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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代学术形成的标志是学科化和专业化，以及由此建立起的制度性基础。作为一门外来学科，美学在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中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晚清的壬寅-癸卯学制中。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壬子-癸丑学制，废止经学科，使得中国现代学术体系得以确立。在民初学制颁布至“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时期，大学学科中出现了美学课程和美学教授，出现了美学类的期刊以及学会，美学也进入了中国现代学术分科体系。至此，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其学科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立。 关 键 词：中国现代美学/壬寅-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王国维/蔡元培 作者简介：王宏超(1977-)，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比较美学、中国思想文化。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要从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在1750年发表《美学》(Aesthetic)算起。美学学科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相伴而生，“现代”一词，“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①[1](P9)。可以说，美学自产生之初就具备了现代基质，并最终成为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西方现代学术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学科化和专业化，并形成了制度性的基础。[2](P6-8,P31-P32) 尽管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美学思想，但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乃是“援西入中”的产物。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创立，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最终得以确立，无疑是以晚清民初学制为标志。晚清民初学制改革，借鉴了日本及欧美的学术体制，建立了中国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并通过在大学中设立专业、开设课程，为中国现代学术确立了制度性的基础。本文即是希望通过对晚清民初学术体制中美学学科的出现、变更和确立等情况的考察，揭示中国现代美学的制度化进程。 一、壬寅-癸卯学制中的“美学” 清之季世，中国多受外侮，时人遂自觉查找落后之原因，寻求自强途径。在与外国诸强接触中，知识分子产生一种共识，即落后是因为人才不足，人才不足源于教育制度的落后。甲午海战，以日本蕞尔小国，打败依旧沉浸在大国美梦中的中国，对中国政界及知识界影响甚大，中国上下变法之声愈强。严复在甲午后曾说，当时“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原强修订稿》1896年)[3](第一册P30)张之洞在《劝学篇·序》里也说：“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4](第十二册P157)对于教育制度的反思，落脚于对相沿两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批判上。蔡元培曾经总结出科举制度的“六宗罪”：曰鄙，曰乱，曰浮，曰葸，曰忮，曰欺。(《学堂教科论》1901年10月)[5](第一卷P330)包括袁世凯、张之洞在内的六疆臣要求立停科举的奏摺中，在比较诸国强盛原因的同时指出了停科举，推广新式学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普之胜法，日之胜俄，识者皆归其功于小学校教师；即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5年9月2日)[6](P537)终于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严复在此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即说废科举之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1906年)[3](第一册P166)确实目光如炬。在此背景下，社会上谈教育成为一种风气。如梁启超所说：“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7](下册P945) 与废除科举相对的是建立新学制的努力。最初的标志无疑是京师大学堂的筹议。自1898年6月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康有为、孙家鼐、王鹏运等人积极倡议。光绪帝终于批准，将此事作为维新之重要举措。总理衙门在光绪的督促下，委托梁启超草拟章程，“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草章程八十余事，乃据上之。”(《戊戌政变记》)[8](专集之一P27)接下来虽遭遇“戊戌政变”，但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9](列传二百三十P12441)，然办学宗旨复归于科举一途。尽管这是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但举国上下寻求现代教育道路的努力就此发端。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学制改革再次被提上议程，其内容包括“停科举”、“设学堂”和“奖游学”三项。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涵盖了自蒙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共六份文件。此章程虽称“略仿日本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8月15日))[6](P245)，但因为赴日考察者的信息尚未及时反馈回来，章程所依据的国外学制资料并不充分，[10](P92)也就造成了其未被实行的命运。此后修订的主持者变成了张之洞，之所以选择他，部分是由于张百熙“不能行其志，容庆既不满于张百熙，适张之洞时在北京，乃要求合奏，请张之洞商订学堂章程。”(《光绪朝东华录》)[10](P93)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张之洞自洋务运动起就开始关注教育，创办多所新式学堂，在湖南的教育改革也备受世人瞩目。而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思想核心的《劝学篇》颇得朝野欣赏，更是“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自由书》)[8](专集之二P7)这些成绩给张之洞带来了“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百熙等：《奏请添派重臣会商学务折》1903年6月27日)[6](P296)的名号，由他主持新学制的修订似也在情理之中。1904年1月13日，学堂章程全部完成，是为《奏定学堂章程》。 正是通过《奏定学堂章程》，“美学”正式作为一门学科才进入了中国现代学科建制。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美学”学科凡两见，其一，章程分大学堂为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其中工科大学中之“建筑学门”列“美学”为主课之一。(《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6](P383)其二，在《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优级师范学堂之学科分为三：公共科、分类科和加习科。加习科的学科共有十科，其中之一便是“美学”。(《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6](P428)章程中称设置加习科的目的是“因分类科毕业后，自觉于管理法、教授法其学力尚不足用，故自愿留学一年，择其有关教育之要端加习数门，更考求其精深之理法。”(《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6](P419)“美学”被列为“有关教育之要端”，足见对其的重视。  “美学”学科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在大学学科科目中普遍出现。在明治十四年(1881)九月日本文学部颁布的学科课程中，在“哲学科”和“和汉文科”中，就出现了“审美学”。[11]第二卷P347-349)其后日本的学科体系数次变更，但“审美学”一直得以保留。并且，“审美学”还进入了史学科、英文学科、独逸文学科、国文科、汉学科、国史科等专业。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1890年的学科调整中，原来的“审美学”变成了“审美学和美术史”[11](第三卷P40-415)，其后也曾变成“美学及美术史”。[11](第三卷P457-458)可见尽管“美学”译名和科目设置还并不固定，但它已经成了日本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美学”逐渐成为普遍接受的译名和科目名称。对于“审美学”和“美学”，井上哲次郎还专门辨析说，称作“审美学”为非，应以“美学”来命名Aesthetics。[12] 但是，《奏定学堂章程》中设置的美学学科是对于日本学制“抄袭”的结果。在晚清中国人赴日的考察记中，多次提到日本学校中“建筑科”下有“美学”课程。如关庚麟撰《日本学校图论》(1903)所记东京大学中工科大学的“建筑学科”中，有“美学”科目。[13](上册P180)定朴撰《东游日记》(1909)记录早稻田大学的课表，其中建筑科中有“美学”一科。[13]册P957)可见当时日本建筑学学科中开设“美学”的情况已属普遍。 考之日本近代建筑学发展史，建筑类专业开设“美学”课程实属普遍，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前身为东京美术学校)、京都大学等。[14]这些大学在建筑类专业中开设美学课程，一方面是因为建筑学专业本身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大学都是综合型大学，在其相关的文科专业中，本来就有美学的课程以及美学教授。而其他一些大学尽管设置了建筑学专业，但因为没有文科，也就没有开设美学课程，因此其建筑学专业中就没有出现美学课程。②[14]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只是在建筑学学科下沿用日本开设美学的做法，而在文科大学中的各个专业中排除掉了美学。不宁唯是，他还彻底排除了哲学类学科，考虑到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口号，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自有深意存焉。 二、壬子-癸丑学制中的美学 舒新城把清末教育改革称为“模仿期”，民国教育为“自觉期”：“60年来的教育思想，虽因环境的变迁，而有种种变化，但细究起来，仍然是一脉相承地在自觉中进行，此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想的总纲。”[15](P13)道出了民初与晚清学制的根本不同之处。③[16](第四册P195-198) “自觉”的主要表现就是废止原来学制中的经学科。前清学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1906年3月25日)[6](P543)其核心无疑在忠君，尊孔则是前者的工具。之后发布的《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中重要的内容即是修正原来学制中忠君尊孔的内容：“六、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八、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5](第二卷P8随后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5](第二卷P16) 蔡元培对于旧的教育宗旨早有批评之意。早在1902年，蔡元培为麦鼎华所翻译日本元良勇次郎的《中等伦理学》作序，对于“四书”、“五经”统治教育思想的状况加以批判：“吾愿我国言教育者，亟取而应用之，无徒以‘四书’、‘五经’种种参考书，扰我学子之思想也。”[5](第一卷P410)蔡元培此言出，招致当时学部及张之洞的驳斥：“文明书局本麦鼎华译，日本元良勇次郎著之《中等伦理学》一册，文笔极佳，蔡元培曾为之序，学部谓为中西学说杂糅其中，且有蔡元培序文，尤多荒谬，下令查禁；但各省中小学堂仍多用之”。(《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7](初编P7)为此，蔡元培还曾改名，以使此书能够出版发行。[蔡元培：《传略》(上)1919年8月][5](第三卷P675) 蔡元培之所以重视废止经学科，渊源于其对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宏观视野。在他看来，世界现代教育有两个方面的进步：“一在学理方面，为试验教育学之建设。盖教育学之所以不成为科学者，以其所根据者，为哲学家之理想，而不本诸试验也。……二在事实方面，为教育之脱离于宗教”。(蔡元培：《一九○○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年)[5](第二卷P369)就中国来说，“教育之脱离于宗教”的表现就是原来读经科的废止：“废科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5](第二卷P369)有学者指出，蔡元培“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但是他最关心的当然是实现这种近代化过程在文化道德方面的前提条件”。[(德)费路(Roland Felber)：《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18]现代化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宗教的衰落，世俗世界价值的上升。各个学科的兴起导致原来属于宗教系统的学术研究分割为各自独立的领地。原来属于宗教的道德价值，亦获得了自身价值。他赞赏这样的结果，“西洋普通学校，必有宗教一科，而东洋教育家欲代之以伦理，善哉！”[5](第一卷P409) 废止经学科的后果之一是使得新的学制系统完成了“现代转化”。在1912年陆续公布的学校令和学校规程中，就大学学科系统来看，原来的“八科”(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变为“七科”(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在废除经学科的同时，也赋予了各学科以独立性，以学科之“自律”而确立了学术分科体系的基础。“这是一次学制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近代中国在学科建设上，开始摆脱经学时代之范式，探索创建近代西方式的学科门类及近代知识系统。”[19](P197) 美学学科的地位在新学制中得以提升和确立。在学制发布之前的那篇堪称民初教育思想基础的《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蔡元培就已经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为提倡美育，也为提倡美学，确立了制度性基础。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主张推行五种教育，即：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德育主义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主义教育。通过临时教育会议，他把个人的思想加以公开陈述，转化为民初教育的指导思想，结果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7](上册P226) 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哲学、美学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开始具有独立的地位，可被视作中国现代哲学、美学学科形成的标志。壬子-癸丑学制中的美学学科的设置，涵盖了文科中哲学门、文学门、历史学门等核心专业。工科中的建筑学门，沿袭了壬寅-癸卯学制的做法，也开设了美学课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壬寅-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性。如果壬寅-癸卯学制中的“美学”课程是因抄袭日本学制和实用目的而得以在夹缝中存在的话，那么壬子-癸丑学制中的美学类课程则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学科了。 民初学制公布后，美学研究渐成热潮。蔡元培不但是这场“美学热”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也是最有成就的实践者。在学制颁布后至“五四”运动之前这几年中，蔡元培在其著作、论文、演讲中，多次提及美学、美术及美育的价值。也是在这一时期，蔡元培形成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一时从者如云。 学制颁布后，许多大学都开始开设美学课程，如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北京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1921年，因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美学课程暂时没有教授，蔡元培就亲自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学课程。(《与艺术家刘海粟的谈话》1921年12月)[5](第四卷P449)同时他还兼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教授，开设美学课程。讲课期间，蔡元培开始撰写《美学通论》、《美学讲稿》、《美学的趋向》、《美学的对象》等。[5]1921年冬，蔡元培因治疗足疾住进北京德国医院，课程遂停止。   在1912年至1919年这段时期，美学著述开始大量涌现，重要者如余箴《美育论》[20]、徐大纯《述美学》[21]、姜丹书《美术史》[22]、萧公弼《美学》[23]、吕澂《美术革命》[24]等。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美学、艺术类的刊物相继创刊，如《艺术丛编》(1916年)、《中华美术报》(1918年9月1日创刊)、《美术》(1918年11月25日创刊)，稍后还有《美育》(1920年4月20日创刊)。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艺术类的大学、社团和专业协会，如上海美术学院(1912年创立，后更名为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东方画会(1915年创立)、中华美术协会(1916年创立于东京)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17年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1918年创立)、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年创立)、中国美育会(1919年创立)。 现代学术形成的标志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一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2](P31-32)以此来看，在民初学制颁布至“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时期，大学学科中出现了美学课程和美学教授，出现了美学类的期刊以及学会，美学也进入了学术分科体系，至此，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其学科地位得到了最终确立。 注释： ①本文所用“现代”一词，取“现代性”之义，而非国内学界常用近代、现代、当代分期之义。 ②如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院大学、名古屋工业大学、东北大学、横滨国立大学、日本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工业大学、神井大学，芝浦工业大学、千叶大学等。 ③就学制系统而言，壬子学制取法癸卯学制者所在多是，此因两者都是效仿日本所致。见蒋维乔著：《民初教育状况》。 参考文献： [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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