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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吉方(1975－)，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内容提要：《手稿》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原点，《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了最持久的美学启发，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手稿》美学研究所凸显出的经典阐释与开放阅读、文本依赖与语境研究、理论转译与思想误读等理论问题，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需要关注的内容。中国《手稿》美学研究需要走出“经典阐释”的单一选择，需要在进一步吸收其哲学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更深刻地继承它的理论精神与美学精神，从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更大发展。 关 键 词：马克思/《手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阐释/价值重塑 一、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与《手稿》①美学研究的理论开端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中，关于《手稿》的美学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很多重要的历史阶段，《手稿》中的美学思想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了最持久的美学启发。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最早关注《手稿》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美学大讨论”虽然并非专门研究《手稿》美学，但关于《手稿》美学思想的理解与阐发占据了重要的内容，《手稿》美学研究也是慢慢从这场美学辩论中凸显出来的。在《美学大讨论》的关键阶段，1956年，李泽厚在《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了《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一文。在文章中，李泽厚提出：“从很早起，很多旧唯物主义美学就把美看作一种客观物质的属性，他们认为这种属性，正如物质自身一样，可以脱离人类而独立存在。这就是说，没有人类或在人类之前，美就客观存在着，存在于客观物质世界中。这样，美当然就完全在自然物质本身，是物质的自然属性，于是很多人就在自然物体中去寻找探求美的标准。于是‘黄金分割’啦，形态的均衡统一啦，实验美学啦……就都出来了。”[1]他认为，这种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有它的功劳和进步作用，但也很明显地暴露了形而上学哲学唯物主义的一切弱点和缺陷，不能圆满解释复杂的美的本质问题。为此，他批判朱光潜走向了“‘心借物以表现情趣’的泥沼里”，并提出蔡仪的《新美学》就是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的代表。[1]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引述了《手稿》中的“人化的自然”的思想，提出：“美不是物的自然属性，而是物的社会属性。美是社会生活中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现实的存在。”[1] 李泽厚的《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虽然是一篇批判文章，但也是一篇跨度和容量都比较大的理论研究文献，包括美感的矛盾二重性、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美与生活、艺术批评的美学准则等重要的问题。随后，李泽厚又发表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再论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继续深化他此前的批评意见，同时对《手稿》中的美感的历史性、自然与自然的对象化等问题非常重视。李泽厚对《手稿》美学思想的阐发不但对他美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中国《手稿》美学思想研究具有开拓性的理论贡献。他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看待《手稿》的，取的主要是《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以及劳动与美的关系的观点，认为美是自然人化的结果，也就是人类主体实践对自然改造的结果，社会现实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李泽厚的观点代表了中国《手稿》美学研究的很重要的一种观念，甚至对美学和艺术一般原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艺术形象与典型、形象思维、艺术批评的美学标准等很多理论问题都有重要的哲学影响，《手稿》美学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形式的。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李泽厚在对康德美学的批判中仍然回望《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并坚持从马克思的角度总结康德美学的特征，提出：“从马克思主义看来，康德提出的‘自然向人生产’和所谓自然界的最终目的是道德文化的人，实际上乃是通由人类实践，自然服务于人，即自然规律服务于人的目的，亦即是人通由实践掌握自然，使之为人的目的服务。”[2]并认为“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目的与规律这种彼此依存、渗透和转化，是完全建筑在人类改造世界的长期历史实践的基础之上的。”[2] 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积极关注《手稿》美学的除了李泽厚之外，还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美学大讨论”中，虽然朱光潜处于“被批判”的位置，但由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学术论争而有了时代思想争鸣的境界，所以，在当时看似是“众矢之的”的“朱光潜美学思想”实质上起到了理论先锋甚至思想引领的作用，这其中也包括对《手稿》美学思想的研究。在“美学大讨论”之初，朱光潜并没有就《手稿》美学思想作出详细说明，用他的话说是看到了“美学讨论到达了难关”，所以才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5日)“提出了一点试探性的解决困难的办法”[3]。他的“办法”是强调：“区分自然形态的‘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物的形象’，也就是区分‘美的条件’和‘美’”。[3]并认为他的这个论点的依据是“‘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则”。[3]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朱光潜仍然没有明确提出《手稿》美学思想问题，但随着论争的深入，到了1960年，朱光潜在继续深入他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基本原则研究的过程中，《手稿》美学思想就出现在他的视线之内了。1960年，朱光潜在《新建设》第4期发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的长文。在文章中，朱光潜指出，以往的西方美学家都用“直观观点”来研究美学问题，而马克思则用“实践观点”来把握美学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美学所造成的翻天覆地的变革”[4]，接着，朱光潜明确提出了《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对美学研究的意义，并直接引述《手稿》中“美的规律”的观点来阐述美与实践的关系，明确指出人的生产劳动是一种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人在劳动生产中，一方面改造了自然，使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另一方面也改造了自己，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在产品中显现出来，并不断得到提高，并最终得出了“按照美的规律去制造事物”的观点。[4]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在1949年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1956年他对自己的美学观点进行自我批判之后，已经开始尝试从“实践”的角度探索美的本质问题，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劳动等问题与美的本质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这是朱光潜最明确提出《手稿》与马克思实践美学的观点，朱光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继李泽厚之后更加清晰地对《手稿》美学思想进行探究的美学家。自此之后，《手稿》美学与朱光潜的美学思想密切相关，一直到70年代，朱光潜仍然关注《手稿》的美学研究，并多次从《手稿》中获得思想启发，他已经认识到文学艺术和物质生产劳动具有密切的关系，并就“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问题作专门探究，这也为他后来整体从艺术生产的角度阐释文艺活动的特征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除了李泽厚、朱光潜之外，在20世纪50年代，刘纲纪、蒋孔阳等学者都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倡导“劳动就是自然人化或人的对象化”、“劳动创造了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的观点，对于这些美学思想的集中的理论阐发也正是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发展中最集中的理论收获，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手稿》美学研究最初的理论与思想基础。所以，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与《手稿》美学研究无疑是一种理论的“双赢”，“美学大讨论”对于后来中国美学研究的理论经验与学科形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以此为起点，中国《手稿》美学研究也开始了理论探究的过程，这当然与李泽厚、朱光潜等学者较早地关注《手稿》美学分不开。无论是李泽厚，还是朱光潜，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都着力从认识论的角度，吸收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从哲学本体论上解释美的本质。尽管在以后的美学研究中，对《手稿》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基础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确立基本的哲学认识思路，然后才有具体的研究展开的。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长期关注《手稿》，并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手稿》美学研究的热潮，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即开始了。 二、80年代以来的“美学热”与《手稿》研究的“经典化”阐释 所谓80年代的“美学热”其实也就是“《手稿》热”，因为80年代的“美学热”仍然与关于《手稿》中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不同理论阐释和理解争辩有关，其中“人道主义”和“美的规律”问题是理论焦点。在1981年和1982年，中国当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蔡仪先生分别发表了《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探》、《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及其成熟的主要标志——〈经济学－哲学手稿〉再探(上篇)》、《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说——〈经济学－哲学手稿〉再探(下篇)》等文章，从而引发了《手稿》与人道主义的重要的美学论争。在文章中，蔡仪对《手稿》中的哲学内容做了清理，并对当时美学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倾向做出了深刻的批判，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说法，认为“把人道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或灵魂，认为没有人道主义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过去曾经对人道主义进行过批判受到了严重的教训。这种说法只能看作是出于婆心苦口的耸听危言。”[5]在他看来，人道主义所根据的是共同的人性论，基本上是以人类共同的自然属性为内容的，所以要作为社会生活的原则，它必然是抽象的、空想的，也就是虚伪的、没有现实根源的。它在思想实质上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矛盾而不相容的。[5]陆梅林先生也在80年代集中关注“人道主义”的问题，他曾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为马克思一辩——关于人道主义的考察片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后》等重要文章。陆梅林提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各自的人的本质观，就其方法论和观点的内容实质来看，实属于两种思想体系，它们有着本质的差别，是截然相反、彼此对立的。”[6]他认为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内在的、抽象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体是完全没有现实性的，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是正确的合乎现实的具体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是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自然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原则。[6]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手稿》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提出了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哲学内涵问题以及人道主义与美的价值内涵等等问题，现在看来，这些问题仍然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在当时，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还没有得出普遍性的意见就中止了，这当然与当时的社会语境分不开，但无疑对于更深刻地认识《手稿》中的美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美的规律”问题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焦点。陆梅林先生在80年代也深刻关注《手稿》中的“美的规律”问题，认为“美的规律”是体现了事物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事物的属性条件之间的一种关系，提出所谓“美的规律”是就“就客体的内容和形式来说的。”[7]蒋孔阳先生在80年代把“美的规律”看作是人类主体创造的规律，认为“美的规律”就是“人类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按照客观世界不同事物的规律性，结合人们富有个性特征的目的和愿望，来改造客观世界，不仅引起客观世界外在形态的变化，而且能够实现自己的本质力量，把这一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能够令人愉悦和观赏的形象。”[8]“美的规律”问题是《手稿》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手稿》是“实践”、“内在尺度”、“人道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劳动创造了美”、“人也按美的规律来建造”等重要美学观念的理论来源，而这些理论概念和范畴无疑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手稿》美学研究中，很多理论论争曾发生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关于《手稿》中的某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学界有很多不同层面的看法，类似“美的规律”等美学基本问题的大范围论争并不多，所以，“人道主义”和“美的规律”的理论论争在基本问题层面上无疑对中国《手稿》美学的理论深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也对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相关理论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启发。围绕着“人道主义”和“美的规律”的理论论争也说明在80年代以来的“美学热”中，《手稿》美学研究已经占据了美学研究核心，《手稿》不但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而且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繁荣有重要的影响，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蔡仪、陆梅林、蒋孔阳、朱立元等美学理论家的理论贡献也正是从《手稿》美学的研究中见出影响的。 有的研究者认为，80年代是《手稿》在中国真正产生美学影响的时代。[9]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手稿》的研究几乎与当时所有重要的哲学论争直接相关，从“人道主义”到“异化”，再到“主体性”，在国内重要的哲学思潮中都可以看到对《手稿》所进行的各个层面的理论阐释和解读。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中国80年代《手稿》美学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手稿》美学研究的“经典化”阐释仍然非常明显。这一时期的《手稿》美学研究，仍然较为鲜明地依赖《手稿》的原发性文本，依赖从《手稿》文本本身出发阐发其美学价值与意义。从现在的视野来看，“经典阐释”的理论路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影响与意义不容否定，《手稿》美学思想的发现无疑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经典分析分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基本哲学基础的确立以及核心理论观念的确立都是在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经典分析的立场上展开的，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中对《手稿》美学思想的发现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历史来看，这种“经典阐释”的理论路径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研究者往往各自从《手稿》文本中寻找理论结论的阐释依据，每个研究者都依赖经典理论，都尽可能从经典文本中获得理解的合理性，但这样的结果往往也造成了是非难辨，理论论争长期存在的状态。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而言，富有思想碰撞的理论论争固然是好事，但完全依赖“经典阐释”的理论论辩就仍然不排除各自理论言说的可能。归根结底，“《手稿》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的研究不是最终目的，从《手稿》美学思想出发，在系统整体把握《手稿》以及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内容、美学精神以及基本问题的基础上，真正获得理论启发进而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这或许才是中国《手稿》美学研究真正需要的理论与方法。 三、新一轮的美学论争与《手稿》美学研究的深化发展 在关于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有人提出：“在中国，朱光潜之前，没有人系统研究过马克思的这部《手稿》。”[10]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确实朱光潜先生是较早关注《手稿》的，但说到“系统研究”，恐怕包括朱光潜在内，很多对《手稿》的研究都还没有达到这个层面。就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的“美学热”来看，很多问题上仍然缺乏问题的全面清理，还没有达成基本的理论共识，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手稿》美学研究的理论论争仍然时有发生。1997年，陆梅林先生的《〈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美的规律篇》就曾引起广泛的论争。在文章中，陆梅林从语义学的角度，结合《手稿》原文和俄、英相关译文，对《手稿》中的“美的规律”说中的“物种”、“尺度”、“对象”、“美的规律”等概念作出了理论辨析，他认为马克思所讲的“物种”不是量词上的“种类”，而是就生物的物种来说的，而“对象”则指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客体；“内在尺度”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主体或人的尺度，所谓“尺度”泛指生产对象的性能、质地、属性、结构、外观、形状等等，包括物象的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并进而认为“美的规律则指二者的有机统一”。[11]随后，朱立元、应必诚、曾簇林、杨曾宪等学者纷纷提出商榷意见。朱立元先生不同意陆梅林先生把“美的规律”界定为物象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提出“美的规律”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同人、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分不开。[12]应必诚则提出，美的问题不属于本体论的问题，强调要区分物的物质属性和物的价值属性，认为美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关系中的存在物，它以意义、价值的方式存在，只有对象中有活生生的人之感情的形象显现，才能成为审美感受、观照和体验的对象。[13]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以说，无论是基本问题层面，还是理论范式层面，包括《手稿》美学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都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14]相比以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手稿》美学研究更加注重美学基本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整体研究体现出了沉积性思考的特点。所以从整体格局和发展路向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努力研究问题，同时不断在《手稿》美学研究中提出理论阐释新的角度、新的内容，给人的理论启发也是明显的。除了“美的规律”的论争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手稿》美学研究的几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可以说不同凡响，如朱立元的《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夏之放的《异化的扬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当代阐释》(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王向峰的《〈手稿〉的美学解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伟的《走向现实的美学：〈巴黎手稿〉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周维山的《美学传统的形成与突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在这些著作中，理论探讨更加集中，特别是面对经典文本，都试图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对《手稿》美学提出新的阐释，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朱立元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就非常集中地关注《手稿》美学，在《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解》中，他从《手稿》产生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背景出发，深入辨析了《手稿》中的“美学之谜”问题，并对《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艺术生产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00年以来，朱立元先生仍然坚持研究《手稿》中的美学问题，并在不断深入的理论论争中，对《手稿》中的“美的规律”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札记式的研究。如果说到《手稿》美学研究的“系统化”，这恐怕是一个个案。夏之放的《异化的扬弃》是中国《手稿》美学研究继80年代汤龙发等学者的“异化劳动”问题研究之后的新的开拓。作者集大半生的学术研究心血倾注《手稿》研究，从《手稿》的文本阐释，到“异化劳动论”，到“共产主义论”以及“审美论”，遵循的仍然是求解“历史之谜”的理论研究路径。王向峰先生的《〈手稿〉的美学解读》更是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难得的力作，作者从《手稿》的发现与出版、《手稿》的文本构成等多方面对《手稿》美学进行了深入考辨，并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化的自然”、“美的规律”等重大核心问题作了深入探究，充分展现了这位老先生的才华和魅力，当然对于《手稿》美学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更是意义深远。可以说，在这些著作中，关于《手稿》美学研究的视野更加扩大了，论题也更加丰富了，所讨论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哲学认识论，而包括了实践与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美的规律问题、异化劳动问题、自然的人化问题、人道主义的问题、美感问题等等，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手稿》美学研究中的全面的理论开拓，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格局的深入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受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理论思潮发展的影响，很多学者寄兴趣于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解构主义、文化研究等新兴批评理论与美学思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美学研究不关注《手稿》了，反而是在《手稿》美学的基础理论和重大问题研究方面展现出了不菲的理论成绩，特别是那些功底深厚、气势恢宏、缜密细致的《手稿》美学研究的力作，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可喜成绩，这是值得我们庆幸和欣喜的。但也有研究者指出：“我国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以来，学术界就开始学习和引进《巴黎手稿》的美学思想，从而推动了美学研究的发展。但从现在看来，一方面由于当时提倡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总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学研究被纳入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范围。这种情形就它的消极一面说，很容易局限了人们研究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研究者们似乎没有来得及对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进行全面深入和系统的钻研，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手稿》的思想，就匆匆忙忙地用《手稿》的思想去阐释自己的美学见解。”[13]这也说明我们在《手稿》美学研究上仍然还有理论深化以及研究提升的空间和余地，特别是相对于西方的《手稿》美学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还缺乏相对稳定的理论形态，这也正是中国《手稿》美学研究的弱点所在。 四、《手稿》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形态问题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关于《手稿》的美学研究体现了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开拓进程，凝聚着几代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心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手稿》研究中获得了深入的理论启发，也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但作为马克思思想的重要体现的《手稿》本身还存在着开放阅读的可能和空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仍然有研究者提出：“《手稿》丰富的美学思想是被中国美学界阐释出来的，《手稿》崇高的美学地位是由文本‘空白’和文本‘阐释’共同奠定的。”“‘劳动创造了美’、‘美的规律’和‘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均是阐释出来的理论命题”。[16]这也说明，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理论论争和消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个不断发现和回归《手稿》美学价值与意义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仍然将是持续的。 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曾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手稿》作为“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7]本身在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普遍和剧烈影响的重要的内在因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阵营中，《手稿》对当时三位思想家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卢卡奇因为《手稿》改变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马尔库塞曾发出宣告强调《手稿》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中的位置，列菲弗尔根据《手稿》写作了《辩证唯物主义》。[17]除此之外，德拉·沃尔佩、梅洛·庞蒂、萨特等学者受马克思主义吸引都与《手稿》有关，而阿尔都塞正是通过阅读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才使他对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18]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这种对待《手稿》的方式，使他们的理论研究具备了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形态，更使他们的理论在美学与文化问题上作出了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像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一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手稿》中的哲学与思想同样是他们的美学问题的经典来源，同时也是“问题性”的开端。但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面对《手稿》美学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仅仅满足或停留在经典文本研究的层面上，而是与当时复杂变化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与意识形态现实联系起来，克服了经典阐释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在基本的理论范式上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框架，从而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与美学为基本核心问题的理论道路，并以此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形态。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当然其中的理论迷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偏差仍然存在，值得我们批判的东西仍然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面对《手稿》的理论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具备了围绕《手稿》中的核心思想与美学精神而形成的美学与文化研究的理论形态，并以此作为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方向和内容，从而显示出了鲜明的理论特色。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相比之下，中国《手稿》美学研究的历史不算短，我们也经历过理论高峰时代的“手稿热”，但在我们的《手稿》美学研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理论特色在哪里？我们从《手稿》美学研究中获得的理论和思想启发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以及理论形态建设的作用何在？从学理上看，这些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还没有解决的。像《手稿》研究在基本美学问题层面上的探究会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问题性”一样，理论范式与理论形态上的建构则是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特色与影响的不可缺席的理论总结。对此，刘纲纪先生曾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形成了三种基本形态：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以列宁的反映论为基础的，可以称之为本质主义反映论、认识论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以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为中心的，可以称之为文化、意识形态、政治批判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则形成了以毛泽东《讲话》为代表的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19]刘纲纪先生进而明确提出，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形态其实是和《手稿》研究密切相关的。[19]从学理上看，《讲话》是关于“实践”的美学，《手稿》中也有大量关于“实践”的理论内容，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重要的哲学理论来源，但如何在学理层面以及事实上阐明《手稿》与《讲话》中“实践”的不同理论取向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与理论形态的影响与建构关系，并以此彰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特点，这仍然是中国《手稿》美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要做的工作。 时代在变迁，《手稿》审美思想价值仍然“在场”。《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不是抽象的理论产物，而是确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思想指南与美学精神指引。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仍然需要在经典文本阐释的基础上真正从《手稿》中的哲学观、审美观、价值观层面上发现它的理论的魅力，进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在发展的思想和精神动力，当然，这不仅仅是重新提出某些美学观点的论析与争辩，而是真正把《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美学精神融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与理论形态之中，真正吸收《手稿》的理论依据与学理精神，从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内在发展的质素，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需要不断“回归”《手稿》的原因。 注释： ①《手稿》为马克思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研究提纲)——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J].哲学研究，1956, (5). [2]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430; 431. [3]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J].哲学研究，1957, (4). [4]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10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14: 196－197. [5]蔡仪．论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人化”说[J].文艺研究，1982, (4). [6]陆梅林．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J].文艺研究，1981(3). [7]陆梅林．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崛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读后[J].文艺研究，1982, (5). [8]蒋孔阳．美学新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10. [9]冯燕芳．回顾与反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80年代[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 (5). [10]李双．人的本质力量在于审美——重读朱光潜《谈美书简》[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6, (4). [11]陆梅林．《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美的规律篇[J].文艺研究，1997, (1). [12]朱立元．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J].学术月刊，1997, (12). [13]应必诚．《巴黎手稿》与的美学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98, (3). [14]王杰，段吉方．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范式转换及其基本问题[J].社会科学家，2011, (3). [15]汤龙发．异化和哲学美学问题：巴黎《手稿》新探[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16]杨青新．回到文本的阅读[J].江西社会科学，2006, (9). [17]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6; 67. [18]阿尔都塞．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进程[A].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10. [19]刘纲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形态[J].文艺研究，2001, (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