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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以他的《野草》——也包括更早的《自言自语》——不仅是在中国新文学中开创了一种特殊的文体，同时也非常惊人地确立了一种这一文体独有的风格。在其两年的写作过程中，鲁迅既是试验性地以散文诗的体式显示和解决了他自己写作中的困境，同时也以他的创造力令这一风格一下子达到了一种成熟稳定的境界。我以为，《野草》的写作实践已经成为了我们理解散文诗这一文学体式的一种路径，我们通过它，理解散文与诗的关系，理解散文中的诗，理解散文诗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它之所以经典，与其在历史上的开创性地位和深远影响是密不可分的。《野草》之后的近百年间，中国的散文诗创作的确在继续着它艰苦的探索，但确实无法超越《野草》的高度。——这并非我的一家之言，王光明先生也曾专门讨论过“《野草》传统的中断”问题。[3]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至今仍未形成一个值得称道的散文诗的传统。这种情况的形成当然有多种原因，比如王光明先生所指出的“缺乏美学与形式的自觉”等等，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之一，我认为可以通过对类似《野草》这样一部成功作品的研读来寻找。或许通过解剖麻雀一般地去分析《野草》，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我们理解散文诗的精神与写作方式，从艺术的内部去讨论散文诗的可能性与方向，去理解散文诗在形式与内容上的某种特性与要求。这些，不仅有助于我们具体理解这一文体，而非停留在空泛的概念滚动；同时也有助于散文诗写作的实践和摸索。 散文诗集《野草》是从一句晦涩深奥而又极为精确的“开场白”开始的：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4] “沉默”中的“充实”与“开口”后的“空虚”，似乎是鲁迅一贯的问题。这里既有对于思想本身的黑暗与复杂状况的坦陈，也有对于表达方式的怀疑和对写作行为本身的追问。可以说，《野草》时期的鲁迅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从“沉默”到“开口”的过程中，准确地将思想情感转化为文学语言，使之既不丧失原有的丰富、复杂与真实，又能符合文学的审美要求与历史抱负。从“不能写，无从写”到最终“不得不写”，《野草》的写作体现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而《野草》本身也正是这个过程所造就的特殊成果。它以极为隐晦含蓄的特殊方式表达了鲁迅思想与内心最深处的真实。同时，《野草》特殊的表达与呈现方式，也是鲁迅有意识进行的一次写作实验。 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选择了散文诗的形式，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必然。这里固然有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借鉴，但也有相当程度是出于他内心中巨大的矛盾力量。《野草》的出现本身体现出一种不得不写而又不想明说的深刻矛盾，是鲁迅内心挣扎的一个产物，是他在隐藏和表达之间不断拉锯、寻找突破和解脱的一个产物。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写作，其结果必然是散文诗。换句话说，也只有散文诗能够负载起这一切形式的与内容的、美学的与心理的独特而复杂的需求。 因此，《野草》的阅读始终伴随着晦涩、矛盾与紧张。同时，其内容中多次出现的噩梦、死火、坟墓、黑夜、死亡等等意境和意象，也都表露出紧张的情绪。这个紧张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东西，它笼罩了《野草》风格多样而多变的诸篇。《野草》中的意象常常是破碎的，情绪也是破碎的，甚至语言也是破碎的，但其整体的意境却相当统一。这意境就是鲁迅在首篇中重点描画的“秋夜”。一个安静但并不宁静的暗夜，月晦风高，秋风萧瑟，黑暗里充满了剑拔弩张的对峙……这就是《野草》的世界，也是鲁迅真实的内在的心灵世界。从《秋夜》开始，每一篇“野草”也都“互为头尾”地形成了一个彼此密切相关的系列，共同完成了为他的生命“作证”的使命。事实上，即便鲁迅不说《野草》里包含了他的全部哲学之类的话，这本小册子也以它的特殊文体特征表达出了他这样的用意。 《野草》所写虽然不是巴黎式的现代繁华，但其内在精神却是与波德莱尔相通的。鲁迅在《野草》里写尽孤独与苦闷、希望与绝望、生与死、爱与恨、友与仇、明与暗、取与舍、走与留……这些充满张力、震惊与抽象的内容，无不是散文诗现代品格的完美体现。即如有研究者所说：“作者真正从艺术哲学精神和形式本体结构两者要求的一致上把握了散文诗的神髓，以散文诗所体现的现代美学意识，感觉和想像方式，从沉淀了无数现代经验的心理感触中提取灵感，创造了一个卓然独立的艺术世界。”[5] 鲁迅曾经说过：“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6]这说明了他对写作本身的高度自觉，这种自觉就包括了对文体和形式的自觉。在《野草》里，有一首著名的“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这首诗即以玩笑的口吻道出了一个极为严肃的文学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