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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启蒙主义“吃人”叙事的蜕变与困境 《狂人日记》是一则反抗者的寓言。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传统秩序的他者，狂人必然为与过去(历史)血脉相通的现在(现实)所不容，必然受到传统话语权威和当下道德伦理秩序的拒斥。狂人与“他们”构成了互为他者的对抗性关系，在此关系中，狂人由“被吃”而清醒，而对已经他者化的外在现实充满怀疑、恐慌和焦虑。然而，他的反抗呐喊却如遇到了“鬼打墙”(12)一般，既无法救人又难以自救。尽管在常人眼里，碰到中国无处不在的“墙”而感到痛苦的狂人，不能算是一个胜利者。但他不安于现状的反抗，却是个体生命存在意义上的绝对选择。在普遍的社会历史意义上，这更是对现代变革的独立而决绝的参与。在个人存在与国族存在的纠缠和相互映照中，《狂人日记》充分呈现了以现代对抗过去(历史)的精神自觉，它也便成为了一个充满了“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13)的反抗者的寓言。 相比而言，《酒国》则可视为沉沦者的见证。两个同样没有胜利者的文本，在精神根底和美学意味上却大异其趣。 面对整个“吃人”系统的残忍、血腥的暴行，《酒国》中也出现了丁钩儿、小妖精、鱼鳞少年等为数不多的反抗者，但是他们远未被描写成集正义、责任和使命于一身的英雄，相反，他们的反抗行为和存在意义在叙事中被不同程度地消解。 作为高级侦察员，丁钩儿被赋予了维护正义、救世俗于苦难的神圣使命。但他的嗜酒、好色，已经构成了对其英雄形象的解构，在侦破“食婴”案件的过程中，所谓“优秀”侦察员不断地表现出性格的犹疑不定和基本判断力的缺失，其英雄形象被进一步消解。肩负正义、责任、使命的侦察英雄无法抵御外在的种种诱惑，他最终被自己沸腾的欲望淹没。丁钩儿和狂人都没有走出生命的悖论，但与狂人相比，丁钩儿的沉沦，除了外在的诱惑和腐蚀外，个体生命的缺陷是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个主人公无法以英雄的傲人姿态站立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小妖精既是一个反抗吃人社会的抗暴英雄，又是一个十足的暴君。他以超过年龄的成熟和异于常人的残忍、血腥的手段在婴儿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但因其反抗是建立在通过压制同类而取得权威的基础上，反抗的价值也就被大大削弱。鱼鳞少年看似铲奸除恶，偷富济贫，颇富英雄侠义精神，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在客观上帮了酒国的大忙。在酒国的暴政中，他扮演着实质上的帮凶角色。 有意思的是，在小说结尾处，专业作家“莫言”出现在酒国，加入了丁钩儿吃过的宴席，用醉生梦死重演了丁钩儿的命运。小说最后，曾经的反抗者和英雄“老革命”独自看守着烈士陵园，守望着历史度过残生。今天的英雄已不复有往昔的意义，英雄只存在于过往历史的烟尘中。如此种种，使整部小说终结于绝望的深渊。 整部《酒国》，没有狂人那样的清醒者、反抗者、自剖者和忏悔者，恰恰相反，小说中充斥着在溃败的社会、文化泥淖中挣扎的思想堕落者、精神沉沦者和道德溃败者。这仿佛是一个历史终结的时刻，“人”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和意志，而只能在疏离乃至失去目标的流浪中，不断走向没落和沉沦的宿命。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反抗者的消解和没落，既可以视为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某种镜像式写实，更可以看作中国当代启蒙精英叙事困境的隐喻式表达。从叙事价值论上看，《酒国》是对80年代启蒙理想的审视和启蒙精英形象的反思，小说既有理性的沉潜，包蕴了沉重而锋利的现实批判力量，又散发着现代历史断裂的迷惘和痛苦，生发出一种难以言表的、面对启蒙理想渐行渐远的感伤和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