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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夹杂性的带灯更人性化 带灯这个人物，是打开《带灯》这部六十余万字的小说的一把钥匙。我一直觉得，“带灯”这个名字，是贾平凹深刻思考的产物，同时，也暗含着贾平凹小小的阴谋——这两个字，暗含着贾平凹对当下乡土中国现实困境的一种思考，或者准确地说是忧虑。 带灯，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暗示。带灯原本叫萤，她是跟着马副镇长到红堡村给一个超生妇女做结扎手术，因被吓到，慌乱而坐到门口的草垛上，本来讨厌萤火虫的她，看到“萤火虫还在飞，忽高忽低，青白色的光一点一点滴在草丛里、树枝中明灭不已。萤忽然想：啊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于是，第二天，萤就宣布将萤改名为带灯。”但最后，莫名其妙地成了替罪羊后，带灯患上夜游症，甚至精神也出了问题，并且由一个爱干净的漂亮女人变成了长了虱子也不觉得难受的乡村女干部。“灯”似乎也灭了，这似乎也暗含了作者对当下乡土中国走向的忧虑。 小说的开头，即写了一件樱镇人元老海带头抵制修建高速公路的事，“元老海带领着人围攻施工队，老人和妇女全躺在挖掘机和推土机的轮子下，喊：碾啊，碾啊，有种就从身上碾过去呀?!其余人就挤向那辆小卧车，挤了一层又一层，人都被挤瘦了，车也挤得要破，再外边的还要往里挤。”樱镇的风水保住了，却变成了樱镇干部的伤心地。“樱镇的干部，尤其是书记和镇长，来时都英英武武要干一场事，最后却不是犯了错，就是灰不蹋蹋被调离，从来没有开过欢送会。”樱镇农民的刁蛮和干部的际遇，在小说开头，就埋下了伏笔，也为带灯这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女干部的人生遭遇埋下了伏笔。 先看看带灯对虱子的态度。元老海带领人阻止修路那天，皮虱子就飞到樱镇，樱镇人无论普通农民还是镇领导，都长虱子，而且，樱镇人也习以为常，不觉得难受。带灯刚到樱镇时，在院子里晒被子，政府办主任白仁宝把他的被子紧挨着带灯的被褥，带灯赶紧收了自己的被褥，以防虱子跳到自己的被褥上。此后，带灯给镇长建议灭虱子。她给出的建议和措施是：各村寨村民注意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勤洗澡勤换衣服，换下的衣服用滚水烫，再规定村委会买上些药粉、硫黄皂定期发给各家各户，在镇街三个村建澡堂。但文件发下去，南北二山的几个村长却用文件卷烟吃，完全不当回事。每次下村，带灯再晚都赶回家，怕的就是染上虱子，但到最后，“带灯身上的虱子不退”。小说写道：“那个晚上，几十个老伙计都没回家，带灯和竹子也没有回镇政府大院去，他们在广仁堂里支起大通铺。从此，带灯和竹子身上生了虱子，无论将身上的衣服怎样用滚水烫，用药粉硫黄皂，即便换上新衣裤，几天之后就都会发现有虱子。先还疑惑：这是咋回事，是咋身上的味儿变了吗?后来习惯了，也就觉得不怎么恶心和发痒。带灯就笑着了，说：有虱子总比有病好。”从讨厌不可理解，到建议灭掉虱子，再到后来自己身上也长了虱子，还觉得习惯，这样的变化，生动地展示了一个美丽、文艺的女乡镇干部逐渐被乡镇腐蚀的过程。这也是理解带灯，理解《带灯》的关键所在。 再说说带灯在综治办主任这个位置上的处境。“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主角是男性形象，启蒙与救亡的现实主题，都选择男性作为历史的代表。”(17)贾平凹的小说，也多采用男性视角叙述，很少启用女性作为小说的讲述者。在贾平凹所有小说中，带灯是第三个被启用的女性叙述者。第一部是贾平凹的成名作《满月儿》中的满月儿，第二部是《土门》中的眉子。而且，带灯在整个文学史上，都属崭新的女性形象——乡镇女干部。让一个文弱的女性作为当下矛盾重重的乡土中国的讲述者，这本身就寄托了贾平凹对当下中国的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贾平凹在《带灯》的“后记”中说，“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问题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粪，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什么都没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生态的问题，一颗麻疹出来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 带灯所处的大环境就如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的那样，危机四伏，从小环境来说，樱镇本来就是一个闭塞、“废干部”的乡镇。看到老上访户的困难，带灯也会同情，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甚至看到在大矿区打工染上矽肺病的十三个人之后，主动搜集证据，不惜得罪领导为他们的赔偿上下奔波。但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带灯也发生了转变。当带灯刚到樱镇时，跟着马副镇长到红堡村抓已经生过两个女孩还没做结扎，且一直潜逃的妇女，当找到妇女时，计生办的人“将那妇女压在炕上做手术”，愤怒的公公将马副镇长打伤，带灯还是感觉了害怕，“她见过也动手拉过村里的妇女去镇卫生院做结扎手术，但从来没有经过到人家家来做结扎的，心里特别慌，捂着心口坐了很长时间。”刚到樱镇工作不久的带灯面对如此无人道的行为还感到恐慌，但身处在这样的乡土中国的现实里，带灯经过一次次暴力截访、暴力处理各种纠纷后，当她截堵上访户时，对工作人员施暴见怪不怪，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比如，小说在写截堵老上访户王后生时，带灯的“冷静”。小说写道： 带灯把煤油灯一点着，司机先冲了过去按住王后生就打。再打王后生不下炕，头发扯下来了一撮仍是不下来，杀了猪似地喊：政府灭绝人呀，啊救命!张膏药家是独庄子，但夜里喊声瘆人，司机用手捂嘴，王后生咬住司机的手指，司机又一拳打得王后生仰八叉倒在了地上。 带灯点着一根烟靠着里屋门吃，竟然吐出个烟圈晃晃悠悠在空里飘，她平日想吐个烟圈从来没有吐成过。她说：不打啦，他不去镇政府也行，反正离天明还早，他们在这儿，咱也在这儿。并对竹子说：你去镇街敲谁家的铺面买些酒，我想喝酒啦，如果有烧鸡，再买上烧鸡，公家给咱报销哩。竹子竟真的去买酒买烧鸡了，好长时间才买来，带灯、竹子和司机就当着王后生张膏药的面吃喝起来。 带灯成了鲁迅所鄙视的“看客”，心安理得地面对她曾经讨厌的一切暴力行为，这本身也是对当下乡土中国的一种真实写照。谁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做麻木的“看客”。 最后，看看带灯给元天亮的信。带灯在并不平静的乡镇，她内心是孤独的，首先，她的丈夫义无反顾地离开学校，到外面的世界绘画谋生。她内心的苦楚，没有可以宣泄的对象。带灯的丈夫只出现了一次，那一次是她的丈夫到樱镇。按照常理，小别胜新婚，但我们看不到带灯丈夫对带灯的感情，同样带灯对丈夫的感情也没有，丈夫回来，是陪画家住在外面的，最后一夜，他们在一起了，却又以争吵而结束。一个女人，独自生活在乡镇，又得不到丈夫的爱，再加上工作上的疲惫、委屈，带灯无处倾诉。若按照当下的官场小说的套路，或者就按贾平凹一贯的风格，带灯这样孤独的女子，应该有香艳的性生活，这有现实基础，但贾平凹却放弃了对性的书写。其实，从整个小说的发展看，恰恰是没有性书写，才将带灯的孤独，带灯在现实乡村中国的困境写得透彻入骨。 小说写到一次带灯拒绝镇长的性暗示。“樱镇上的女人弯下腰了屁股都是三角性形，而带灯的屁股是圆的。镇长禁不住手去摸了一下，声音就抖抖的，说了一句：带灯。带灯怔住，立即站直了身，她没有回头看镇长，说：我是你姐!镇长说：啊姐，我，我想抱抱你……的衣服。”之后，带灯说：你肯认我这个姐，姐就给你说一句话，你如果年纪大了，仕途上没指望了，你想怎么胡来都行。你还年轻，好不容易是镇长了，若政治上还想进步，那就管好你! 带灯没有现实的爱恋，但寂寞、孤独的她亦需要排遣，而元天亮，小说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的省城高官，就成了带灯倾诉、暗恋的对象，她一共给元天亮写过26条短信，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但元天亮却很少回信，其实，带灯也知道，她是在做白日梦。带灯是现实中的带灯，但现实让她喘不上气，她又无法放纵自己，就只能依靠给遥远的元天亮写信来让自己自外于现实，求得心灵上的超越。 从名字的寓语上看，带灯的名字来自萤火虫，而萤火虫的光亮毕竟太微弱，无法照亮自己，更无法照亮问题重重的乡土中国，于是，她希望“天亮”，她不停地给元天亮写信，这似乎也是贾平凹的神来之笔，但元天亮却很少回信，这又是一种巨大的失落，带灯的失落，带灯所蕴含的乡土中国的失落。陈晓明在分析《带灯》时写道：带灯只是一个人，带着一个什么也不会的影子一样的竹子，就像堂吉诃德带着桑丘一样，带灯难道就是一个当今的女堂吉诃德吗?在竹子看来，“带灯如佛一样”，充其量只能完成自我救赎。(18) 《带灯》最具震撼效应的是结尾，身先士卒的带灯在元家和薛家的恶斗中，不仅受伤，而且事后，导致此次两家伤及人命的恶斗元凶——书记、镇长、马副镇长等一干人等竟然没事，而带灯却被处分，“给予带灯行政降两级处分，并撤销综治办主任职务。”此后，带灯患上了夜游症，而且“脑子也有问题了。”作为综治办带灯主任的助手的竹子，由此也开始上访。这是现实中国最荒唐滑稽的事。 很多批评家都注意到小说最后一段提到的萤火虫阵，我的理解是，小说的核心，最后应该是落在马副镇长和带灯的对话上，当带灯问天气预报情况时，马副镇长回答说：天气预报说又要刮大风了，又要刮大风?马副镇长说：一番风一番凉，今年得多买些木炭了。带灯说：这天不是正常的天了，带灯，这天不是天了。这简单的对话，透露出无穷的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