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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静农(1902-1990)是未名社中以小说创作成名的作家，但是他的文学成就不限于小说，他还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从诗歌创作走上文学舞台的。1922年至1929年间，发表了6首新诗；1938年秋至1946年秋，避居江津白沙镇，创作了诗集《白沙草》，1946年到台湾后，定居台湾大学宿舍龙坡里，又创作了诗集《龙坡草》。他的白话诗《宝刀：为长冈艮一先生作》、《寄墓中的思永——死后周年的回忆》、《因为我是爱你》、《请你》、《狱中见落花》、《狱中草》，经历了一个从言志到抒情的发展过程，融汇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和个人的生命体验，反映了他的思想状态和新诗的发展轨迹。 白话自由诗，便于通俗、直白地表达心志；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体式，是对古诗的革新，代表了新的时尚潮流。台静农当时是一个热血青年，心有壮志，内有情伤；又与胡适的侄儿胡思永交好，和新诗革命的旗手有了某种联系，因而也曾一度弃旧趋新，创作新诗。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变革由器物、制度深入到文化层面。1902年出生的台静农也感应到了这“大变局”时代的革新精神。他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法政学校，有维新思想①。1910年他9岁入私塾受传统的诗书礼乐教育。1914年13岁时进入他们镇上的新式学堂明强小学学习，有了朦胧的革命之志。明强小学设在镇上的火神庙中，在此学习四年，他曾与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张目寒等同学发起了幼稚的革命行动，将庙里的菩萨推倒②。1918年小学毕业，他随在湖北供职的父亲台肇基到汉口，秋天考入大华中学读中学。50多年后，他作七绝《少年行》，回忆初出家乡，乘舟辗转到汉口时的心境，前两句云“孤舟夜泊长淮岸，怒雨奔涛亦壮怀”③，仍可见他当时的豪情壮志。在大华中学期间，他立下远大志向，和同学创办《新淮潮》杂志宣传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并以联语“立定脚跟撑世界，放开斗胆吸文明”与同学共勉④。1922年春汉口中学发生学潮，参与其中的台静农，中学未毕业就离校经南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 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⑤。在那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星期评论》纪念专号上的纲领性新诗理论《谈新诗》中，胡适认为诗的革命要从形式方面下手，“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⑥，要弃文言用白话，破格律，文体自由。因为在他看来形式和内容密切相关，旧形式是束缚新的精神内容的枷锁镣铐。他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中曾批评“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主张“乐观主义入诗”，多作“说理之作”⑦。其《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1922年10月亚东图书馆出增订四版。它传播甚广，在其“四版自序”中，胡适宣布，“在这两年之中它销售到一万部”，“现在新诗的讨论期，渐渐的过去了”⑧。新诗已站稳脚跟，为人们所接受，从过渡期的“尝试”到了更坚实自信的建设，大家关心的已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真的新体诗?”和新诗艺术规则的探讨⑨。胡适的《尝试集》及其新诗理论，告诉时人新诗是“语言文字和文体解放”的先锋，而古诗则已堕为枷锁镣铐；新诗要说理，应有为而作，要表达新的内容和精神。据胡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历史的文学观念⑩，新诗代表着新的发展方向，诗体本身就代表着一种革新意识和自由精神；古诗则是过时的、没落的文学，是时代变革所要清除的障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当时说理诗成风，直到1926年才渐渐衰下去。(11)新诗正好契合了变动革新时代的精神，合乎具有革新意识的人们的趣味。 胡思永生于1903年，是胡适的三哥胡振之的儿子，1919年来到北京，1920年春从南开中学退学回到胡适家中自修。1922年1月离京回安徽探母，春天游杭州、上海数月，北归再入南开中学学习，因病12月回京；延至1923年4月去世，留下一册遗诗和许多“都很用气力”写的书信。遗诗由他的朋友程仰之编辑、胡适作序，作为“明天社丛书”之一，于1924年10月以“胡思永的遗诗”为名出版。他“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弄文学”，“白话文学的起来解放了他的天才”(12)。他常常在诗写好后会拿给叔叔胡适看。他信奉胡适的新诗主张，认为诗人不可闭眼瞎说和乱用套语，要用实际经验做底子，要亲近自然景色并以此作为诗歌的根底，所以他的诗只要表达自己的感触、自己的意思和所见(13)。他还十分喜爱泰戈尔的诗和周作人译的日本俳句。他的诗集分“闲望”、“南归”、“沙漠中的呼喊”三组。“闲望”借周围景物表达“沸了的心”想有所作为的志愿；“南归”写恋爱的纠结；“沙漠中的呼喊”写世界的荒凉、自己的孤冷、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厌恶，表达要反抗驯服和狂放自由的愿望。胡适在此诗序中概括了胡思永的创作特征，“他的诗，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之的嫡派。”(14)即是说，这其实就是胡适本人的新诗理想。但是，毕竟年龄、经历不同，胡思永的诗有更多的缠绵、纠结和愁惨。 1922年6月在北京，汪静之、章衣萍、台静农、胡思永等18位青年发起成立了明天社。台静农与胡思永当是此时认识和开始交往的。胡思永在《初作诗时的自序》中说，作诗既要有兴趣也有同伴才行，这也是胡适赞成的(15)；思永应该没有少和明天社的同伴们交流，在交流中互相影响那是很自然的事。在胡思永去世周年祭时，台静农发表了新诗《寄墓中的思永》以表悼念之情。从此诗可见二人有过友好交往。明天社是由一帮具有革新锐气的年轻人组成的“专门研究文学的团体”，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22年6月10日，《晨报副刊》“来信”栏发表《明天社宣言》，认为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都极“幼稚，沉闷”，“希望黑幕派一类的烂污东西可以灭绝”，希望青年不要将文学当成发牢骚和“发泄色情狂名利狂的工具”，社团努力的目标是真正破除人们的“盲目性”和了解“人性之真实”，以“建立一种真挚，博大，深刻的文学”。明天社在称赞文研会、创造社是“黑幕派流行的中国中最明亮的两座灯塔”的同时，也感觉到这两大文学团体门槛太高年轻人缺少参与、发表的机会，故而成立自己的团体(16)。虽然明天社发了宣言却没有什么实绩“放了空炮”，但是可见其成员在新文化运动的浸润下具有了革新精神和创造新文学、变革现实的志愿。 台静农在明强小学时就感染到了新思想的气息，感触到了社会变动的脉搏，来到北京，加入明天社，结交胡思永，让他离文学革命的领袖更近了一步，有机会更真切地了解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新诗理论和文坛的动向。台静农30年代中期以前，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对待中国文学，文学创作用白话，回避文言和古诗、韵文；保持激进革命的精神；新诗创作理性色彩浓厚，将其当成言志的工具，这与加入明天社、结交胡思永是不无关系的。 文学革命后，有人就注意到，作新小说和新诗的“蜂然而起”，且数量上作新诗的更多(17)。台静农和当时的新文化人一样，也用新诗来言说心志。他的新诗中弥漫着抑郁的感觉、斗争的激情和毁灭的情绪。 1922年1月23日，台静农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新诗《宝刀：为长冈艮一先生作》，也是他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