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沉重的翅膀》修改：“思想越界”后撤与规训的有限性 总的来说，《沉重的翅膀》的修订经过并不太复杂，但却极为曲折。小说最初刊载于《十月》杂志1981年第4、5期，因为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及时把握引发读者和评论界的很大反响。张洁遂于1981年12月迅速推出了“作了数十处修改，其中有二三十处是重要的修改”⑤的单行本(即初版本)。随后，她在1983年又两次对作品进行了“大改百余处，小改上千处”的再修，修改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一左右。⑥正是该“修订版”最终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对于当时已经是成名作家的张洁来说，1983年的修改的确显得有些“不正常”。据悉《沉重的翅膀》问世后“来自组织和上级的压力旋即接踵而至，当时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就多达一百四十余条，有的批评很严厉，已经上纲到‘政治性错误’”。⑦尽管对部分指责心怀抵触，但在编辑韦君宜的劝说下，张洁还是综合了各方的批评意见对小说进行了修改。 当时韦君宜开出了四页审读意见，指导作家针对来自“高层”的政治批判作了洁化处理。事实上，这种洁化在“初版本”的修改时已经有所体现：“从刊物上发表到正式出版，张洁听取了读者和有关人士的意见，对某些过激和不无偏颇的议论，或删或改。”⑧因此，在主流意识形态批评小说“把改革者写得都没有好结果”⑨之前，张洁已经对结尾进行了处理：“初刊本”郑子云尽管赢得了代表选举，但却因心肌梗塞被送进医院，生死未卜——这一结果给人以强烈的悲壮甚至压抑感；而在“初版本”中，作家新增了“光明的尾巴”对之加以缓解，“值班大夫告诉他，郑子云可以闯过这一关”。这段修改看似“救活”了郑子云，但整体文本传递出的转型时期的巨大焦虑感却毫无缓解，“这个翅膀实在是太沉重了，究竟还能不能飞得起来？这就使人不能不感到一种迷茫了”。⑩ 其次，作家有意识对作品“主观随意性太强”，或与主流文学话语相异的议论文字进行了修改。如在“初刊本”中郑子云“感慨万千”地说：“问题是，总有人践踏党内民主，什么也干不成。逼得人非说假话，不说真话不可……”而在“初版本”中，这段话改成了“问题是，在前些年不民主的风气下，什么也干不成。逼得人非说假话，不说真话不可，不说假话不能存在……”再如“初刊本”中，郑子云认为“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说句官话，叫有成功，也有失败。说句真话，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训。干了三十年，才敢于正视和承认这一点”。但这一观点被认为与中央对三十年经济建设的评价差距太大，因此在“初版本”中，以上文字被修改为更加靠近政府工作报告口径的“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有成功，也有失败。基本上没有摸出什么头绪”。 最后，张洁大量删改了可能造成误解的文字。比如“初刊本”的如下议论：“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办法，一切个人兴趣、个人需要服从党的需要。”“鲁迅先生在《药》里所揭示过的，人血馒头的悲哀啊！好像这当中没有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好像这一切不过就发生在昨天，乃至今天。几乎像静止一样地缓慢！”“在这一切速度都极其缓慢的国家里，连杀人的方式，也还是那么古老”一概删去。还有一段借人物之口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财富再分配的合理性、贫穷富裕概念的产生以及人类生存价值的充满思考和激情的追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可适性的质疑，因超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接受范围，也在“初版本”中悉被删掉。(11) 尽管如此，这样的修改还不能满足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单行本出版后，“国家相关部门的领导和文艺组织对《沉重的翅膀》及其作者张洁做出了极其严厉的指责，并要求其进行改正。当年北京市文联甚至特意召开了一次具有批判性质的会议”，(12)“说作品有‘明显的政治错误’，是‘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后的一个重要情况’，作者‘太放肆了’”。因此，1983年的修改除了在个别地方对具体人物形象和过于繁琐的主观议论做了适当打磨之外，(13)主要仍是对“有些比较片面和偏激，有些是很错误的，会造成坏影响”(14)的文字继续加以“洁化”。如第八章删去对“大量社会问题”的具体举例，同时被删去的还有：“不，一定更不能使老百姓再这样生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使他们像一个人那样地生活，郑子云用力地敲击着桌子。”又增写了五段文字表达郑子云在三中全会以后对问题的解决充满信心。如此一来，就消解了人物的内在情绪张力，使郑子云从“初版本”的个体的矛盾焦虑乃至绝地反抗，变成了“修订版”的坚定执著的意识形态代言人，作为身处重重矛盾却无法挣脱的悲剧英雄形象，“他的心里踏实了、熨帖了”。 还有，对“初版本”中曾作过调整的敏感内容，作家也再次慎谨地作了修改。如“初版本”第九章陈咏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发展实情矛盾的感慨，(15)这番话其实并非是在《十月》上的原文，换句话说，“初版本”出于政治上的求稳，已经对“初刊本”的文字进行了修饰。(16)但在“修订版”中，张洁为彻底消弭可能存在的“政治越轨”，干脆将这段文字全部删去。再如前文提到的关于“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修改，在“修订版”中被扩充为具体成功和失败的具体经验，“解放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集中力量建设了一批重点项目，为工业化打下了一个基础，今天仍在起着很大的作用。后来，大家都希望建设得快一点，头脑就发热了……应该如何建设具有我国特色又符合我们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直到三中全会才真正总结出一条路子。”行文措辞之间更见出作家的小心翼翼。 从上述举例的情况来看，“思想越界”是导致《沉重的翅膀》一再修改的主要原因，某种意义上，这部长篇小说的修改完全可看作是作家对“思想越界”的一种“后撤”。但是换一个角度，从文学史特别是从“改革文学”当时所处的微妙复杂的“位置”角度考察，情况可能不尽其然，其所包含的问题还可作更为深入的探讨。这一点，我们只要将它与同时期同是描写“改革”的《乔厂长上任记》比较，就不难可知。蒋子龙自述，《乔厂长上任记》在构思之初就不想写那些“歌舞升平的东西”，而是打算“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17)该作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作了大胆的揭示，结尾也不见得怎样的正面积极，乔光朴卓有成效的改革招来了无数的匿名信。然而它却获取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头奖。这里的原因，主要就在于蒋子龙有关改革描写，“对陈荒煤、冯牧、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来说，突然看到这么一篇与政治的主流相吻合、反映和冲击国人激情的小说，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吗？能不予以激励、予以倡导吗？”(18)在“文革”结束不久的那个乍暖还寒的特殊历史阶段，“改革文学”的创作旨归已经决定了它和“伤痕文学”一样，是很难作为传统意义的主流文学而登场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作家在怎样“暴露”改革弊端的同时又“歌颂”正在推进的现实政治，以保持彼此之间的平衡，这就成为“改革文学”能否获得各种政治文化符码认同的关键所在。从《乔厂长上任记》以及同时或稍后的何士光的《乡场上》、柯云路的《三千万》、张林的《你是共产党员吗？》、达理的《路障》、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奖的一批“改革文学”来看，它们叙述“改革”的前提是建立在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认同上。这种认同反映在思想认知上，一方面是“对现实政策的严格图解”、“在‘体制内’展开他的‘改革想象’”，(19)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文革”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这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受了严重创伤的不仅是亿万群众的肉体和灵魂，我们的党组织也既受了外伤又受了内伤。”“‘四人帮’倒台了，冀申们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而搞得还是‘四人帮’那一套。他们在新的时期对党和国家必然有更大的危害。”(20)此时，文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纠偏或批评也就被自然地限定在“文革”这一特定的历史话语范畴，从而与主流文学话语保持了高度一致的同构关系。 以此来反观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四化建设中矛盾斗争的长篇小说，她之所以反复修改而又饱受批评，除了真人真事的叙述背景给作家带来的不必要麻烦外，主要就在于僭越了如上这样的创作“边界”。应该说，张洁在创作意愿上并不主动无视主流意识形态的“在场”，她反复表白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还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便不再写了”。(21)但她的叙事却并非对意识形态话语询唤的简单认同，而是按照自身的艺术逻辑进一步推衍了令主流文学话语极为尴尬的问题——阻碍改革的力量究竟是来自个人品质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自身的弊端？社会主义体制是否真的完全不可质询？这些在同时期同题材创作中“不证自明”的问题，却构成了《沉重的翅膀》的反思核心。如此这般，就使它超越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为“改革文学”所划定的文革/现代化二元对立叙述范围，将反思的时间从“文革”延伸到了当代“前三十年”；反思的内容和层次也开始从对“文革”的批判，逐步上升到对整个体制和相关理论层面的审思，“触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已不适应现实发展的和不完善的某些体制”。(22)有研究者指出，“在新的意识形态即将被生产出来的前夕……文学作品只能承担和维持，而不能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23)但“初刊本”、“初版本”理想化的政治理念和激进的叙述立场，致使作家文本创作的实际效果与主流政治规训之间出现了错位，而这正是问题的关捩所在。因此，尽管这部作品选择的题材是意识形态大力倡扬的，并且“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全体评委都通过了《沉重的翅膀》，但是就是因为政治问题，拉了下来”。(24) 也正因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1983年的修改中，张洁和编辑韦君宜为何要对原有叙事进行“策略性”的修订。比如第四章和第九章新加入歌颂党在国家建设中关键作用的文字：“解放三十多年，平均每年产值增长7%，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了不起的数字”，“三中全会以后，中央非常重视体制改革工作，多种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作为一个直接领导企业的部门，应该对企业管理工作，提出哪些要求呢？”显然，只有通过将党中央叙述为不可质询的绝对权威，作家方能将现实改革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之于下面不执行、或错误执行党中央政策的人，以此来转移和化解诸如“对党不满”、“对政治局不满、发牢骚”的指责。其良苦用心，殷殷可鉴。 不过张洁毕竟是张洁，她的修改还是有其自身的底线坚守，而不是简单地去迎合政治话语。在个别地方，她不仅没有从“思想越界”处“后撤”，而是又向前跨了一步。比如对官僚主义的态度，胡耀邦在1981年的一次发言中指出这不应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产生”的，而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25)但作家在“修订版”中不但没有对原作进行修改，反而在第八章新加了郑子云批评、反思党内的官僚作风和自身所具有的官僚性的一段文字，使读者很容易将后者产生的原因联想为体制本身。此外，“修订版”还有两处“增写”：一处是第三章，洮江水电站来电话要求退货机电设备，作家增加了负责人老蔡的申辩及贺家彬(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作家本人)对现有僵硬经济体制的批判；一处是第四章，为郑子云新加入一段关于改革派遭遇保守派阻碍，导致进展缓慢甚至屡屡失败的议论。这些“增写”的文字或内容与意识形态为其限定的修改并不一致，倒是与“初刊本”的写作逻辑有些相似。它的修改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当代主流文学话语并未随着体制调整而放松对文学社会性功能的监督，相反，1980年代文学语境中赓续的部分超过了断裂的一面，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训”依然通过评奖等途径和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才会出现评委“通过”了但却被上面“拉了下来”的结果。二是这种修改本身的“规训”与“异质”(特别是上文所说的“增写”)并存，不仅说明版本的复杂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传递了主流文学话语在新时期进行调整的信号，它较之过去显得更有弹性，甚至有一定的妥协的成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