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信息过剩时代的浮泛描绘 当初拿到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教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所期待的。邱华栋是一个有实力的作家，这一次用37万字的篇幅关注教授这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应该让像我这样厕身高校并且也还关注当代文坛的读者读了有所感、有所思、有所获。但是全书读完，却总有难以掩饰的不满足感。 邱华栋的思维和感触是敏锐的。教授这个群体，在几年前还不大可能得到社会、媒体和文坛的过分关注，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入发展和高校这些年的扩招，这个群体因为客观上人数的急剧增加及介入社会机会的增多，导致了它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状，也因而逐渐引起公众的非议，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对教授这样一个已成为既得利益的精英群体进行全方位、有规模地描述，显示了邱华栋对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本质性层面的精准捕捉。小说中对于经济学教授与地方官员、房地产商交往等的一些描绘，尤其体现了这种对时代生活的把握。将学界与商场、官场联结起来进行整体性描绘，也显示了邱华栋的创作野心。 邱华栋的视野是开阔，同时也是庞杂的。《教授》设置了古典文学教授段刚(“我”)和经济学教授赵亮这两个主角，描述了段刚对作为20年好友的赵亮的社交生活、婚姻危机等的观察和介入，在这个主体的故事的推进过程中，纳入了大量时下最新的文化界、学界等的“花絮”性事件，比如一开始就提及的孔子的第多少代直系孙子、穿唐装的北京文化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孔繁林的高论和为人的不堪，比如苗逢雨制作假书骗取教授职称和对女生的性骚扰、比如杨琳前夫的暴戾等，都会让一些特定读者不免将之与北京这些年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直接对应起来。还有一些对于会议和聚会等的细细描绘，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出作家有意识的追求，试图为这个时代光怪陆离的社会精英群体——大学教授做一个“实录式”的描绘。 这本小说让人不满足的其实也正在这里。小说的故事主干非常简单，就是围绕着经济学教授赵亮的婚姻危机的大量事件的描绘，为了对这个时代进行充分展示，小说在情节的推进之中，穿插了大量花絮性事件，加上一些当下北京生活的一些奢靡性场景比如酒吧、高级夜总会，富人别墅、富人的宠物等，这些元素太多，在小说的阅读过程之中，你几乎可以略去不读，而体会一种快速阅读的快感。换句话说，小说中夹杂了大量当下生活的过剩信息，看去热闹非凡，好像可以将经济学教授赵亮的驳杂人生充分展现，其实不但使小说本身臃肿，成为一个大杂烩式的东西，也使小说本身呈现出对教授这个群体的真实隔膜。其实，敏感的读者和研究者，只要翻开来这本小说，看一看33个小标题的最前面的三四个“一?玫瑰花温泉浴加皇帝按摩”、“二?女界精英豪宅中的春光”“三?有市长参加的家宴”“四?做大财富的蛋糕”……就会会心一笑，要想从这部小说中，领略或者了解教授、也就是被蔑称为“叫兽”的这一群的真实生活，希望会有多么渺茫。 这些驳杂信息的大量呈现，可以看出邱华栋为了写作《教授》，其实颇下了一些功夫。将这几年学界一些引人注目的负面报道，做了充分的收集和整理，其中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学界的一些信息的处理，也还显得并非完全外行。但是作家过分渲染了这两位教授的社会活动，而忽略了教授这个群体另一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面，即构成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最主要部分的校园生活和学术研究。从小说中大量轶闻式情节和事件的展示来看，邱华栋对高校教授群体的了解，其实主要来自于对媒体报道的凑合，加上他身边文化界、学术界熟人圈子等，他很难深入到当今高校更深一点的层面。也正因为在这方面无法深入，邱华栋其实无法较为客观地认识和展现这个群体。正因为隔膜，小说中才会多次出现对“叫兽”的过分强调和阐述。这一点，显示出邱华栋作为小说家应该尽量避免的先入之见，制约了其对于教授群体描绘的深度和广度。因为隔膜，“实录”也就失实了。因为隔膜，针砭终归流于意气。 这一缺陷事实上暗示出传媒发达时代文学的某种尴尬。作家于不知不觉中陷入了猎奇式、暴露式、展览式写作的浅易、浮泛路数，满足于表面的驳杂、光怪陆离和声色犬马，而无法真正深入到写作对象的真实层面。作家如果依靠媒体和道听途说进行创作，一方面能够搜集到大量素材，填充文字；另一方面，则对于他所描绘的事物和人，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热闹和浮泛。热衷于靠近时代的某个层面，反而呈现出对于时代某个层面的深深隔膜。 小说中对于赵亮的沉湎情欲等做了不少渲染，对其妻——成功女性曾莉也做了不留情面的揭露，从文字的表述来看，作家试图依此展现人性的复杂和晦暗，小说第31节的标题就是“内心的黑暗有多黑”，其实这一点，也不过是这个传媒时代中无数普通大众的一个常识性认同而已，并未对人性的发现有何新的贡献，尤其未能真正展现出教授群体的任何实质性病态。 邱华栋从“叫兽”的强调和阐释出发，对教授这一群体所作出的无情揭露，其实有点南辕北辙。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都会为物欲所牵制，完全从这一点上来展示教授群体的没落，难免隔膜，难免挑剔，也难以深入，因为只是将教授当作与芸芸众生区别不大的群落。在我个人看来，教授群体的一些病态，并非来自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蛊惑的物欲性力量，而是体现在一些教授专业上的平庸和创造力的整体性丧失，体现在某些教授对于专业的玩票式态度。这一点，恰恰是学界之外的人，几乎永远也无法真切地感受得到的，更遑论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说得不好听一点、通俗一点，作为一个多年沉浸于高校中的小说读者，我个人了解到的教授这一知识阶层的不堪和龌龊，邱华栋这部小几乎还完全无法触及。 对邱华栋作出这样的挑剔，是过于严格的。要一个学院外的作家，对教授群体在专业、思想领域的无所作为和精神上的萎靡堕落作出较为精准的形象性描绘，难度太大。何况邱华栋原本就为学院外的声色犬马倾注了过多热情。教授不同于文人，当然也不同于一般高校教师，这一点，在《教授》中显得过于缺乏展现，因而此书对于教授群体的严厉批判，就显得落空了。可能真是要教授才能写教授啊，2007年，朱晓琳出版的长篇《大学之林》中对教授群体堕落的呈现，就比《教授》要令人信服得多。而距今60余年的钱钟书的《围城》，也远远超出了对这个群体的表层描绘，从而成为文学经典。在当代的创作之中，和《教授》相比，在对高校的刻画中，走得比邱华栋要远得多同时也糟糕得多的，则是阎连科早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风雅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在这部小说里，连篇累牍地加入大学古典文学教师杨科对于《诗经》研究的具体内容，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是为了显示作为大学教师群体的真实性和具体性，甚至可能是为了显示杨科的心灵深度；但是，仅仅是一个在大学外的读者，也都会感觉，这种很难摆脱卖弄式展览的写作，恰恰显示出作家在写作时对于大学教师群体的深刻隔膜。当然，《风雅颂》的主要问题还不在于此，限于篇幅，批评在这里也无法继续展开。2008年，两部长篇小说《风雅颂》和《教授》的相继出版，既承担了一些当时社会的“民意”，也可以理解为浮躁繁杂的信息时代中人们对于一个特定的精英群体蓄谋已久的丑化和污蔑。对于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则一点都不显得有多么荣耀。 一种被过剩信息淹没的写作，一种漂在时代的喧嚣表面的浮泛写作，难以揭示这个时代某一层面的真实。刘震云在邱华栋这本小说的序言《前行者邱华栋》中有这么一句：“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他写的是‘新’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能迅速把我们刚刚看见得生活，眼巴前发生的新事，迅速放到他的小说里。”这里，刘震云讲的当然是对的，而且，他这番话，也迅速会让我联想到他自己写“新”事的、并且已经改编成电影的小说《手机》，当时，这个作品也是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但是，作为纯粹的文学阅读，才几年过去，又有多少读者会主动找来这部在当时显得过分“新”的小说来读呢?在当时的新鲜事物手机，于今已经充分大众化了，因而以之为题材的同名小说，自然不会让读者和研究者过于从文学创作本身的角度再来回顾它了。写“新”事的小说，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就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其实，写“新”事也应该是沉到“新事”的脉络里去写，而不是一味盯着它的“新”，任何写作都不能满足于传媒那种单纯的迅速匆忙，而需要深深沉潜下来，这应该也只是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个基本的常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