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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蒋寅 参加讨论

    这些论点自然都不是袁枚的独创发明。第一点就不用说了,只不过将性情与风趣、性灵打通。杨万里原用性灵,袁枚却换成性情,显见得并不特别在意“性灵”的概念。第二点,尤侗《曹德峿诗序》已有类似说法:“诗云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风格立焉,华采见焉,声调出焉。”[25]第三点尤属老生常谈,李东阳《麓堂诗话》已言之在先:“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读书之多明理之至者,则不能作。论诗者无以易此矣。彼小夫贱隶、妇人女子,真情实意,暗合而偶中,固不待於教。而所谓骚人墨客、学士大夫者,疲神思,弊精力,穷壮至老而不能得其妙,正坐是哉!”[26]后来嘉靖间吴子孝论诗、清初吴之振《长留集序》都持同样的看法。[27]就观念而言,袁枚这些见解几乎说不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德国学者卜松山研究袁枚诗论,所得结论便是:“袁枚既没有作出重大的革新,也没有提出统一的诗学理论,他仅仅是重复了前人提出的一些观点。”[28]这无疑是事实,但问题在于,重复不等于无所创新。尤其在中国,思想表达的习惯,历来就是在重复和诠释古典中寄寓自己的意旨。《渔洋诗话》列举前人若干诗论,无非是老生常谈,但集合在一起,就表达了王士稹的神韵诗说[29]。袁枚对许浑、杨万里诗论的引述,也具有类似的功能。
    其实自明代以来,从前后七子的格调到王渔洋的神韵,再到沈德潜的格调,莫不对前人学说有着不同程度的接受和吸纳,只不过着眼点不同而已。袁枚“性灵”说与前代诗学的关系也是如此,历史上与性灵概念有关的人物,像南朝钟嵘、宋代杨万里、明代公安三袁、李贽等一直都为研究者所注意。张健指出公安派的性灵说系建立在心学基础之上,而袁枚的性灵说则建立在才性论基础之上[30],尤其给人启发。由此引出的问题是,袁枚的性灵说既然将诗归结于才性,将诗的核心问题还原到诗人的主体方面,那么就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正如心学的明心见性不足以保证致良知之必然,立足于才性论的“性灵”又如何能维持诗歌的品格呢?看来,袁枚需要为他的性灵开出更具体有力的保险条款。
    袁枚显然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他的性灵说既不是对明代性灵派的全盘接受,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它是在广泛吸收与综合前代诗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诗学理论,其中起码包含了以下这些与自我表现相关的观念。
    首先是祖莹的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随园诗话》有云:“为人不可以有我,有我则自恃佷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弊大,韩昌黎所以‘惟古于词必己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31]不难看出,这段议论与清初冯班的“诗中有人”之说也有一定的渊源。袁枚《续诗品·著我》更断言:“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竞似古人,何处著我?”与明代性灵派心学立场不同的是,他的主张渊源于北魏祖莹。
    其次是韩愈的“惟陈言之务去”,即《随园诗话》所云:“司空表圣论诗,贵得味外味。余谓今之作诗者,味内味尚不能得,况味外味乎?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乡党》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则不食之矣。’能诗者,其勿为三日后之祭肉乎!”[32]这是强调必除故方能创新。
    复次是陆龟蒙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随园诗话》云:“陆鲁望过张承吉丹阳故居,言:‘祜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余深爱此言。自古文章所以流传至今者,皆即情即景,如化工肖物,着手成春,故能取不尽而用不竭。不然,一切语古人都已说尽;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辈出,能各自成家而光景常新耶?即如一客之招,一夕之宴,开口便有一定分寸,贴切此人、此事,丝毫不容假借,方是题目佳境。若今日所咏,明日亦可咏之;此人可赠,他人亦可赠之,便是空腔虚套,陈腐不堪矣。”[33]当前人胜处难以逾越时,欲与前人争胜,就只有追求艺术表现的妥帖和分寸感。这便是古人所谓的“切”,也是袁枚破除一切诗家规条后退守的艺术底线。
    复次是杨万里的风趣,如前引《随园诗话》所说,诗发自性灵,则天机活泼,光景常新,这是袁枚性灵诗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已有学者专门讨论[34]。
    复次是陈白沙的风韵。陈献章《与汪提举》写道:“大抵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今之言诗者异于是,篇章成即谓之诗,风韵不知,甚可笑也。性情好,风韵自好;性情不真,亦难强说。”[35]这个说法非常有名,在明代即为王世贞所叹赏,到清初又经尤侗《历代诗发序》为之倡说。虽然后来也遭受批评[36],但自康熙以后不断有人响应。尤珍《访濂连日论诗有契辱赠佳篇次韵奉酬二首》其一云:“叹服江门言,大雅得正统。性情及风韵,天机自拈弄。”自注:“白沙云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37]又其《介峰札记》卷三亦云:“或问:有一言而可尽千古诗文之妙者乎?日:其真乎?诗文从真性情流出,乃为极至。陈白沙云:‘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当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予谓有真性情乃有真风韵,性情风韵皆不可以伪为也。”[38]
    复次是王阳明的真诚说。《随园诗话》曾说:“王阳明先生云:‘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顾宁人与某书云:‘足下诗文非不佳。奈下笔时,胸中总有一杜一韩放不过去,此诗文之所以不至也。”[39]又云,“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彩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40]
    复次是李贽的童心说。《随园诗话》云:“余尝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沈石田《落花》诗云:‘浩劫信于今日尽,痴心疑有别家开。’卢仝云:‘昨夜醉酒归,仆倒竞三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宋人仿之,云:‘池昨平添水三尺,失却捣衣平正石。今朝水退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又曰:‘老僧只恐云飞去,日午先教掩寺门。’近人陈楚南《题背面美人图》云:‘美人背倚玉阑干,惆怅花容一见难。几度唤他他不转,痴心欲掉画图看。’妙在皆孩子语也。”[41]这明显是发挥李贽《童心说》之意:“夫童心者,真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42]由此可见袁枚与公安派是出于同样的思想渊源。
    复次是陈祚明的深情说。《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评潘岳:“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何承燕夙以情种自命(自序),袁枚评其《春巢诗钞》,“凡诗以情胜者为真诗,以文胜者为伪体”,又称赞“春巢之诗深于情者也”。[43]光有真情还不够,还要有深情,这是袁枚不同于一般性情论者的地方。袁枚《读白太傅集三首》其一云:“天性多情句自工。”[44]《随园诗话》又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45]于此可见袁枚论诗主深情的立足点。
    复次是周亮工的自然抒发。《随园诗话》云:“最爱周栎园之论诗日:‘诗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为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原未尝有人勉强之,督责之,而使之必为诗也。是以《三百篇》称心而言,不著姓名,无意于诗之传,并无意于后人传我之诗。嘻!此其所以为至与!今之人,欲借此以见博学,竞声名,则误矣!”[46]周亮工的说法是自我表现论的一个经典表述,王渔洋的“伫兴”说与之相通。如果说袁枚性灵诗学与王渔洋神韵论有什么相通点的话,大概就在这里。
    复次是黄宗羲的清气说,也见于《随园诗话》:“黄梨洲先生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惟诗人能结之于不散。’先生不以诗见长,而言之有味。”[47]论诗主清,是古典诗学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观念,但袁枚却是由黄宗羲的议论获得启发的。这再次提醒我们:传统,总是离我们最近的部分对我们影响最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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