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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吃人”叙事的精神底色及其文本症候 狂人不仅是中国历史(时间)文化秩序的他者，也是他所生存的空间文化秩序的他者。狂人所处的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异质化空间。在此空间中，在家人、邻人、村人眼里，狂人的反抗成为了一种供人观赏和窥视的病态表演。《狂人日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狂人的他者化空间体验。作为一个被异质化空间排斥的他者，狂人注定只能是一个被拒斥、被观赏、被窥视的虚化存在，其作为反抗者的身份和意义将永远无法落实。狂人的异类性/反抗性存在，在这一整体性的他者化空间中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唤醒”效果。这从深层透射出作家对个体与群体、现在(现代)与过去(历史)之间矛盾性存在的体认。 这种建立在矛盾性存在基础上的黑暗体验是狂人或鲁迅个体生命空间被挤压、被否定，从而陷入困境的极佳表征。对于鲁迅来说，这种生命困境是切身的：“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14)当现代个体独对强大而封闭的时空结构及其强大的甚至毁灭性的力量时，就产生了弥漫于全篇的被敌视、被排斥、被吞噬的孤独感、危机感、焦虑感和恐怖感。 虽然鲁迅让狂人在对未来的信念支配下，发出了有力的警告甚至狂暴的呼喊，显示出一种极其鲜明的未来意识。但这种未来憧憬，却在过去(历史)的“鬼打墙”面前遭遇了彻底的挫败。觉醒者只能长久地独自醒着，时时体验着“大寂寞大悲哀”(15)，刻刻承受着被吃掉的“大恐惧”(16)。 然而，更深刻的危机和更恐怖的体验却正来自于觉醒者及其所处的“现在”：从过去(历史)里叛逃出来的狂人，其自身却正是旧的世界的产物。作为一个命定的“吃人者”，他也注定摆脱不开“旧的鬼魂”的宿命纠缠而蜕变成“新人”。换言之，他逃离了历史的囚笼，却又难为未来所容。这是一种切及本体的否定和判决。狂人，以叛逃于旧/历史/黑暗始，以无缘于新/现代/光明终，《狂人日记》也因此呈现着一番无望的反抗，一腔孤独的热血和一种彻底的他者化的焦虑体验。 《狂人日记》呈露出鲁迅孤绝的现代性生命体验。希望与绝望、寂寞与呐喊、生与死、明与暗、压抑与勃发、文言与白话……种种看似矛盾的事物，纠缠在写实与象征的悖论性言说中。 此番诡异景观，我们在《酒国》中也约略可以看到，两种似乎是完全反向的力量和风格执拗地缠绕在一起。一方面，人性的嗜血与冷血，对欲望无休止的追求，社会、政治的腐败在酒国这个舞台上竞相亮相，一方面，小说中充满着如潮水般涌来的独特细致、丰饶澎湃的感觉描摹；一方面是对英雄的痛快淋漓的剥皮剜骨，一方面是对英雄消逝的无尽留恋；一方面是颠覆与解构的激情激愤，一方面却是建构历史的壮志雄心……仿佛一切都悖论性地交织在这个怪异的文本中。更吊诡的是，“吃人”这一蕴含政治、文化、人性批判的严肃主题，在莫言的笔下却不是以严正、悲怆的方式呈现出来，恰恰相反，小说将诸种狂欢性因素杂糅一处，熔铸成一个狂欢的世界。 《酒国》的“狂欢”最显眼之处是它对美食的描述。此番描述颇有司马相如、扬雄大赋之风。小说大量使用富丽华茂的文辞、铺张夸饰的描写、绚烂扬厉的手法，让酒国豪华、奢侈但也令人颤栗的“吃”文化穷形尽相，“红烧婴儿”宴、全驴宴轮番上阵，一道道精致奢华的菜肴将中国的美食文化推向极致。 小说中的酒，既是饮食文化的载体，又被戏剧性地纳入了文化政治范畴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载体，服从于一种社会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文化逻辑。在《酒国》中，醉酒把人由现实的、正常的、理性的生活中拖曳出来，带进幻觉的、反常的、非理性的世界。丁钩儿美酒下肚，意识模糊，真伪莫辨，完全规避了自己作为社会秩序维护者和正义承担者的责任。酒成了麻痹人的意识、使其丧失自主权的凶手。 也许如张爱玲所说：“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17)享乐主义时常与虚无主义相伴生，也与文学的物质主义叙事有着难分难解的缠绕。小说对于那些也许无甚意义的饮食、服饰、器皿的不厌其烦的描写，往往有着虚无主义的底子。美食文化的背后隐含的是享乐主义，是对吃喝和享乐的绝对化、极端化追求。而这恰恰是生活腐化、政治腐败、文化衰颓、精神虚无的物质化显影。 《酒国》凭着对美食美酒的心醉神迷的叙述和繁缛华丽的描写，营造了一个狂欢的世界。小说用欢乐、诙谐的民间笔调讲述着一个个令人惊悚的“吃人”故事，叙写着一系列诸如人的生存、社会制度、人类文明等宏大主题。作家把真假美丑崇高鄙陋的事物并置，反差对照达到反讽式观照的效果。但小说对严肃性内容的讲述和表达，却并非疾言厉色的控诉与批判，而是凭借一种立足于民间伦理的欢乐力量对抗着强大的体制话语和政治伦理。裹挟着反讽、诙谐、幽默等民间性因素的叙述语流，喷薄而出，难以遏制，庄严、肃穆、神圣、崇高崩裂成荒诞、怪异的碎片，七零八落，不成阵势。 莫言的“狂欢”并非巴赫金理论的直接借用，而自有其来自中国乡间的资源，来自小说叙事者身份的设计，这决定了他讲故事的姿态、声腔和语调。这个讲故事的人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着真切的体验，对他们的情感、心理和趣味、喜好，有着切近的了解。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一个时常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扯闲篇儿的角色，一个在乡村经常见到的乡村口头文学家——“说书人”。莫言小说的叙事者，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角色：“我是说书人。说书人要滔滔不绝，每天都要讲的，必须不断讲下去，然后才有饭碗。说书人的传统就是必须要有一种滔滔不绝的气势和叙事的能量，要卖力气。”(18) 回到先前提出的问题：《酒国》何以被冷落?首先，小说创作始于1991年，出版于1993年。这个时代“低气压”的现实，提供了莫言创作的激情和动力，却同时给读者们设置了解读其中“敏感内容”的障碍——高密度的叙事形式与语言实验，让读者感到阅读的难度。其二，“低气压”后接踵而至的经济“高温”，促成了“文坛的‘玩文学’的‘痞子运动’”，莫言小说尖锐而严肃的批判性品格显得不合时宜，如莫言所言：“这部小说是90年代对官场腐败现象批判的力度最大的一篇小说，国内的很多评论家畏畏缩缩的不敢来评它，就是因为这部小说的锋芒太尖锐，有很多话他们不敢说明白。”(19)其三，自1987开始至90年代前期，“先锋小说”不再红火，先锋作家纷纷转向，借用苏童发表于1989年的一篇小说的名字“仪式的完成”，“先锋小说”完成了它的告别仪式，“新历史”、“新写实”风潮大兴，在暧昧的历史、烦恼的人生和幽暗的内心场景中浅吟低唱成为小说主调。在此情境下，《酒国》遭受冷遇也不难理解。身处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现实，莫言“用文学唤起民众”的启蒙设想落空，也在情理之中。 将《酒国》置于莫言创作脉络中来看，在小说创作开始的1989年冬季之前，莫言已经发表、出版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枯河》、《老枪》、《白狗秋千架》、《大风》(以上1985年)、《红高粱》(及系列中篇《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等)、《筑路》、《草鞋窨子》(以上1986年)、《欢乐》、《红蝗》(以上1987年)、《天堂蒜薹之歌》、《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十三步》(以上1988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1989年6月)。创作《酒国》的同时，莫言还发表了《父亲在民夫连里》(1990年)、《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耳朵》、《神嫖》、《夜渔》、《鱼市》、《翱翔》(以上1991年)、《幽默与趣味》、《模式与原型》、《梦境与杂种》(以上1992年)。1993年2月，《酒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食草家族》(1993年)、《丰乳肥臀》(1995年)相继问世。粗略来看，开始写《酒国》的莫言，完成了成为一个优秀作家所必需的资源积累和叙事能力的锤炼：孤独与苦难经验的咀嚼和表现能力；先锋叙事能力的借鉴和融会；底层(民间)立场的确立和对民间志怪志人讲述资源的自觉汲取。而这些均蕴含在《酒国》这部长篇中。 从更深层看，《酒国》时期的莫言也正进行着自己的“蜕变”。导致这一“蜕变”的动因，既来自外部现实，又来自莫言的文学史意识(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名的作家，莫言很快进入了同时期的文学史叙述)和理论自觉(尤其是民间文化、文化人类学和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前者包括80年代末“低气压”和贪污腐化的中国现实，也包括莫言个体的切身经历——尤其是《欢乐》、《红蝗》发表后所引发的尖锐批评。这一批评引发的后果是：其一，莫言在接下来的小说中相对弱化了“审丑”意识，突出了现实关怀，人的尊严得到集中关注。其中《天堂蒜薹之歌》是叙事的调整，也出于直接的现实刺激。其二，叙事能力的演练进一步推进。其中《十三步》社会问题意识突出，但叙事更为繁复晦涩，乃至成为莫言最被冷落的小说。其三，“民间”从此开始由立场层面更广泛地扩展到艺术手法和美学趣味层面。这在《红耳朵》、《神嫖》、《夜渔》、《幽默与趣味》、《梦境与杂种》等中短篇里有着集中体现。《酒国》民间艺术趣味的汲取，在李一斗所写的《神童》、《驴街》、《一尺英豪》、《猿酒》等几部短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间蒲松龄式妖魔鬼怪的描写近乎民间故事的转述。 《酒国》的“吃人”叙事，就这样以一种延续与弱化、坚持与调适的形态表现出来。它有着现实批判的犀利锋芒，却被包含在各种话语杂糅形成的狂欢中；它有着切近的写实，却充溢着无所不在的感官细节；它有着硬实的底层(民间)立场和道德观、美学观，却诉诸近乎西化的“先锋”寓言性形式。无怪乎张旭东认为：“莫言小说的‘叙事’，显然并不仅仅是反映‘实在界’(the real)的渠道，但也正是在其作品的叙事构造中，90年代中国的诸种碎片化的现实，找到了自身的形式与道德的确定性，甚或意义——它们常常栖身于‘眼花缭乱的暧昧性’、过剩、亵渎、‘无意义’的形式之中。”(20)《酒国》有着“先锋小说”式的含混表意方式，有着后者莫名的末世气味和伤感的情感品格，有着漫无目的的漫游者，但小说并未完全沉溺于能指的无底狂欢，人物的灾难性结局所具有的悲剧性落实在道德—文化意义层面，而并非仅仅是一种叙事效果，“人”并非完成叙事操作的齿轮或乞灵于语词魔力的傀儡，而是有着实在、丰厚的文化—心理内容的主体。此主体被由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诸种软性意识形态所询唤和规定，它被抛出了既定的历史轨道，而不复有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与历史之间近乎天然的、合规律性的契合。跟“先锋小说”不同之处在于，主体希望能给出一个历史的真相或终极性所指，但它无能为力。也因此，《酒国》一方面有着批判现实和重建历史的激情和信心，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厚重的象征意义。莫言借助文学的形式对历史、现实、道德、文化和文学的整体性颓败多方出击，喷涌、宣泄着不可抑制的愤怒。另一方面，小说又有着挥之不去的历史挫败感和虚无感。这也是《酒国》与《狂人日记》的相同之处。 如果说，狂人所处的是一个冷硬荒寒的现实，那么丁钩儿所在的就是一个繁华奢靡的世界。如果说《狂人日记》中文明和愚昧处于势不两立的紧张态势中，那么《酒国》则化解甚或取消了这一紧张。如果说，狂人的自剖和忏悔昭显着“现代”诞生的艰难和可能，那么，丁钩儿们的沉沦却见证了一种文化的堕落和无望。如果说“救救孩子”的呐喊尚保留着对“真的人”的期待，那么《酒国》则彻底消弭了这种希望。《狂人日记》以叙事和语言实验的先锋性，显示了其现代性批判品格，《酒国》同样体现着莫言在小说本体层面上的刻意追求。莫言精心构撰的《酒国》，恰恰由于叙事上的繁复和语言上的驳杂，而将批判之维进行了多次折射，幻化了社会历史的真实感和主体的真实感，从而获得了现代主义美学的庇护。如果说《狂人日记》通过将过去(历史)、现在(现实)和未来设置为分裂而互为他者的状态，从而获得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纵深感和力度，那么，《酒国》则因侧重于当下中国现实与现状的叙述，而在文化政治表现上欠缺了些许历史的纵深。过去(历史)已然随风而逝，呈现着一种无意义的意义，未来暧昧不明，它几乎被完全纳入现在之维，而现在恰恰处于历史的过渡或空场状态。建立在历史进化乐观想象基础上的整体性“现在”完全破解，文学的启蒙和反抗之幽魂游荡在历史的空场上，找不到一块完整坚实的落脚地。这让我们对《酒国》的价值判断在认同与审视之间游移不定。 在一个历史终结、“后”学盛行的时代，回避未来似乎成了一种时尚。的确，对于未来，鲁迅并未给出一个理想化、静态化的描述。这是鲁迅之为鲁迅的本真性所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鲁迅并不提供答案和关于未来的承诺，但未来这一维度的存在却形成了对过去(历史)、现在(现实)的对照，使狂人所处的世界在深层显示着其前现代性的本质，并对狂人的自剖和忏悔起着内在的助推作用。进一步看，在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的建构中，未来亦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因此，这个处在不断的建构中的未来，却恰以其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成为了鲁迅思想和文学中的重要一环，“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21)。《酒国》通过光怪陆离、花天酒地而只见“物质的闪光”的现实，通过穿游在各个叙事层面的一系列反英雄形象，以怪诞、弥散的文体形式，见证了主体溃败这一历史性时刻，从而成为了一份沉沦者的心理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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