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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杜晚香》的复杂性 当然，确认丁玲写于1941年的《在医院中》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根本精神上并不一致，并不意味着丁玲只有经历延安整风之后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陡然归顺大一统的革命意识形态。贺桂梅、秦林芳早已指出，丁玲的创作长期存在两种相对立的倾向：一种是启蒙的倾向、坚守个性的倾向；另一种是改造知识分子、归顺革命意识形态的倾向。这个判断是符合丁玲创作实际情况的。贺桂梅说，经历延安整风后，对丁玲而言，“事实上旧有的话语并非外在的‘躯壳’可以完全脱去，而深植在主体结构的内部。它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被压抑了。从这样的层面，可以解释为什么《讲话》之后的丁玲常常会有两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呈现两种相互分裂的自我形象”(32)。秦林芳通过丁玲创作和文学理论主张的细致梳理，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事实上，自从1930年代初思想发生转型之后、在《讲话》发表之前，丁玲心中始终流淌着‘革命’的血液，‘革命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意识，始终都渗透到了其创作中”(33)；同时，丁玲“对‘个性意识’仍然有所持守，当‘革命意识’成为其最自觉的显意识时，‘个性思想’这一在丁玲原有思想——创作结构中具有原发意义的思想因素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就造成了其思想——创作结构中‘革命意识’与‘个性思想’的‘二元并置’”(34)。丁玲在不同文本和不同的创作谈中，或偏重于坚守个性立场，或偏重于归顺意识形态，或两种倾向交互并存。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其思想倾向的复杂性，避免以偏概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土改长篇小说，虽有明显贬抑知识分子干部、褒扬农民干部的反智倾向，虽然对土改运动释放人的贪欲作为革命动力这一问题缺少反思，但贺桂梅、严家炎、顾彬、秦林芳等都先后注意到了其“意识形态预设”(35)之外还存在着可贵的独立思考、人文情怀(36)，从而体现出21世纪以来丁玲研究深化的特点。实际上，丁玲新时期复出之后的第一篇小说《杜晚香》也同样存在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内涵。下面我将着重探讨小说《杜晚香》中内部话语的多元性问题，并在讨论中回应本论文保存人的主体性的主题。 《杜晚香》确实存在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性别立场男权化的价值偏颇。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女主人公杜晚香对组织的仰视态度上。参加工作，“她像一个在妈妈面前学步的孩子，走一步，望一步，感到周围都在注视着她，替她使力，鼓舞着她。她不再是一个孤儿……”在大礼堂演讲时，她表态：“我只希望永远在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按党的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这种在组织面前自我孩童化、螺丝钉化的思路，彰显的是一种完全归顺意识形态组织、放弃个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态度。而小说末尾全知第三人称叙述者代表隐含作者表态说：“她不愧是我们的排头兵，我们一定要向她学习，和她共同前进。”这更与《在医院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完全相悖，体现了隐含作者背离启蒙文化立场的态度。《杜晚香》性别立场男权化的价值倾向与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的倾向有时交织在一起。志愿军丈夫回到家中，“晚香知道他是‘同志’，她的心几乎跳出来了。她不再把他看成只是过日子的伙伴，而是能终身依靠的两个有着共同理想、共同语言的神圣关系的人。”这里，意识形态立场的同一性成了两性精神共鸣的唯一内容，而现代人的个性、欲望则被摒弃在外。但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这唯一的精神共鸣内涵还是缺失的。“……他同她没有话说，正像她公公她婆婆一样”，可是，她“并没有反感，有时还不觉得产生出对他的尊敬和爱慕，她只是对自己的无能，悄悄地怀着一种清怨……”对此，刘慧英细致地分析杜晚香的心理：她“意识到无爱的痛苦时，她又无法全面否定这种靠传统纽带联结着的生活”，并进一步阐释说：“丁玲此时也全然无心开掘和阐发任何女性意识，因此杜晚香最终把‘怨恨’转向了自己，拼命干工作，一心扑在劳动上，最后成了劳动标兵、共产党员。”(37)秦林芳也犀利批评：“这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正是在这里，杜晚香表现出了非常传统、非常陈旧的男权观念，丁玲对这一观念显然没有进行应有的剖析和批判，倒是以赞赏的口吻表现出对人物的肯定和对这一传统观念的认同。”@意识形态立场的柔顺化和性别立场的男权化，表明复出的丁玲确实存在被“治愈”、被驯化的一面，尽管在同一时期的散文《牛棚小品》中又呈现出难以被“消溶”的坚守个性的立场。 但是，在这明显的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和性别立场男权化的倾向外，《杜晚香》文本实际上还存在着多重的价值取向和多元的写作目的。 首先，与表扬意识形态排头兵这一主题并存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张扬女性无论在哪一种环境中都从容坚定的主体精神。杜晚香的人生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阶段。解放前，杜晚香的环境是异己的。这些不善的力量并非一般革命文学所设置的地主、恶霸、日本鬼子、国民党等阶级敌人、民族敌人，而是冷酷的继母和挑剔的妯娌。这种非意识形态的人物关系设置，使得小说开头部分疏离了政治主题。这一部分描述中，作品没有深入批判继母与妯娌的人性之恶，没有去探究继母与妯娌之不善的深层文化心理，而是在对之进行简单概述后着重借之表现杜晚香的坚强与从容。这种坚强与从容并非是对压制自我生命力量的对抗，但也并非是对异己力量的逢迎，而是在超越对抗—屈从模式中疏离权力、张扬主体的内在精神。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杜晚香都担负着超重的劳动，但她“也就在劳动里边享受着劳动的乐趣”。“她能劳动，她能吃苦，她就能不管闯到什么陌生的环境里都能对付”。她并不留意他人的不善，也无所畏惧，只是在劳动的同时“尽情地享受着寥廓的蓝天，和蓝天上飞逝的白云”，只是“安详地从容不迫地担水、烧火，刷锅做饭，喂鸡喂猪”。作品以早春盛开的红杏来象征杜晚香的精神气质，赞叹说：“呵！这就是春天，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春天。”以劳动能力、吃苦精神、从容安详的心态来建构女性主体性，作品思考的自然不是如何改造社会的启蒙问题，而是主体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才能“不消溶”的问题。这一精神力量，固然未曾包含启蒙知识分子的敏感气质，而主要来源于底层人的生存意识，却也没有阿Q自我奴化的精神缺憾，同样具有普适性价值。这正提示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生存论视野审视主体的精神建构问题。 对杜晚香解放后生活的描述中，作品建构了个体与组织和谐无缝的关系，从而放弃了《在医院中》那种以个体生命感受反思社会机制的启蒙视角，但是作品并没有让杜晚香的意识形态忠诚立场与自己或他人的个性意识形成交锋，没有设置杜晚香与意识形态敌人的斗争场景，因而作品也就避免了革命成长小说中常常存在的直接批判个性意识或者宣扬阶级仇恨的极“左”倾向。在意识形态忠诚话语下面，作品褒扬的是杜晚香那种无论在何处都“安详自若，从容愉快的神情”，是杜晚香热心帮助别人的“宽大的胸怀”，是杜晚香把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无私情怀。这种侧重于个人气质和道德品质的叙述，固然使得杜晚香在思想上缺少了抚惜自我生命的现代个性意识，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缺少了圆形人物的丰富性。但另一方面，作品所张扬的女性气质内含着主体的从容，却没有侵凌他人的盛气，是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有益建构，而作品所褒扬的普适的道德内涵也消解了意识形态话语中所可能滋生的恶的力量。在知识青年与工农代表杜晚香之间，虽然把杜晚香塑造为前者的榜样，但也只是把一群知识青年塑造成普通人而已，并没有在与杜晚香的对照中贬抑知识分子。因而，作品对杜晚香解放后形象的塑造，固然确实存在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的倾向，但也应该看到这一种政治态度全然有别于直接批判极“左”思潮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全然不同于为极“左”政治摇旗呐喊的“文革”主流文学。 实际上，作品在借用政治大一统话语和道德话语来确保作品的“正确”倾向时(39)，也对政治大一统话语做过不成功的突围。杜晚香做先进人物报告，念别人写的稿，她感到“不安”和“空虚”，因为“讲稿的确写的很好，里面引用的有报纸社论，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有先进人物的经验，可是杜晚香总觉得那些漂亮话不是她自己讲的。而是她在讲别人的话，她好像在骗人”。根据做人“一定要老实”、“应该讲自己的真心话”的原则，她决定“用自己理解的字词，说自己的心里话”。让杜晚香的“真心话”与漂亮、正确的政治大话之间形成直接对立，这闪现出的是隐含作者丁玲一瞬间对政治大话的抵抗意识(40)。然而，在后面杜晚香演讲内容的转述中，作品并没有展示出这种感人的“真心话”有何真正超越政治大话之处。实际上，杜晚香的演讲连对自己童年生活体验的描述也完全政治化了，根本不同于小说前两节的超意识形态叙述。隐含作者在这一件事上突破政治大话的愿望和实际上重陷窠臼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杜晚香》文本价值内涵的多重性、复杂性。 总之，丁玲《杜晚香》的思想内涵是复杂多重的。意识形态立场柔顺化、性别立场男权化，是其一重价值取向。这体现的是隐含作者对启蒙精神的背离。另一重价值取向是，褒扬女性无论在任何环境中——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熟悉的环境还是陌生的环境——都从容坚强的个性气质。这体现的是隐含作者对女性主体精神的有益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