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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经验之承继与反思──评苗族作家伍略的《虎年纪事》(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 周翔 参加讨论

    “当村里人问及洛里乔这三年去哪里了,洛里乔始终一口笃定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踪三年,而是头天他才到寮告坝去赶场,在回到鬼坳时碰到他的阿爸,他阿爸还给了他一团糯米饭吃,然后就带他上山去找银子,第二天他才回来。”[⑧]作为村干部的“我”当然怀疑洛里乔是不是在失踪期间受过大的打击,因此得了病,神志不清,脑子恍惚失去记忆了。寨子里的族公却认为不是,“按照我们这一带苗家人的风俗,凡是到山上或在半路上吃到沾有老虎尿的东西,这才失踪了那么多年。”[⑨]至此,洛里乔失踪的现实与前文所写的流传久远的人与虎认作“父子”相跟相随一起生活的神话故事开始了交集,“《虎年纪事》就这样作了一种创新,用平行对位的方式,把虚幻的故事同沉重的历史糅合在一起;在使历史增加了某种神奇色彩的同时,也为民间的传说补充了现实的映照,这就使得其作品产生出双重的阅读效果。”[⑩]
    村里的老人们强调大灾荒的年头常常伴随着虎患,神话故事中的告方就是在那大灾荒年头认识告劳,然后追随而去,而洛里奇的失踪正好发生在因为吃集体食堂导致村里出现饥荒的虎年(1962年)。当洛里奇回家后,族公为了观察考验他,宰了一只鸡,一半煮熟一半留生都砍好搅拌在一个钵子里,看他夹的是熟鸡肉吃抑或是生熟不分,由此进行判断。结果,洛里乔的“生熟不分”、“狼吞虎咽”,这样为他“认虎作父”的传言更加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之后的情节发展同样是采用神话和现实两条线平行叙述。“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们是不会那么容易就相信洛里乔失忆的解释,更不会相信寨子里关于“认虎作父”的传言,他们彻底查清洛里乔家祖宗三代横的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同时还安排洛里乔住进医院,由村干部和便衣警察全天监护,接受先进的测谎仪器的检查。不过,洛里乔在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后,已经具有很好的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每次测试都不露一丝破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也拿他无计可施。工作队只好把他押回公社的一间谷仓,改用“传统”的审讯方式。几天后,有人发现在关着洛里乔的那间仓库周围出现了一串老虎脚印,老虎似乎接连几个晚上绕着仓库转圈子。“从那留在稀泥地上的脚印看来,那五个脚趾张得很开,方圆就有大碗口那么大,证明那家伙相当魁壮,也相当凶猛。”[11]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会不会是洛里乔的“阿爸”知道他的“儿子”遭罪,找到寨子里来了?于是整个寨子都笼罩在一种神秘、紧张与惶恐的气氛中。最后的结局是伴随着“四清”运动的草草收场,洛里乔的问题也不了了之。干部们撤走之后,洛里乔还被关在谷仓里,当“我”赶到打开锁时,洛里乔“坐在一领草垫上,背靠板壁,已经蔫巴得站不起来了”[12]。虎年失踪案在神话氛围中传奇般地经历了现实的凋萎,这是神圣世界在现代性背景下的祛魅。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关于虎界生活,它们都是来源于苗族民间文化,因而构成了神话与现实之间的互文。譬如虎群盟誓其实就是模仿苗族民间的议榔制度,苗族议榔首先由各寨寨老或理老们商议议榔的内容,然后召集群众大会议定,由大会通过后宣读生效。书中写到告劳和告方“父子”俩所干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召集各个山头的大、小虎群首领们来订立一个盟誓,这其实就是商议的榔款。其后“告劳先朝东朝西高声念一遍。众首领也跟着朝东朝西高声念过一遍,告劳又朝南朝北高声念过一遍,众首领也跟着朝南朝北高声念过一遍。吼声一起,当下就八面来风,应山应谷。”[13]这亦即议榔制度最后的宣读生效。此外还有为解决虎群纠纷,告劳和告方出了三道难题,让老虎们“追影子”、“咬尾巴”、“望山头”,经历了这些不可能解决的难题后,闹纠纷的双方明白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对天发誓以后相互尊重,不再起纷争。这些情节都源自苗族民间智慧,被作家信手拈来地灵活运用到小说中,除了民俗文化的展示之外,其实也是集体记忆的无意识流露。
    伍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对苗族民间文化的把握和吸纳,并主动将其结构到小说文本中,这也是“十七年”时期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们共同的创作特点。这种对于民间与民众的重新发现,来自于1958年兴起的收集民歌运动和采风热潮,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倡导的“四史”、“五史”撰述,客观上的后果是带动了少数民族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发掘与新创作,它们为无产阶级“新文学”提供了之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反对的“贵族的”、“古典的”、“山林的”文学所缺乏的丰富民族民间质素。从而在“十七年”间形成了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少数民族独特文化意味的少数民族文学传统。[14]步入新时期,伍略仍然继承和保持着这一创作风格,那些充满了乡村气息和自然品格的苗族神话故事、民俗传统被作家精心化用到文本中,但相对于“十七年”时期的作品,却有了不同的阐释效果,这同寻根文化思潮等时代因素有着莫大的关联。《虎年纪事》中挥之不去的悲情基调的奠定,原因就在于作家经历了“文革”十年被迫辍笔,坎坷的生活经历,身处社会底层的实践,使得作家对于神话与现实之间的交集和差异有着不同于之前的思考和体察,曾经洋溢着简单明快的现代性规划色彩的叙述退隐,而含糊朦胧的、带有理性无法索解的事物呈现出来,一如纷繁复杂的现实。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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