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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物种族政治(Bio－ethnic Politics)和女性赋权的争取 这些女性渴望的正是对命运的改变。她们身处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帝制正在解体，然而其种种习俗规范仍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现代力量”正处于上升势头，然而它们的意义还不明朗，对女性绝不是天然友好或者显然善意的。本文探讨的是，世纪之交的女性，在不知道什么能为她们打开自身生命存在的社会空间的方法和路径的情况下，是如何跨越她们在社会制度环境中的“天然位置”所设立的边界的。她们公开地建立了女性社团，创办了女性学堂和女性报刊，同时在国内外旅行，有些人足迹甚至遍至日本、美国、俄国和欧洲[12]。正如一位女作家1909年所观察到的：“自戊戌变政以来……［女子］辞其父母，渡重洋，越大海，以游学于欧美各国者，踵相接矣！”[13]陈撷芬，中国第二份女性刊物的创办者，1903年在《上海女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把这种越界行为视为塑造“现代中国女性”正在生成中的路径。陈撷芬反对“等待”社会变革，她写道：“尽心两个字，有无穷无尽的好处在里面，与等字恰恰是一反对。……这用心两个字，就是尽力两个字。”[14] 通过这些努力，这些大部分具有上层背景的女性，离开了她们庭院深处的闺房，成为四处旅行的作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政治鼓动者以及公共事务和妇女社会运动的组织者。秋瑾，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和社会革命的杰出人物，就属于这些早期女性，她们跨越边界的行动，为一种浮现中的中国女性主义想象提供了以女性为载体的社会基质和历史杠杆。当秋瑾在她那篇著名的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女性“地位”的内涵是做“一世的囚徒”和“天下的奴隶”，并且对那些似乎“恬不知辱”地接受她们生活和人性安排的女性之“弱点”表达愤怒时[14]，另外一些人则以各自具体的方式探讨了那些迫使女性产生如此“弱点”的社会力量的运作，这些运作常常是隐秘不彰的。例如，1910年代另一位女性活动家张竹君，在她一篇关于女性“兴学”和“保险”的著名文章中“一一数”了“女子之悲苦及其危险”，然后做了如下的总结： 夫吾女子之险若此，岂天生女子必与以若是之厄境乎？抑吾人自造之者乎？推原其故，半由于男子之压制，半由于女子之放弃。……吾女子之构成此险者，厥有二原因：盖一由于不知学，一由于不能群。不知学，故志虑浅薄，无以周知天下之故；不能群，故痛痒不相关，平居既不能有乐群之益，猝有变故又不能为将伯之呼。[15] 张竹君在这里一方面公开号召女子们动员起来，另一方面又触及了女性生命中一个和现实压迫互为构成但又不仅是关于外在压迫的维度，及其两者互为构成的作用特征：所谓“吾人自造”，由“压制”方的压制之力和被压制方的“放弃”之效两方面构成；这种双重的过程，首先是通过压制把女性固定在某种社会地位上，从而铭刻为她们天然的生命性质的标记；她们由此被命名为在认知上、道德上和社会政治上“天生”的次等公民。换句话说，这种双重作用不仅制造被统治者，而且标志出“被统治者”，即“天然的弱者”。 几年以后，五四时期重要的女作家庐隐也触及了这种双重作用，她注意到“物竞天择”的达尔文式逻辑的社会运作和“优劣”“强弱”二元对立观念的生产两者之间的关联，并对此提出了质疑： 自从达尔文氏Darwin底种源论出世以后，“优胜劣败”就成为天演的公例；“弱肉强食”成为必然的趋势；而因此调一倡，人类底互相竞争，也就日盛一日，似乎不如此，就难得到淘汰的效果；没有淘汰底的效果，人种永没有改善底希望……从此以后……人生底价值，只不过是上场的傀儡，被动的机器罢了！[16] 庐隐认为，“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或者“弱肉强食”的历史必然，从人性上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自然”或“必然”。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反向的逻辑，一种人为制造并通过社会性推动强加的力量，在运作中将被戕害的失败者定位为先天的劣者，把具有侵略性的优势者界定为天然的优越者。那些被侵犯、被僭用和被毁坏的活生生的身体，在承受、忍受如此暴力的同时，必须承受自身被铭刻、被判定为“弱者”的第二重暴力，而成为她们自己被强加的“先天”身份和“必然”命运之自然性即合理性的活见证。笔者把这种双重暴力的社会运作及其逻辑称为“生物种性政治”。换言之，一种认知性质的权力体制在这里运作着，它将那些“生活囚徒”和“天下奴隶”的女性的历史状态，同时界定为她们从来如此的自然存在和必然如此的固然属性的证明，她们社会性别化了的“生物性”，就此成为她们作为“弱性物种”或“弱性族类”的命运标志，成为被侵犯、被僭用和被损坏者的具体体现和意味深长的隐喻⑤。 “弱质性别及种类”的范畴和问题，在这些中国女性的书写中表现为一种对此类双重暴力的质疑和抗争，这种质疑和抗争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以女性为载体、杠杆和社会特征的“弱性物种”的争取赋权，它对于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建构具有核心意义⑥。丁玲的中篇小说《新的信念》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例子，这篇写于1939年的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被日军强奸的农村老婆婆。为了生存，老婆婆必须把她自己和她周围的村民从双重的暴力下挣脱出来，她必须面对把她定位为活生生的恐怖可耻之物的合法性认知权力体制。这样一种为生存而挣脱的过程，要求的不仅仅是“反过来书写”，也就是说，在那些“天然强者”身上刻上“可耻”的标记，这些“强者”把他们对不同民族、国家的掠夺宣布为人性自然和历史必然。她还必须让自己发生一种转变，从那种也被她自身内化了的生物种族性政治的逻辑中解放出来，这种逻辑强迫她把强奸犯的暴力痛苦地接受为“强者”的定义，把她“可怜的身体”铭刻成“弱者”的具体证明。一种关于“她的不幸”的羞耻感——其刻骨铭心的程度和其被拒绝承认的程度成正比——在那些离她最近的人——也就是她的儿子、家庭、村民——中间痛苦地滋生郁积，实际上是在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她整个生活世界的人事环境中间沉重地滋生郁积，示意着这种转变所涵盖的深度与广度。 作为“弱质性别”群体的核心特点，同时又以“弱质性别”群体为社会杠杆，这种转变的力量唤起“弱性物种”范式性赋权可能，其中蕴含的悖论性的紧张，正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核心及其想象的重心所在⑦。冰心下面这句深刻的悖论式的警句，以持久敏锐的活力，似乎说的就是她们的毕生事业：“我柔弱，所以我强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