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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分唐宋”与新诗的“知性革命”——传统诗学脉理中的梁宗岱、袁可嘉新诗理论(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评论》2013年4期 赵黎明 参加讨论

    四“宋贤之精神”与新诗的“感觉曲线”
    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人们习惯将“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对举,如有学者这样描述“宋型文化”特征,“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趋单纯收敛”(66)。实际上,这种唐宋之分至少从严羽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后者侧重于诗学领域罢了。就思想文化而言,宋代理学家在“体道”之时,把儒家“省身”、道家“心斋”和释家“禅坐”融为一炉,形成了一套非常内省、精微的体察方法,将中国文化中业已存在的“感悟诗学”推向了境地。尽管诗人之悟与理学家之“悟”存在不少区别,但诗性感悟里面渗入了更多理性成分,也是宋诗不可否认的事实,“宋人诗论中的‘晤’……它是通过直觉的形式在瞬间领悟理性的内容,并随之完成构思过程的一切细节”(67)。内敛的文化精神,体悟的格物方式,反映在诗学上必定是精细入微、鞭辟入里的诗学表现,“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68)。翁方纲肯定“宋贤之精神”,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他认为宋诗的特殊之处在于超越了唐诗专注于“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等相对外在世界的观察表现,表现了深入细密的知性特点,是一种迥异于唐诗的新诗体(69)。
    袁可嘉的“感觉曲线”论与翁氏上述宋诗理论可谓多有合拍。为实现新诗知性转向等“现代化”目标,袁可嘉曾提出诗歌感知方式的“间接性”原则。以杜运燮《露营》和《月》二诗为例,他认为二作之所以能给读者造成一种“多数人所害怕的”、“不可逼视的”“忠实”,最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技巧表现上的“间接性”,即能“准确地刻画出作者亲身感受,而又想完整传达的感觉曲线”。显然,“感觉曲线”论的提出,是针对浪漫抒情诗的“感觉直线”而言的,在他看来,感觉曲线更有利于表达现代人丰富复杂、曲折幽微的内心生活,因此“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理应成为现代经验诗的基本创造原则(70)。从单纯、明快、感性的唐诗到“细密”“刻抉入里”的宋诗,正好和从“感觉直线”的抒情诗到“感觉曲线”的知性诗,二者走的是一条类似的道路。
    比宋诗理论家走得更远的是现代诗论家的“内宇宙”理论。梁宗岱曾说,诗人是内外宇宙的“双重观察”者,他说,“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正如风底方向和动静全靠草木摇动或云浪起伏才显露,心灵底活动也得受形于外物才能启示和完成自己:最幽玄最缥缈的灵境要借最鲜明最具体的意象表现出来。进一步说,二者不独相成,并且相生: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71)。在阐述二者关系时,尽管强调了二者兼顾,但是很明显,内外因素在其心中的重要程度并非等量齐观,“对内省察”的分量不仅要远比“对外认识”为重,而且前者对于后者具有决定意义。他特别向往这样一种诗人:“他底生命是极端内倾的,他底活动是隐潜的”,他“像古代先知一样”“凝神默想”,“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他用诗一样的笔调和想象,描述了这种诗人神思时的状况,“人生悲喜,虽也在他底灵台上奏演;宇宙万象,虽也在他底心境上轮流映照;可是这只足以助他参悟生之秘奥,而不足以迷惑他对于真之追寻,他底痛楚,是在烟波浩渺中摸索时的恐惧与彷徨;他底欣悦,是忽然发见佳木葱茏,奇兽繁殖的灵屿时恬静的微笑”(72)。在论述里尔克等西方现代诗人时,他再一次表达了他对于内心深入挖掘的醉心:“人类底灵魂却是一个幽邃无垠的太空。一个无尽藏的宝库。让我们不断地创造那讴颂灵魂底异象的圣曲,那歌咏灵魂底探险的史诗罢!”(73)因此在评价瓦雷里和歌德时,其价值的天平显然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他认为,以即兴抒情为能事的歌德的诗歌(《浮士德》),探讨的不过是“外在世界底形相”,是诗人的“灵魂在这形相世界的热烈的感受,憧憬,探讨和塑造底升华”,因此是写给普通大众读者的;而瓦雷里就不一样了,由于其“精神大部分专注于心灵底活动和思想底本体”,而“探讨对象是内在世界,是最高度的意识,是‘纯我’”,艺术上则是“透过这形相世界的心灵活动底最深微的颤动底结晶”,并借助于诗歌意象即“凝定心灵活动或思想本体底影像”来表现,因此这样的制作的“读众却几乎完全限于一般思想家和诗人,或具有这种倾向的人”(74)。袁可嘉在其提出的诗歌若干“综合”中,所谓“最大量意识状态”,所谓“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结合等,尽管没有明确指出转入内心之类命题,但其实暗含了开拓内在宇宙的努力。从其列举的穆旦、冯至等诗学典范来看,这些诗人恰恰是大幅开拓内在疆域的高手。
    与内在宇宙挖掘相对应,梁宗岱提到了诗歌的音乐性问题。关于诗的音乐性,一般人的理解往往局限于诗形的偶韵、字句的铿锵等外在表现,很少注意号情绪起伏相一致的内在节奏,这不能不是一个不小的缺憾。梁宗岱多次提到诗歌的“音乐性”问题,设想“要用文字创造一种富于色彩的圆融的音乐”(75),其“音乐”的原意,恐怕就是这种由情绪起伏而形成的节律吧。当然,诗的音乐性是不能丢弃文字表现的,为此梁宗岱进行了多方尝试,方法之一是,“平仄也完全调协”,“删掉若干不和谐的虚字”,用“一种比较简练却仍不失其单纯的白话”,写成类似于六一词里《玉楼春》之类的干练短句,如“菊花香里初相见,一掬笑容堆满面,当时只道不关心,谁料如今心缭乱”(76)?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摒除韵脚”,用“与中国文字底音乐性不相投合的意大利式商籁”诗体试做中国新诗,以获得“一种更隐微底音乐性更富有弹性的音节”(77)。在他看来,文字之“颜色,声音和意义”三元素,在诗歌里面尽管各司其职,但声音在其中是起到主脑作用的,因为只有节奏和韵以及双声叠韵适当配合和安排,只有音律的巧妙运用,“寓变化于单调,寓一致于繁复”,“才能够延长我们那似睡实醒的,似乎非意识其实是最高度意识”,才能够唤醒“那沉埋在我们底无我深处的万千情条和意绪”、才能够把捉那“超出我们意识之外的思想底阴影和心声底余韵”,一句话,才能实现诗歌表达人生经验的目的,“如果散文底发展全仗着逻辑的连锁,一首诗底进行大部分靠声音底相唤”(78)。因此,他认为,一首伟大的诗歌“要把他们所负荷的内在世界解放出来”,或用感情“创造出他们底不朽的精神宇宙”,必须“建造他们那参天入云的音乐楼阁”(79),必须用“文字来创造音乐”,在他看来,把“诗提到音乐底纯粹的境界”是诗歌的不朽境界(80)。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宋诗与知性诗运动不仅发生动因一致,如都是对于中国抒情诗传统的某种“革命”,都是对诗歌单一抒情功能的重要修正等;而且二者的发展方向、艺术效果也不谋而合,如议论、叙事等因素的增加,丰富了传统抒情诗的表现手段,增强了其文体弹性或局部改良了文体属性,等等。但也应该看到,二者毕竟存在不少不同的地方,比如,宋诗是唐诗“影响的焦虑”的产物,在中国文学封闭内部进行自我调节的结果;而知性诗则是在中外诗学的广阔背景上一次系统的诗学实践,其理论与实践的自觉,都是前者所无法比拟的。更主要的是,知性诗还担负着为未成熟的“新诗的前途”做探险开路的历史使命。梁、袁两位理论家先后提出的新诗知性革命主张,无疑均出于对诗味丧失、品种单一、感伤情调流行的新诗危机的挽救。梁宗岱批评胡适等文学革命先驱云,其提倡“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固然一举颠覆了旧文学具有开创之功,但也同样是“一种玉石俱焚的破坏,一种解体”,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真可谓“在倒洗澡水的时候,连澡盆中的婴儿一起倒掉了”,这样造成了诗界革命“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的尴尬局面(81)。忽略艺术性,沾沾于情感泛滥和分行排列,不仅出现“新诗拥有最多数作者却最少读者的怪现象”(82),而且使新诗在新旧文学对峙之中成了“最遭人白眼的产儿”(83)。因此,他试图借助中外诗歌传统和当代诗歌实践,对新诗美学观念展开一次新的革命,“指明其生机与危机”(84),建构中国新诗新的小传统。而袁可嘉则认为知性化运动是实现新诗“民主化”和“纯诗化”的有效途径。袁可嘉多次将新诗知性革命称为“现代化”或“民主化”的手段,因为知性诗的“辨证的”、“包含的”、“戏剧的”、“复杂的”、“创造的”、“有机的”等文类特征,是对于“十八世纪的唯理诗”和“十九世纪的唯情诗”的有力扬弃和重新整合,是一种“融情理于一炉的现代民主文化的标准产物”(85)。这样的诗的出现,不仅有利于疏浚诗歌内容的来源渠道,而且有利于改造中国新诗的文体品种。这种新诗的“民主”诉求,追求的是一种包容性的诗歌艺术,不仅是对中外诗歌传统的包容,而且是对现实各种艺术流派的包容,他列举的“诗与政治的平行”、现实性与艺术性的“平衡”、个体与社会的“有机综合”、“作品从内生到外现的综合效果”、不同文学“极度容忍”等七个方面(86),就是这些艺术包容的具体内容。在袁可嘉眼里,穆旦的诗歌就是这种新传统的典范,因为其诗艺不仅包含上述内容,更体现了“现实、玄学、象征的综合情形”(87),是现代中国诗的理想境界。从抒情到经验的转化,是中国新诗对于现代生活的敏感回应,也是新诗自我扬弃的必然要求,不论对诗歌观念,还是对诗学实践,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现代经验诗的出现,对于新诗“抒情的泛滥”而言,是一次当头的棒喝;对于新诗文体形式的改良,是一次有益的革命,其建构意义远非宋诗理论家之局限于能否议论等小节所能比拟。要之,历史上唐宋诗的转型与现代诗的知性转向的上述内在联系,一方面反映出中国诗学的革新不可能逾越历史传统的深刻限制,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诗学只有不断接纳新的因素,才能显示出强大的生长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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