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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之后的学术背景又发生新变化，现代思想界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大流派的定位法也被吸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中，夏著又被看作“实际上也是赞美自由主义作家”之作(45)。此阶段中国当代文学偏重个人日常生活化的转向趋势，导致学界对日常生活审美学术研究角度的热衷，对夏著的解读又赋予新视角(46)。不过相较于80年代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在实践中变得体制化和规范化，形成比较稳固的学术评价标准，标志着该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已经脱离模仿阶段并开始超越夏著，逐渐走向学科的成熟和独立。陈平原对夏著优点的肯定和缺陷的批评缘于此(47)。 夏著在90年代得到的高度评价，还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90年代后所写文学史过高评价现代文学阶段和过低评价“当代文学十七年”的学术现状有关。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下册)最为典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体系中，洪子诚等学者以“文学一元”和“文学多元”为衡量标准，认为新中国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充满艺术生命力的“多元”的中国现代文学走向单一、僵化的“一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转折点。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因为恢复了文学“多元”特点，因此在学术价值上又超过了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阶段(48)。夏著经常用“最有价值”“最好”等词汇毫不吝啬地赞美一些现代作家作品，亦有意无意地契合了国内学界高度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学术趋势，所以它得到学界大部分学者的肯定亦顺理成章。 然而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成熟和进一步发展，夏著在新世纪之后又时有“过时”之说，这亦和当下“文化研究”批评范式的流行有关。高教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的三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张爱玲的重新评价，可看作是对夏著的反拨和再次“翻案”的例子：“封闭衰腐的旧家庭里缺乏爱与关怀的生活气氛，继之以同样封闭的教会学校偏至的西化殖民教育，无形中推动着张爱玲对家与国的疏离，助长着她对人间责任的淡化，使她既缺乏传统士大夫所谓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时忧国情怀，也缺乏五四以来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现代国民意识，而渐渐成长为一个疏离于家国、疏离于社会、淡然于责任的孤独个人，一个如她自己所坦承的‘自私的人’。”而且张爱玲作品在“妇人性”的人性书写中宣叙一种但求个人自由安稳于现世不妨苟且偷生于乱世的妥协迷思，遂将五四“人的文学”引入歧途(49)，因此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局限不言而喻。由此可以这样说，夏著在新的学术背景中又面临着新的评价，它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对话相应地亦呈现出新的态势。 学术研究自有其严肃性和严谨性，无论学者对夏著是肯定或是否定，还是扬弃的态度，应该不会是因为个人恩怨的私人原因所致，那么就只有从当下学术背景的变迁来寻找原因：在当下“文化研究”批评模式成为批评话语主流的学术背景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文学研究”批评方式和思想观点已经不合时宜，或曰在当下“文化研究”背景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学术缺陷。因为其重点是作家作品研究，既没有强调“文学体制和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等“文化研究”批评模式所必需的因素，也缺乏对最新西方理论的引用，王德威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敏锐认识到：“性别主义者可以指陈夏书对女性/性别议题辩证不足，解构学派专家可以强调夏书对立论内蕴的盲点，缺乏自觉。后殖民主义者可以就着全书依赖‘第一世界’的批评论述，大作文章，而文化多元论者也可攻击夏对西方典律毫无保留的推崇。”(50)这个评价符合实际情况。 除此之外，学界对夏著学术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也和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变化趋势有关。举例来说，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50—70年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又得到重评、挖掘和肯定，成为当下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构成了再次重评夏著的一个学术背景。而夏著的“反共”立场和对左翼文学作家作品的偏颇看法，在这个新背景下也再次成为敏感点，自然又被强调和重提。也就是说，夏著中的“反共”政治观点再次成为这部学术专著被否定和批驳的一个主要原因。 概而言之，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对夏著的否定—肯定—扬弃到再否定、肯定的评价过程，以及对夏著批评话语和学术思维方式从抗拒，到吸收、融合与扬弃的过程，实际上均经过了马克思所说的螺旋式的前进过程，也表明国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亦是当下学界从另一个层面对夏著的再次呼应。因此，今日的学者不应该忽略夏著作为第一部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专著所起到的开创性作用，不过也要把夏著历史化，夏著的优缺点也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背景决定的。因而夏著又如同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个，三十余年来不断引起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界的“连锁式”反应。只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才能够公正客观地评价包括夏著在内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优点贡献和缺陷不足。 注释： ①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2001年版。 ②从中国知网查询到的当下资料来看，相比其他海外汉学家来说，关于专论夏志清学术特点的论文和专著最多，关于其文学批评特点的博士论文就有两部，分别为陈玉珊的博士论文《论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小说研究》(2006)和汤振纲的博士论文《夏志清文学批评研究》(2009年)，硕士论文也有多篇。紧随其后的是李欧梵的学术专著，博士论文有一部，硕士论文几篇。王海龙在《西方汉学与中国批评方式》(载《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以及曾仙乐的《从“夏志清热”看其〈中国现代小说史〉》载《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10年第3期)等文章中提到“夏志清现象”。 ③乐黛云主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现在知名的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主要包括王德威、周蕾、史书美、张旭东、唐小兵、刘康、张诵圣、黄心村等人。 ⑤可参考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理论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他对80年代初期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西方理论引入中国后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和分析。戴锦华在《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一文中也指出：“80年代，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在寻找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希望从旧的准社会学式的思想方法和话语结构中突围出去。”参见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⑥可参考严家炎的《求实集》中的观点，见《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唐弢在1981年发表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要创新，要突破。”参见唐弢：《唐弢文论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⑦⑩(11)(16)(27)(33)(36)唐弢：《唐弢文论选》，243—244、299、331、328、307、337、29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⑧古远清在专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指出，夏志清后来又根据这篇中文文章翻译成英文文章收入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参见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⑨(40)(4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32、326、32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包括田仲济、孙昌熙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赵遐秋、曾庆瑞主编：《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85年版；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88年版，等等专著。 (13)古远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评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14)(22)(50)均可参考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王德威的《重读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观点，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唐弢在1989年《关于重写文学史》一文中提倡风格多种多样的文学史，参见唐弢：《唐弢文论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7)唐弢在《唐弢文论选》中指出：“现在大家都从‘五四’讲到建国。我们是不是将来要改，我看很可能改。……我们现在下限到开国为止，就有些问题。……我的想法，很可能将来是要连起来的。”参见唐弢：《唐弢文论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可参考赵毅衡：《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4年版。 (19)(41)任南南：《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形态》，载《当代文坛》2011年第6期。 (20)叶君健曾经说过：“在这样一个文学大国中居然至今没有形成研究文学技巧的风气，居然至今不把文学技巧当做一门重要的、专门的学问，居然至今还没有出几本(其实最起码也应该几十本)探讨文学技巧的专著，这不是咄咄怪事吗？”转引自赵稀方：《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关于夏著优点的论文主要有汤振纲的博士毕业论文《论夏志清纯文学批评的特征及其复杂内涵》等为代表。此前提到的两部博士论文也是赞美、挖掘其学术特点的多，批判的少。 (23)程光炜：《〈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24)可参考夏志清的《人的文学》一书中的观点。参见夏志清：《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5)除了可参考程光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和任南南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形态》之外，朱双一也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一文中认为，夏志清的批评方式为改造了的印象式“被改造过的印象批评——来自学院，被广博学识所充实的学术化了的印象批评”，载《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6期。 (26)包括1981年的《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上的发言》《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1982年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1983年的《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等文章。参见唐弢：《唐弢文论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8)袁良骏在《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中提到，他在1979年根据组织的意见写了这篇批判夏著的文章。参见袁良骏：《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载《粤海风》2007年第3期。 (29)以明旭的《“偏爱”，还是偏见？》为代表，参见明旭：《“偏爱”，还是偏见？》，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5期；袁良骏以《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为标题写出全面否定夏著观点的文章，参见袁良骏：《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载《文艺报》1983年第8期。 (30)以丁尔纲的《理论的谬误与学术的歧路——再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章为代表。参见丁尔纲：《理论的谬误与学术的歧路——再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载《海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31)袁良骏1983年的《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全面否定夏著，参见袁良骏：《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载《文艺报》1983年第8期；但袁良骏在《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肯定夏著的成就：“但总的说来，他用的许多精辟分析和真知灼见，往往发大陆学者之所未发，甚至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参见袁良骏：《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载《粤海风》2007年第3期；而袁良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症结——兼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载《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又从政治角度来全面否定夏著。 (32)程光炜：《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34)可参考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中的序言。参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35)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37)《唐弢文论选》中1982年的文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针对夏志清的反共倾向进行反思：“我这次在大连碰到丁玲，她就说你们为什么不批一批夏志清呢？国内已经有人在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写出正面的好的文学史，以抵消错误影响。这是最根本的一着。因为单是反驳一个夏志清，不一定有效。”参见唐弢：《唐弢文论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8)《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在198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初版。被国内学人了解的时间比夏著晚了八年，而且此阶段已经失去了80年代初期的环境，引起的反响与夏著无法相比。 (39)(48)均可参考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观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2)丁尔纲：《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美国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6期。 (44)可参考袁良骏2007年文章《重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观点。 (45)黄修己：《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向》，载《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46)可参考许昭的《版本学视野中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观点。参见许昭：《版本学视野中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载《华文文学》2011年第1期。 (47)陈平原在《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中认为，夏著“可限于眼界和体例，此类小说史很难解答特定时期小说为什么这样演进而不是那样发展，更谈不上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国历代小说创造性地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从史的角度考虑，后者无疑更值得重视”。参见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9)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39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除了参考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观点之外，还可参考解志熙的文章《走向妥协的人与文——张爱玲在抗战末期的文学行为分析》，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