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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宋代在中国封建文明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宋代不但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中华传统人文臻于成熟，而且是中国近世人文的兴起时代。商业城市的崛起，市民阶层的形成，人本追求的凸显，使宋代文化出现了明显的近世特征，从而导致休闲文化的兴起和繁荣。宋代的审美文化与艺术表现，也体现出承前启后、继旧萌新的特征，审美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化，美学呈现生活化与休闲化转向。 关 键 词：宋代文化/休闲繁荣/美学转向 作者简介：潘立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一、休闲文化趋于繁荣 中外宋史学家一致肯定了宋代社会处于历史转折点这一特征。如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宫崎市定等认为中国社会自宋代开始进入了近世史，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发达，宋比唐更为发达，已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台湾学者钱穆等则从政治上的变化的角度，提出宋代开始了平民社会，而不同于以前的贵族社会。此外，更多的学者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欧洲研究宋史的先驱，匈牙利的法国汉学家狄纳、巴拉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图景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大陆许多学者也从宋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证明宋代确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① 一方面，宋代因其高度发达的社会与文化，使传统中华人文臻于成熟。上古夏、商、周三代，是古人普遍认为的天下大治、文化灿烂的“圣明时代”，因而他们在评价后世时，便常以此为标杆。南宋陆游就曾在诗中将本朝与汉、唐联系起来，视为可与前三代媲美的盛世：“商周去不还，盛哉汉唐宋。”(《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宋史·太祖本纪》则称：“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李贽亦云：“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虽然史上唐、宋总是并列而称，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主张唐代文化高峰说。其实明代徐有贞就在《重建文正书院记》里认为，宋代人文胜过汉、唐：“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日本学者和田清在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概说》中也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②也许，就文化境象的开阔、气势的轩越，两宋确实不如汉唐；但人文建构的成熟深邃，艺术表现的精致典雅，宋代确实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另一方面，宋朝已具有近现代社会特征。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因此唐代可认为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就是著名的“内藤假说”或称“唐宋变革论”。“内藤假说”断言了宋代在各方面的对古代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性。后来和田清也有类似说法：“虽然由于史料等关系，常常简单地把唐和宋称为唐宋时代，但……唐、宋之间，是明显地存在着截然区别的，无论从四周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艺术、宗教、思想等各方面来看，五代、宋以后，是与前代显著不同，而与后代相连。这大概是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的。”③宋代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促进了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从来的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而带来了较强的近代倾向。”④ 国内学者的看法大体与日本学者接近。如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⑤还有学者认为：“商业街区的形成、侵占官街河道事件的屡屡出现，以及城墙外附郭草市的增多，改变了宋以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内部及外部形象，使城市具有近代城市的色彩。”⑥甚至有学者认为宋代已有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⑦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宋代文化的近世面貌已见倪端，近代人文精神与旨趣，已经在宋代呈现乃至蔚然成风。 宋代社会的转型使其开始自觉地走向休闲的社会。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等等大量历史笔记来看，宋代的休闲活动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上自宫廷、士大夫阶层，下至一般文人和市井民众，其休闲活动与方式之丰富，为历代所不及。此外，宋人善于理性思辨的特点还使他们对休闲有着理论上的思考和建树。 宋代虽然国土面积前不及汉唐，后不如元明清，却是华夏封建社会立国时间最长的王朝，这与宋代良好的休闲氛围所构建的社会和谐大有关系。宋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成就，客观上对社会休闲氛围之营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空前宽松优厚的环境造就了士人的休闲心态。首先是政治自由度高。宋朝统治者一直遵循广开言路的政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宋太祖关于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曾在太庙立碑，明确写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三条誓言。文人士大夫是造就高雅休闲文化的主体。宋代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客观上保障了他们心态的放松，使其在休闲艺术和文化的创造方面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其次是优待官员。清代赵翼就曾指出，宋代的制禄“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甚至认为“给赐过优……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⑧此说也许有夸张成分，但总体可以肯定的是宋代官员俸禄是丰厚的，俸禄的整体水平是较高的。不仅物质待遇优渥，闲暇时间也有了制度的保证。据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记载，宋真宗在景德三年“诏以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上巳、二社、端午、重阳并旬日时休务一日，祁寒、盛暑、大雨雪议放朝，著于令。”⑨再据现代学者考证，宋代官员的节假日确实很多：“真宗时规定，祠部郎中和员外郎所管全年节假日共100天，其中包括旬休36天。”⑩物质与闲暇的优厚待遇在客观上造就了宋代的有闲阶级。俸禄的增加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士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优裕的生活，使得士大夫进可以为国尽心尽力，退可以置办田产，兴建园林，交游雅集。很多官员退休之后，依然能获得国家俸禄，继续其休闲享乐的生活。吕蒙正退休归洛阳之后，“有园亭花木，日于亲旧宴会，子孙环列，迭奉寿觞，怡然自得。”(11)俸禄的增加，生活上免去了许多后顾之忧，加之宋代官僚机构庞大，大量官员工作清闲，于是很自然地，这些上层文人就有闲情逸致追求精神文化的享受。 而对平民而言，“唐代以前的土地国有制理想破灭了，此后私有权制度确立了，奴隶地位上升为佃户，废除征兵制改为募兵制，同时，废止徭役制度，而改为以雇募为主了。”(12)这种革命性的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使他们更易于获得较多的闲暇来支配自己的时间。 第二方面，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培育了休闲发展的土壤。1973年，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中国唐宋两代存在“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 medieval economic revolution)。(13)他将宋代经济出现的巨大进步称为“宋代经济革命”，并归纳为农业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等方面。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类似论说。我国学者漆侠认为：“社会生产力在唐宋特别是两宋时期的高度发展……正是这个高度发展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14)而宋代经济的商业化，是其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从农业经济看，宋代的突出特点是多种经营和商业化生产程度发达。原来江南很少栽桑，宋时经过提倡林业，使江南迅速成为丝绸生产基地。以茶叶为代表的商品性生产和专业化农业区域日益出现，农副产品进入商业渠道的数量、规模超过以前任何朝代，比西欧各国农业生产商品化早二三百年。从城市经济看，宋代以前有所谓“坊市制度”，城市中的“市”被局限在数坊之内，面积很小，管理严格。宋代政府逐渐放弃了对商业的干预，使这种千年之久的僵死制度最终瓦解。从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推断，城市到处有店铺，显然已无商业区与非商业区的界线，亦无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城市重要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商业街，这是唐代以前所未有的。环绕着大城市近郊，往往还有规模可观的新型商业区“草市”，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景德年间，开封已是“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吕祖谦《宋文鉴》卷2)。大城市周边还有新出现的行政单位“镇、市”千余处，由于工商业发展兴旺，它们的税收甚至超过所属州县治所。宋代还形成了互相依赖、影响的全国性五大区域市场(北方市场、西北市场、西南市场、东南市场和岭南市场)。从金融角度看，唐代货币使用量不多，而宋代是空前的货币经济，还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一货币的高级形态。据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纪》(甲集14)所载，宋太宗在建国之初即曾夸耀已拥有两倍于唐代的财富。宋代城市高度商业化，累积了大量财富，这就在客观上大大激发了休闲消费的需求，使得大量休闲文化形式得以破土而出。 第三方面，城市化发展形成了庞大的休闲消费群体。休闲文化的孕育需要一定规模的休闲主体。城市是人口的聚集地，因此城市化进程决定着休闲文化的丰富与发展程度。伊懋可认为宋代具有城市化革命(The revolution in urbanization)。(15)美国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也将这种城市化称为“中世纪城市革命”(The medieval urban revolution)。(16)斯波义信和伊懋可对于“宋代经济革命”的分类虽不尽相同，但也将城市化作为这场社会变革的基本特征之一。宋代的城市发展体现出三个特点： 其一，城市人口规模迅速增大。据《元丰九域志》可知，北宋元丰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更上升到50多个，而在唐代只有10余个。据《宋史》卷85《地理志一》载，北宋末年开封人口已达26万余户，按每户5口计当在130万人以上。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一书则认为开封最盛时人口为150万左右，是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就全境而言，葛剑雄认为“根据户数推算，北宋后期的实际人口已达1亿。”(17)吴松弟估计则更多：“宣和六年约有2340万户、12600万人”。(18)其二，城市职能更多地向经济职能转变。欧美学者对“唐宋变革论”虽有不尽相同的认识，但比较一致地认为城市革命相继发生于北宋时期的洛阳、开封和南宋时期的长江三角洲一带，特征是城市迅速扩大，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市镇。“日益增长的私人财富和商业促进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京城从一个人为的行政产物变成了同时也是商业中心。”(19)国内学者亦举证如太湖流域的县城在宋代以前大多只是小规模的政治据点，宋代则“普遍由政治据点向城市形态转变，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和社会中心。”(20)宋代由市镇发展而来的一批经济型城市“逐渐改变着中国城市以政治型城市居主的总体格局，这是宋代城市化高潮最突出表现。”(21)其三，市民阶层成为新兴社会力量。城市人口的飙升和商业人口的比重增加造就了平民社会与市民阶级。为了适应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宋代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坊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名列籍定等，这标志着市民阶层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钱穆指出：“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22)从表面来看，唐宋变革是城市经济、社会事业和文化功能的显著改善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开放性社会活动中心方向的演进。而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的兴起。这种从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的转变对休闲发展有重要意义。城市的商人、手工业者、小贩、工匠、雇匠、店员、苦力、平民等，他们在闲暇时或节假日，需要从事休闲娱乐活动以消除日常工作带来的紧张情绪。城市化使休闲消费群体得到扩大，从而促进休闲文化更加丰富、更有活力，使宋代出现了某种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休闲城市和休闲社会。 商品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富裕繁华的城市，如开封、洛阳、杭州、扬州、苏州等地，宋都南移使江南的城市商业经济更加发达。如宋人王观记载：“维扬，东南一都会也，自古号为繁盛，而人皆安生乐业，不知有兵革之患。民间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饰亭榭，以往来游乐为事，其幸也哉！”(《扬州芍药谱后序》)马可·波罗当年在其《东方见闻录》有关中国的“行纪”中盛赞：“杭州是世界上最最美好、最高贵的城市，”“充满了各式的欢乐，几使人疑以置身天堂。”杭州的富人在室内陈设、衣着、精美饮食以及各种娱乐等等，高雅兴致方面都能得到满足。繁忙的商业活动，密集的人口，以及各地不断涌入的游客都促成杭州城市的笙歌处处、宴饮不断。饭店、客栈、酒楼、茶肆、歌馆一应俱全。(23) 此外，宋代休闲文化的兴起还与三教合流的文化氛围，尤其是禅宗的盛行及其世俗化有着直接关联。北宋一反后周灭佛政策，使各种佛教宗派重新兴盛起来，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充分中国化、世俗化，将禅的意味直接渗透沾溉到人的日常生活中，因而盛行一时。禅释那种安顿人的心灵，注重当下的生命体验的思想，道家尤其是庄子逍遥自由的艺术精神、返璞归真的自然主义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的知识分子。三教合一的文化背景，使得宋代的士大夫进可以仕，退可以闲逸。宏大叙事的消退，以及私人领域的敞开，也使宋代的士大夫开始自觉追求一种当下即成的私人化生命体验，休闲心态也随之敞开。 总之，政治的宽松、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勃兴、自然道趣和禅悦之风的流行，为宋代休闲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宋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早体现较为成熟的休闲特征的时代。 至南宋，休闲文化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空前的繁荣。南宋只剩半壁江山，尽管朝廷上下不乏如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爱国志士，念念不忘收复河山，统一疆土，然朝廷决策者苟且偏安的格局，使爱国志士每每空怀悲切，壮志难酬，回天无力。“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成为南宋社会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写照。缘此，南宋偏安的文化历来为人所诟病。然而，如今我们换一种角度看南宋文化，应该在肯定爱国志士收复疆土的雄心壮志，批评朝廷决策者苟且偷安的同时，对南宋在偏安的局势中所营造的提升本土国民生活品质的休闲文化予以必要的肯定。 南宋在偏安的局势下所获得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不得不为世人瞩目，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尤其是对中国休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有的贡献。以临安为例，南宋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发展，使其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全国商业最为繁华的城市和全国的文化中心。在12—13世纪，它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和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梦粱录》如是描述临安商业繁荣的情景：“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卷13)。北宋至和(1054)前后，在东京汴梁首次出现了专门的市民娱乐休闲市场——“瓦市”(又称“瓦肆”、“瓦舍”、“瓦子”)。每个瓦市内设有数量不等的“看棚”(又称“勾栏”)，最大的看棚可容纳数千人。南宋瓦市比北宋更加发达，仅临安一地，其瓦市数量就是汴梁的4倍。它是南宋大众审美和休闲文化的最亮丽的风景线。 从产业角度来看，唐代以前城市的休闲娱乐活动通常是特权者的享受，很少作为市场交易行为。市场消费性的休闲活动虽然自中晚唐时开始出现，但当时并不普遍。宋代坊市制度崩坏后，不仅商品交易日趋活跃，而且“城市不再是由皇宫或其他一些行政权力中心加上城墙周围的乡村，相反，现在娱乐区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24)由于宋代工商业高度发达，各行各业的行会组织也应运而生。而其休闲场所的兴旺发展，也激发了从业艺人和文人的行业意识。于是，南宋出现了大量休闲行业组织。如艺人有演杂剧的绯绿社、唱赚词的遏云社、唱耍词的同文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辩社、演影戏的绘革社、表演吟啸的律华社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社团都有自己严格的社条社规，它是规范本行业运行的有力保障。文人的休闲行业组织则称为“书会”。例如南宋有永嘉书会、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等。书会的产生，显然有利于文人大批量、专门化地创作适于娱乐表演的脚本，同时，也保证了文人从娱乐演出中获得的应有利益。谢桃坊在评论书会作家群时说：“书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其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而是服务于现实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以取得合理的报酬，才能在都市里维持中等以下的生活消费。这样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25)这实际说明了休闲已经成为产业，不但可以养活艺人，还可以养活相关文人群体。因此，南宋的“社”、“会”，有意识地起到了以群体力量规范自身行业的作用，能更好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休闲服务。它的兴盛，也是休闲业产业化的需要，证明南宋已有了初具规模的休闲产业。 社会的安定，城市的繁华，使南宋士人和市民普遍具有休闲的意识，讲究生活情趣。当时的临安，不但宫廷贵族、官绅士大夫们过着高贵奢华的休闲生活，一般文人沉醉琴棋书画、花鸟鱼虫式的高雅休闲，就是普通百姓也往往在闲暇时纵情山水、泛舟游湖，或在茶馆品茗，或在瓦市娱乐，充分享受休闲社会的乐趣。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和风貌，正是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形成。 二、审美与艺术的生活化、休闲化转向 宋代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的世俗化、文化的平民化，教育由贵族通向平民，艺术由殿堂走向民间。在美学上的反响是，士大夫的审美兴趣呈现出多样化、精致化及世俗化、休闲化的特点。宋代士人生存的特殊环境，使得宋代艺术审美走向了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一时审美风尚。美学切入生活，走向休闲；生活走向审美，追求品质和趣味。这种艺术的生活化直接导致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而反过来说，宋代美学之所以能够多样化发展，并达到古代美学又一次顶峰，很大程度也归因于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普遍形成的休闲享乐的文化氛围。宋代艺术的生活化以及生活的艺术化现象，成为宋代美学的突出特征，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的休闲审美文化推向了高潮。在士大夫审美趣味世俗化、生活化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美学精神凸显休闲旨趣，追求一种平淡天然的“逸”的境界，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闲”的趣味，一种在入仕与出尘之间无可无不可的“适”和“隐”的态度，美学更深度地融入了生活，表现了休闲的旨趣和境界。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呈现出由汉唐气象向宋元境界的转化。两宋文化艺术在臻于精致、典雅的同时，更为平民层所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也随之兴起，并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总体来看，宋代美学一改唐代美学顶天立地式的自我张扬与境界拓取，从自然、社会的外在形象的开掘写照转而进入一种生活理趣与生命情趣的内在体验品味。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壮阔意象被庭院深深、飞红落英的清雅意趣取代。在宋人的艺术表现领域，日常生活的题材以及对个体生命意趣的表现越来越明显，艺术借助闲情进入了生活，人生通过艺术而得到了雅致化，宋代美学由此呈现出了不同于往代的休闲特征。 在文学领域，更臻情感化、生活化的词取代诗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在晚唐五代，人们习惯用词来描写艳情。正统文人曾以“小词”、“诗余”的称谓表达了对词的“不入雅流”的某种轻视。但词在宋代得到了文人突出的喜爱，又由于文人的介入而趋向雅化，乃至在艺术表现上登峰造极，成为足以与唐诗媲美，且最能代表宋代文学成就的艺术形式。词以长短句的形式，更适合于细腻委婉情感体验的表达。词的审美视角，相比于诗，更切近人生的形而下的存在体验。尽管宋词不乏如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表现的强烈的政治热情和豪爽的英雄本色，但这并不改变词坛总体仍以“婉约”、“阴柔”为主流，词格仍以沉吟于人生当下体验所传递的“韵味”为基调，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26)宋代文人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市民休闲文化的繁荣，是唐宋的主要文学体裁由诗转向词的重要原因。诸如宋代城市生活、节日民俗、士人交游情趣等生活题材都由词更自由地传达出来。而宋代文人特有的细腻深婉的主观情感，也因词的特性而较诗更易体现。词中那种缠绵悱恻的闲情与落寞，是唐诗之中少有的境界。而词里透露出来的清新而又朦胧的人生韵味，则让读者品味到了浓重的生活气息与生命脉动。 从北宋诗文革新开始，宋诗更多地开始表现诗人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如梅尧臣、苏轼等)，注重从这些生活内容中格物穷理、阐发幽微(如邵雍、程颢、朱熹等)，由此感喟人生，嘲弄风月。典型的如苏轼在海南写过《谪居三适》，包括《晨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三首诗，将一种诗意的情怀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体现了闲适自放的文人情怀。缪鉞指出：“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见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27)连道貌岸然的理学奠基人程颢也以“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秋日偶成》)的名句表现在平凡生活中的理趣与闲情。 宋代绘画，无论山水、人物还是花鸟，都充满了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审美趣味。人物画的主流不再是历代帝王将相、贵族侍女，而是充满了生活化场景的文人雅集、童子嬉戏、妇女纺线、货郎、渔樵等。宋代山水画也把大众平民的生活融入到山水之中，如李成《茂林远岫图》、郭熙《早春图》。宋代花鸟画惟妙惟肖，写实而不失灵动。最具生活气息的绘画代表要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简直就是把北宋城市生活的一角呈现在画面之上。两宋风俗绘画所表现的主题也不再是门阀地主和贵族的生活，而是对新兴的城市平民和乡村世俗生活的着力描绘。 宋代的园林艺术也日趋私人化、生活化、境界化。园林本是古代审美文化与日常生活交接的典型空间。但在宋之前，中国园林的主流是皇家园林，士人私家园林尚未普及。皇室园林讲究宏大规模，气势的排场，设在郊区，远离都市。而且唐代园林，尤其中唐之前尚带有实用性的功能，如生产、祭祀等。到了宋代，这一现象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型庄园与园林基本分离，私家园林大量出现，园林的风格和形式有着浓厚的文人色彩，园林本身只作为怡情养性或游宴娱乐活动的场所。甚至宋代的皇家园林也深深受士人园林的影响。例如北宋末年宋徽宗在东京营造的艮岳，就是当时士人园林环境模式及风格特征的集锦。园林的私人化，是士人审美理想的生活化体现。园林一旦成为一种生活理想的宣示，加上士人诗意情趣的灌注，便使得这一“壶中天地”别有洞天。这个既能封闭又可无限敞开的领域，将士人独特的审美生活境界展露无遗。 另外，居室内的日用器皿也被赋予了高雅清远的风格。宋代日用器皿讲究古拙清逸、尚平淡简易的审美追求。居室中所常见的如香炉、花瓶、茶具、屏风、瓷器等，都是士人日常起居中增添闲情逸致的载体。宋代日用器皿中那些散发着清雅淡远意味的陶瓷器，更是在士人眼中成为日常生活艺术化的一部分：“厅堂、水榭、书斋、松下竹间，宋人画笔下的一个小炉，几缕轻烟，非如后世多少把它作为风雅的点缀，而本是保持者一种生活情趣。”(28) 与士人文化切近生活，走向世俗的同时，是更为通俗的民众文化的兴起。宋代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成分庞杂的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更加感官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市民审美需求也随之产生。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这样描述当时汴京的城市文化景观：“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欢，各有观赏。……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是城市大众通俗文化的狂欢盛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则在5米多长的画卷上展现了清明时节首都汴京东南城内外的热闹情景，反映了都市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人物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市井文艺场景。市井风情，瓦肆风韵，一一栩栩如生地呈现。宋代的民间戏剧如傀儡戏、滑稽戏、参军戏已十分流行，这些歌舞小戏以滑稽调笑、讽刺揶揄为主，可以随时随地增添一些即兴表演，台下观众大声应和，气氛颇为热烈。而传承而来的话本艺术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民间“说话”伎艺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为了市民的娱乐，各种瓦肆技艺应运而生，瓦肆即瓦舍，是市民文化娱乐的固定场所，每个瓦舍划有专供表演的圈子，称为“勾栏”。在众多勾栏里演出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如说书、讲史、杂剧、杂技、说诨话、角抵、队舞、皮影等。市井俚俗的下里巴人之调，已与文人士大夫的阳春白雪之曲分庭抗礼，并呈现出酣畅淋漓的市井美学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娼妓业也因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而趋于兴盛，其分工非常明确，大致分为“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这些从事娱乐业的女子，大都卖艺不卖身，一般都才貌双全，有的则琴、棋、书、画、歌、诗、词、曲样样精通，甚至很有造诣，深得官宦文人的青睐。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她们的吸引，文人士大夫也纵身市井风情，肆享瓦肆风韵。所有这些，反映出不同于贵族或传统士人情调的俗文化在宋代的兴起，日常生活的休闲情趣和审美享受，已经成为宋代社会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学者包弼德所说：“在文化史上，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29)中国的休闲文化，也正是在宋代走向繁荣。 要之，宋代休闲文化兴起和繁荣，使宋代美学的风尚和意趣，比之汉唐，更多了切入生活的休闲旨趣和境界。甚至反过来可以说，正是宋代休闲氛围的兴盛和休闲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宋代美学的空前发展和成熟，并使其更自觉地切入了生活，融入了人的实际的生存状态。 *本文参考采用了本人所指导的博士生章辉、陆庆祥的相关材料，特此致谢。 注释： ①参关履权《两宋史论》，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②转引自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③④[日]和田清：《中国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2、127～128页。 ⑤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湾书局1974年版，第2页。 ⑥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⑦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8页。 ⑧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下册)，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31页。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5页。 ⑩朱瑞熙：《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页。 (11)《宋史》卷二六五《吕蒙正传》。 (12)[日]和田清：《中国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7页。 (13)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4)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5)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113—199. (16)[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24页。 (17)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 (18)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2页。 (19)[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20)陈国灿：《宋代太湖流域农村城市化现象探析》，《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21)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22)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 (23)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页。 (24)[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5页。 (25)谢桃坊：《宋代书会先生与早期市民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 (26)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27)缪鉞：《论宋诗》，见《宋诗鉴赏辞典·代序》，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28)扬之水：《古诗文名物新证》(一)，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29)[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