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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族伦理重释性别文化——严歌苓《妈阁是座城》与张翎《阵痛》之比较(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 王红旗 参加讨论

    二、母亲形象的人性本质
    母亲形象是一个“原型”,诞生于远古“母神文明”时代的“原型母神”。“原型母神”说认为,女性作为生命的创造者能包容整个世界。她本身就是大自然和大地,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永恒的再生者、保护者和养育者,是一切生命的母亲。这位母亲在终极意义上,是大地,是大地上的女人直到无数世代的母亲们和女儿们的代表。因此,文本中塑造的性格迥异的母亲形象,虽然沿着各自不同的家庭日常生活与历史境遇的轨迹发展,但是无论情节结构多么相异与错综复杂,相似的性别价值观与历史观,总会不时在客观与虚构、无常与永恒的时空里相遇碰撞,形成母亲强大的自我内在性的、超验性的人性张力。而且,文本中母亲形象的灵魂是相通的,她们以不同形态的个体母爱经验,构成了“完整的人”的母亲人格,以大地般的坚韧与顽强、博爱和圆融,迸发出母爱精神的“永恒能量”。
    母亲强大的内在灵魂与超验性力量,实际上是年深日久积蓄于意识深处的“爱的能量”。因为,人的神性是超越世俗的精神本我力量,它深藏于广袤的灵魂黑海之域,需要智者的引领与唤醒。祖奶奶梅吴娘就是一位“引领与唤醒”者,时空相隔半个多世纪也不影响她回到人间完成她的“母爱拯救”。她能够唤醒梅晓鸥在物欲、贪婪与报复的人性沉沦中回归母性的“善”,而用“善”再去关爱与拯救他人。上官家族的三代母亲,能够在战争废墟上孕育新的生命,也得益于上官吟春的母爱引领,她用母亲生命之爱的血色温暖,引领一代代女儿传递着母爱的接力。因此,母亲生命里几乎没有妻性的被动、奴性与顺从,却富有自然母亲的母性与女儿性的人性本色。如果说用“上善若水”比喻母爱的神性育化,在现世代“财富灾难”面前,梅吴娘以杀子的暴力切断母子生命脐带的背后,梅晓鸥以纵火的疯狂斩断儿子赌瘾的举动,均流露出一种深邃的母爱亮光,其内在人性里积蓄的是“坚硬的水”。上官家族的母亲以匍匐隐忍承载“战争灾难”,呈现出一种以柔克刚的母爱希望,其内在人性里流淌的则是“柔韧的水”。也就是说,母亲生命之爱是惩恶扬善的、因势而变的。而且,两部文本构成的母亲人格阳刚与阴柔的变奏,正是人类“完整的人”的丰富人性的见证。
    但是,母亲人性的内在强大与超验性不是天生的,而是面对自我生命的惨痛体验一种“灵根自植”的自觉意识。因为,灵魂的成长往往来自内心的痛苦和冲突。母亲在形而下的生存需要与形而上的精神求索中,在反抗男权文化与反思“异己关系”中,形塑为母亲精神的创造者。如果把两个家族的母亲加以比较,也许更能理清其内心深处相同的人性底色。在《妈阁是座城》中,祖奶奶梅吴娘“跟普天下所有中国人都不一样”。(12)她骨子里有着朴素的独立意识与人性价值观,认为赌性是一种人性恶,对母爱有一种天伦的判断。就家族伦理关系而言,她认为人的尊严高于生命,维护人的尊严是最高的家族伦理道德。她认为女人就应该管理好家庭,教育好孩子,尤其认为自己的赌徒丈夫从来都“不作数”。她与丈夫的夫妻情感伦理是分裂的,是为了儿女含辛茹苦独立支撑家业,而且发展为江南富贾,成为方圆百里的缫丝霸王,成为掌控梅氏家族延续的最高家长。她不畏世俗,敢于当众把“十一个月大的三囡顶在头顶撒尿”,宣称自己最爱女孩的性别偏好。她为斩断丈夫梅大榕的赌性之根,隐忍骨肉剧痛把亲生的“三个男仔”一次次溺死在马桶里。虽然其间夹杂着诸多难辨的怨恨、鄙夷,甚至自私的复杂性,却成就了那个年代母亲生命之爱的价值实现。
    当梅吴娘发现被自己掐成假嗓子而被公婆救活的梅家唯一子嗣,十二岁的儿子梅亚农“用茧赌雌赌雄”时,竟毫不犹豫卖了缫丝坊,带儿女们远离被赌博污染的广州到了上海虹口。当梅吴娘再发现在这个“什么都能赌”的虹口儿子又学会赌烟盒时,就把放在自己手掌心冒青烟的、烧红的炉子通条直捅进儿子嗓子,儿子变成半哑巴,自己变成桃核掌。此后儿子门门功课前三名,考上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并成功做官、经商,一生从不沾赌,三代人衣食无忧。“梅家一代代人都凡俗平庸,只把这个做过京官的祖先当传世光荣。”(13)正是这一场场身心惨痛的“母爱拯救”,扼杀了一个未来的罪恶赌徒,诞生了一个光宗耀祖的“京官”。
    如果把上官吟春和祖奶奶梅吴娘相比较,虽然她们都是以母爱积攒生活希望的本色母亲,但是上官吟春人性深处更多的是匍匐隐忍与天然乐观。她似乎把整个战争乱世都背在自己身上,伸向尘埃、融进大地才卑贱地活了下来。她不仅要担当为整个陶氏家族传宗接代的责任,还要隐瞒被日军强奸怀孕的事实,更要背负她在百死不成之后,把肚子里的孽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耻辱。她用母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男人,养育着自己的女儿。她不知道如何与比她年长23岁的知识分子丈夫交流,只会脱光衣服拥抱抚慰她的男人,就像母亲哺乳孩子一样。她在躲避战乱与世人的山洞里,独自“用石头砍断了脐带”生下女儿孙小桃,把女儿拉扯大,考上纺织服装学院。她无论经历多少苦难还是最爱笑。即使在城里躲避土改换名叫勤奋嫂的日子里,“勤奋嫂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笑。一笑,天上无云,地上无尘,一片月朗风清。”(14)她的灰色春秋衫总会翻出一个鲜艳的领子,她的带着年代特征的短发上总会别一个亮丽发卡。母亲这种柔韧和顽强的生命热情与温暖关爱,无师自通地一代代传递,才获得内在强大的生存意志与精神能量。
    如果把梅晓鸥与宋武生相比较,她们都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其人性内在共存着现代性的特征。她们生活与发展空间的逐渐扩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几乎彻底背弃了祖辈母辈的自然母亲角色。她们的独立性体现在更注重社会角色的自我实现,她们的家庭伦理更看重自我主体位置和物质利益,甚至会无意识地堕入多元选择的欲望陷阱而失落人性的本真与善良。
    剖析梅晓鸥“多面的、复杂的”人性,其对梅家“父精母血”的传承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一方面,她在女人“不应该做”的赌场掮客,以极端个人主义的仇恨心理,以开发精英男人的赌性为报复手段,在构筑自己经济王国的过程中,试图一箭双雕俘获情感与财富。她为报复母亲而离家出走,和卢晋桐产生了第一次爱情,又在一次次男人的欺骗中成为“第三者”,在绝望中为报复卢晋桐又开发出史奇澜这个“情人”。她的报复心理和赌性膨胀,沉沦为一个比赌徒还有赌性的女人。另一方面,她以一种疯狂的母爱,把嗜赌如命的史奇澜拯救出赌场而回归家庭。她为扼杀未成年儿子的“赌性”放弃赌场掮客职业,纵火焚烧公寓,带儿子离开妈阁赌城而迁居加拿大,对自己最爱的人,自己儿子的父亲卢晋桐最后的包容与仁慈,都爆发出强大的母爱力量。也就是说,当她看到这些活着的赌徒,如同与死了百年的赌徒梅大榕的“恶赌”本性如出一辙时,如祖奶奶的神性灵魂附体似的,“梅吴娘贡献的那一支血脉流淌在梅晓鸥身上,哪怕是支流的支流的支流,让她心里涌起一股黑暗的激情……精神病和中邪者以及进入瑜伽魔境出不来的人有这一击就能到正常人类族群中重新入籍。”(15)正是“这一击”,激活了其内在的母性之善,而得到重生。宋武生和美国人杜克的婚姻,在与亲生父亲赌气中夹杂着实用主义。她不仅拒绝当她丈夫的母亲,拒绝当她爱的情人的母亲,甚至拒绝当自己孩子的母亲。她很长时间里就一直背着丈夫在吃避孕药。但是,当她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后,灰色的日常生活豁然亮堂起来,在美国“9·11”爆炸声里她把女儿杜路得生在了路上。其实,这两位现代性的母亲身体里都深深地潜藏着母性。而且,正是强大母爱所积蓄的内在人性至善,驱使两位母亲战胜贪婪、仇恨、报复、自私的人性弱点,走出一次次灵魂迷失而完成“他人”与自我的救赎。
    通过两个家族母亲形象的交叉对比,不难发现两位女作家从母亲与母国的同构隐喻,血缘归属与历史文化归属的同构经验,塑造出母亲人格超验性的人性魅力。无论是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困境,家庭与社会角色的两难困惑,还是物质与精神的囧途迷失,女性突围与获救,仍然源于人性的“母性归属”。两个文本以母亲在不同处境下的自我反思,创造了一种独立于世界的女性文化经验。西蒙·波伏娃曾说一个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但是,人类是文化的主体也可以创造文化,在这种互动中人的价值观与意志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母亲的经验是,当男人以不同的理由、不同的姿态离开或离弃了深爱他的女人,“被失去(父亲、丈夫、儿子或情人)”爱的“疼痛”会变为女人“成年”的心祭仪式。因为,当她勇敢割舍层层亲情走向自己理想的男人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发现总是被男人拒绝在社会与情感领域之外。绝望与虚无的疼痛体验会使母亲的人性实现超越。“当代女性的精神探求始于对虚无的体验,自我充足形象缺失的一种存在体验。她超越于虚无经验的探询的动力,未被受陷与盛行神话的妥协中,是根植于一种图景和一种超越的体验,无论多么短暂,她将自身认同于这一图景。”(16)因而自觉选择灵与肉在血液里搅拌的剧痛中自愈飞升。母亲历尽命运磨难已不是为爱情婚姻中的男人,而是以对孩子的爱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在一次次内在生命力的超越中生成“完整的人”的人性自我而生生不息,纯洁高尚的母爱使女性获得了永恒的神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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