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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材料多取自《庄子》，悠谬之言，是不足为历史根据。但这不是历史考据，而是小说写作，不妨游戏笔墨。开头“老子毫无动静的坐着，好像一段呆木头”，为全文定下基调，而且“呆木头”的形容反复使用，并由老子传染给孔子，在重复中制造喜剧味。孔子见老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很长久了，够熟透了。去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谁也不采用。人可真是难得说明白呵。还是‘道’的难以说明白呢？”孔子41岁，即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适周问礼于老子，其时尚未研究《易》《春秋》，“拜见了七十二位主子”云云，也是55岁周游列国的事。“冉有把鞭子在空中一挥，嘴里喊一声‘都’，车子就走动了。”冉有少孔子29岁，此时才12岁，不可能是御者；待到孔子周游列国时，他26岁，才是孔子由鲁入卫的御者。游戏笔墨而不做考证，实际上使孔子材料，也发生了时空错乱，却可以把古人写活。老子对于与孔子的差异所做的比喻，就非常深刻：“譬如同是一双鞋子罢，我的是走流沙，他的是上朝廷的。” 古今杂糅，时空错乱，给全文输入了喜剧性的活气。比如关尹喜说，先前上图书馆去查《税收精义》，曾经拜访过老子，就是随意演绎。关尹喜提议要老子讲学，“于是轰轰了一阵，屋里逐渐坐满了听讲的人们。同来的八人之外，还有四个巡警，两个签子手，五个探子，一个书记，账房和厨房。有几个还带着笔，刀，木札，预备抄讲义”。在这里，演讲者与听众形成了颠覆性的文化反差，给人一种滑稽感。听老子讲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时，大家就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瞌睡来，哗啷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来听他讲学的人，倒格外的受苦。老子交了讲义稿，坚持马上出关，关尹喜“命令巡警给青牛加鞍。一面自己亲手从架子上挑出一包盐，一包胡麻，十五个饽饽来，装在一个充公的白布口袋里送给老子做路上的粮食。并且声明：这是因为他是老作家，所以非常优待，假如他年纪青，饽饽就只能有十个了”。老子一离开，众人如释重负，“哈哈哈！……我真只好打盹了。老实说，我是猜他要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才去听的。要是早知道他不过这么胡说八道，我就压根儿不去坐这么大半天受罪……”关尹喜说：“这也只能怪您自己打了瞌睡，没有听到他说‘无为而无不为’。这家伙真是‘心高于天，命薄如纸’，想‘无不为’，就只好‘无为’。一有所爱，就不能无不爱，那里还能恋爱，敢恋爱？您看看您自己就是：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大姑娘，不论好丑，就眼睛甜腻腻的都像是你自己的老婆。将来娶了太太，恐怕就要像我们的账房先生一样，规矩一些了。”此类评议都是相当俏皮、尖刻的，但它透视了经久未绝、至今犹盛的将深刻的学术思想浅薄地进行“消费”和娱乐的社会心理。 鲁迅如此写老子出关，并非要推求原始，还原历史现场，如“教授小说”之所为。他处在一个民族积贫积弱、危机重重的时代，执著于现在，致力于变古，并非疑古派、释古派，而是变古派。因而主张积极有为，刚毅抗争，自然觉得老子清虚无为思想，是不合时宜。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出关〉的“关”》中，还谈及艺术典型的取材与创造：“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鲁迅精于小说史研究，他拿古代名著为例：“《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因此，鲁迅在文学批评上，反对“后街阿狗的妈妈”式的批评，只爱在小说中揭露和发现别人的阴私；也嘲讽当时有些论者将《出关》看成“作者的自况”，认为老子就是鲁迅，“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