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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联添先生认为“长冈殆一日本青年，事迹待考”(18)。实际上长冈艮一应为中冈坤一，又有人译为中冈艮一或中岗坤一，是日本大冢车站的一名扳道工。1921年11月4日他在东京火车站用短刀刺杀了日本首相原敬，时年19岁，即时被捕，被判无期徒刑，后经过三次大赦、减刑，于1934年出狱。当时中国众多媒体都及时报道了这起轰动世界的暗杀事件。中冈在中国被当成了反抗强权的义士；除相关新闻报道外，还在诗歌、戏剧中被歌颂(19)。20世纪初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鼓吹暗杀，它浸润国人已久；在五四革命风潮中，反抗的行为容易引起长期遭受强权压迫的人们的感应。 此诗“辞气浮露，笔无藏锋”，充满战斗激情。它共65行，400余字，分为七小节，意思分别为：热血人士与恶魔无时不战争；祖先留下的杀魔宝刀，是“我”生命的情人；恶魔多，希望有更多宝刀杀魔，以助被压的同胞反抗；热血腾沸，灵魂愤极，想赶快参加战斗解救同胞；可怜那由人类异化成的恶魔，但不能容忍其现在的污浊腐烂和对人类的摧残；呵斥恶魔去忏悔；除了一个恶魔后希望愈益奋勇，继续战斗。诗中的恶魔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代表着某种恶的因子；宝刀是抗暴除恶的武器或斗士。诗如惊鸟之唳鸣，反映了当时觉悟了的一代青年的敏感心态；诗中的激情斗志如石击水，层层激发和荡开，显示了青年人的果敢和牺牲精神。这与胡适《尝试集》中的译诗《希望》所表达的“把这糊涂世界一起都打破”然后再“把世界重新造过”的意旨极相似(20)。台静农或许是在当时的革命思潮的激励下才毅然亮出他的“宝刀”。1920年觉悟社发表的宣言可与此诗相映照且颇具代表性：“‘觉悟’的声浪，在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澎渤得厉害。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他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21)从中可见五四运动的启蒙效应。压迫与侵害，有时反而使得反抗力量得以聚集，一旦一线阳光照进，燃起人们的希望，势必迎来革命的暴风雨。 台静农的《宝刀》有着乐观的革命精神，但他1924年4月1日发表在《晨报·文学旬刊》第30期第三版的第二首新诗《寄墓中的思永——死后周年的回忆》，则是凄冷、悲伤的。诗为怀念、祭祀故友，悲凄是自然的，但我们从中还可读出一些别的细微信息。一、与《宝刀》相比，它主要用自然景物的描写来表意，这是前文提到的胡适、胡思永特别提倡的新诗作法。二、作者抓住了胡思永遗诗的颓丧、冰冷特征。此诗分三节，其中第一、二节分别以“和风再也不能扰乱你冷冰冰的心了”、“从此再也不能温暖起你冷冰冰的心了”结尾，这不仅仅是实写胡思永死去了、心冷了，更主要是写他在疾病和失恋的双重打击下，对世界的悲观绝望和他诗作中的凄冷之气。胡思永在自己的诗序以及胡适为之作的序中都强调了这一点。台静农和胡思永有过友好交往，清楚胡思永的遭遇，细读过他的诗作，方才抓准了胡思永的气质和诗作特征。台静农后来创作的古诗也“冷寂森寒”，或许是他心中冰冷的种子也吸收了胡思永诗歌的营养。三、此诗反映了台静农自己内心的纠结、痛苦。胡思永的英年早逝，更多的是因为他从小就患上的肺痨，但台静农此处不提，却着重强调了失恋对他的打击，这是因为此时台静农也为婚姻、爱情所困扰。在一个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时代，台静农却不能享受这时代的红利，因为他的父亲曾与好友为他指腹为婚订下了亲事。因为台静农觉得对方“没有文化，不是志同道合的知音”，不想接受，但旧习俗的制约和出于道义，却又不得不接受，所以他一直拖到1924年8月才完婚(22)。觉醒后却无路可走，台静农为此一直痛苦着。对旧的文化制度、社会礼俗有切肤之痛，因而台静农对其的恶感尤为强烈，革新之志也强毅。因而诗歌的最后一节转向写自己为“毒蛇般之缠绕”的生存困境，自己已经失去了力量，要爬过荆棘的路途，只有下辈子了。无望的反抗，显得绝望又悲壮。这酷似鲁迅铁屋子里的困境。有这样相似的精神气质，或许正是鲁迅喜欢他，他仰慕鲁迅的原因之一。 在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台静农的革命思想到底从何而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父亲之命剥夺了他爱情婚姻的自由，都是重要原因。但是仅限于此，总觉得如隔靴搔痒，有些流于表面，失之于简单。 台静农的同乡好友、小学同学李霁野在《我的生活历程(一)》(23)中回忆，小时候家乡叶集常发生火灾，因为房屋多用茅草盖顶，特别是乡亲们都信迷信，怕救火会引起火神更大的愤怒，所以发生了火灾乡亲们都不敢积极救火，往往导致一烧一条街。这种迷信在年轻人身上有了大的变化。在叶集镇的明强小学上学期间(1914-1918年)，台静农曾和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张目寒等同学发动过一个“革命”行动，推倒了火神庙里的菩萨(24)。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如果没有强势的解构思想的长期消解，是难以发生改变的。僻远乡镇人们的敬神思想的改变就更费时耗力了。所以，不宜简单地认为台静农等人的这个革命行动是新文化动启蒙的结果。 清末民初，除政治领域里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思想外，影响中国较大的几股思潮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穆勒的自由论和包括无政府义在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清末民初，人们分不清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常与空想社会主义、民粹派、虚无党等思想混杂在一起，但是它确实是当时影响最为巨大的思潮之一。无政府主义思想追求全人类的大同、幸福，要实现自由、平等、博爱，认为权威乃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要从国家、民族、宗族、家庭、性别等层面，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礼俗、道德等方面，破除权威的束缚和压制，主张通过发展教育和科学，推广世界语，组织工会、社团与罢工，用和平的方式来达成目标。但是与欧洲不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面对着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受到了民粹派、虚无党，特别是当时世界上的暗杀风气的影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将暗杀视为重要的手段。只是在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吴稚晖、李石曾等“新世纪派”成员才将重点转向教育，并继续推动世界语和勤工互助留学，但是中国社会党内的激进派仍坚持暴力暗杀的手段反抗袁世凯的统治。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在20世纪初就与刘师培、张继等人交往密切，在日本时他曾加入了亚洲和亲会，后来《新青年》也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