至少可以鼓舞我们对文学及其研究的信心，进一步说，它还能激发中国诗学进入它原有的对“文”的领悟之道。 现代中文中的“文学”概念来自西方18世纪以后，这个概念把文学局限在几种纯文学文类如诗歌、小说、戏剧等，当代文论对文学现状的沮丧明显来自小说诗歌和戏剧文学的衰落。如果奇闻异事、讲故事以及对同音词的敏感和利用都是文学的话，那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文学的界定，重新估计今天文学的基本形势。它增强了我们对文学研究对象的生存状况的信心，同时提醒我们注意关注非纯文学文类中文学的表现，因为它们也是文学。雅各布逊论诗性用的例子是一则政治竞选广告“I like Ike”，通过语音上的类同巧妙地把竞选者与选民及其倾向(“喜欢”)联系在一起(17)。中文里同音词特别多，今天人们正在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大玩同音词游戏，这绝不是与文学、诗学无关的现象。同时，辛普森和卡勒的“the literary”这个概念也让我们想到孔子、刘勰、苏轼的“文”的意蕴。中国古人是从隐喻的角度而非学科分类角度阐发“文”的，“文”以表示色彩的本义来隐喻语言构造的某种美化效果，具有了可生发性，而这才是现代意义上“文学”概念的根。关于这一点，中国古典文论中有丰富的发挥。介入这些前现代的视角，对于中国诗学而言就像是回到了熟悉的话题，这本身就使中国诗学有了更多可能性。 第四，“理论之后”表明，西方的理论包括文学理论仍然面临困境，这从另一方面表明中国诗学大有可为。 为什么在柏拉图设立世界基本格局之后会有亚里士多德强调现世合法性的修正？为什么在康德建立了认识对象的科学基础以后会有黑格尔的主体化走向？如果我们记得尼采那个生动的“掘地球”的比喻(18)，就会明白这些摆动乃是内在于西方形而上学自身的运动。只要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有时候出现了很大突破和进展，却仍然会很快显露出令人厌烦的重复性。“理论”的情况就是如此，它突破了认识论的牢笼，带来很大新鲜感，但仍然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变成一种陈旧的、需要被突破的思路。如今理论仍然有九条命，它还在延续之中，但是对“理论”的厌倦之情迟早会降临“理论之后”，西方理论界人士对此似乎已早有担心，走向“文学”就是寻找全新出路的一种尝试。 前文指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思想一直把寻找真理作为始源性问题，柏拉图确认存在着真理，并且可以通过正确的途径获得它。这个始源性问题成为后世所有哲学人文学科的起始点，受到它的激发，后世各种理论互相之间充满对话，各种答案受到质疑，被证明或证伪、批判。因此它的理论显得既有传统，又有学理基础，可自我批判、自我发展。西方理论今天的困境不是由于他们拥有始源性的问题意识，而是这个始源性问题本身的设置有问题。直到今天，后理论仍然在揭示各种各样的洞见(真理)，质疑他人的观点，但是一旦他们发现这只是某种逻辑的游戏的时候，就会隐约听到尼采残酷的嘲笑：逻辑自己踩住了自己的尾巴，而真理正在越行越远。也许他们需要意识到，从人出发寻找真理这个设定本身需要受到质疑。人可能靠自己去找到真理吗？人可能看清自身被包孕其中的更大的始源吗？难道不需要考虑听命于真理，顺从于真理之道吗？ 只要在它设定的始源性问题辖制下，西方理论就无法摆脱形而上学的厄运。但是中国诗学的历史和处境有所不同。中国诗学的始源性问题尚有待建立，但已有的思想基础表明了它与西方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思想从不设置人与世界的二元结构，也从未把在此基础上的通达真理作为思想的主要任务。中国诗学因而也不需要背负这种形而上学重担。就理论走向文学的可能性而言，卡勒发现理论中文学的统治力，目的是为理论寻找出路，是一种理论之后的理论之途。但是中国诗学并不对理论的存亡负有责任。文学并不一定要在理论中扮演协助的角色，文学可以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可以使思想式写作像庄子的寓言、卮言，而不在逻辑上打转。中国诗学并不需要绑在说明真理的战车上。这是我们轻松的一面。但是沉重的任务在于激活中国经典思想的生命力并吸收西方文论的精粹，这是要通过坚持不懈的理论写作才能做到的。而做到这一点，则不仅能够给中国诗学以能量，而且能够为西方诗学困境的解除提供思路。 注释： ①德·曼：《对理论的抵制》，《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②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③④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页，第213页。 ⑤⑥Judith Butler, John Guillory and Kendall Thomas (eds.), What's Left of Theor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iii, p. vii. ⑦⑧Jane Elliott and Derek Attridge (ed.), Theory after "Theor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1, p. 2, p. 14. ⑨(15)(16)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 p. 5, pp. 36-37. ⑩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一书中描绘了未来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社会理想，他在多处指出，哲学早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再能提出好的社会方案；未来社会的英雄是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科学家，文学能够提出适合这一社会理想的较好方案。 (11)Cf. David Simpson, The Academic Postmodern and the Rule of Litera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2)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中文版序言”，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3)(14)转引自拉曼·塞尔登、彼得·威森德、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第330页。 (17)Roman Jakobson,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Thomas Sebeok (ed.), Style in Language, New York: Wiley, 1960, p. 357. (18)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