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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社群传世文本主要指社群成员的集体创作集，常被称为“社稿”“社刻”“社集”等。文学社群传世文本体现了社群共同的文学宗旨，表现了社群文人的集体创作倾向。当然，时代不同，文学社群传世文本所表现出的文学特点也不尽相同。就明代来说，初年社稿把文学引向模拟一途，中叶以后，文坛文柄下移导致极强的社群门户之争，社群传世文本代表了本社的创作理念和成就，并作为社群交流的重要媒介参与文坛论争，而那些怡老诗社社稿表现出无意竞争的“自然适性”特征。明代末年文社大量兴起，坊社为了盈利而延请文社选家选评八股文，导致以刊登时文为主要内容的社稿泛滥，对文坛产生不良影响；但那些诗文集社稿却发挥了振起一代文学之功能。总的来看，明代文学社群传世文本反映了一代文学之风会，而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应当引起学界重视。 【关 键 词】传世文本/文学特征/四个阶段/文学社群 【作者简介】张涛(1973— )，男，河北邯郸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编审，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 一、明代文学社群传世文本概念及文献保存 所谓“传世文本”，主要指由文学社群评选的八股文集或其他文体集，是当时文人士子编选、刊刻社群成员作品的一种方式，为科举考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明代伴随社群的兴盛而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学社群传世文本是社群活动的结晶，其结集一般由社群组织并受社群约束。 文学社群“传世文本”区别于房稿、程墨、行卷等其他八股文集。这主要表现在四点：(一)编选者不同。社群“传世文本”主要由社群组织人员编选刊刻，而房稿、程墨、行卷大多由官方刊刻。明代中叶以后，民间坊社为了牟利也多刊刻此类射利之书。(二)编选对象不同。一般情况而言，程墨主要为乡会试中式士子八股文集，房稿主要为新进进士八股文集，行卷主要为举人的八股文集，而社群“传世文本”主要为社群诸生所征文稿集。复社领袖张采对此有详细的说明：“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时文，凡选乡会中式文曰程墨，选进士文曰房书，选举人文曰行卷，其诸生征文稿曰社稿，从来已久，若复社之起，臣已为县令，不预书生事，张溥时犹未第，故选社文。”[1](《具陈复社本末疏》)(三)编选范围不同。一般而言，房稿、程墨、行卷主要为八股文集，而社群“传世文本”编选范围则不限于此。(四)产生时间不同。对时文的编选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刘元承(名安节，元符三年进士)《左史集》中载经义文十七篇，虽然此选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时文编选活动，但已肇其端。明人朱良矩所刻《经义模范》中载有宋代张庭坚、姚孝宁、吴师孟、张孝四人经义文十六篇，为编选时文之始。明万历十五年(1587)礼部取宏、正、嘉三朝中式文字纯正典雅者一百余篇，奏请刊布学宫，以为准则，此官方选刻时文之始。[2]1270明万历中叶以后，房稿、行卷、程墨则开始盛行，如黄宗羲说：“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经史，时文号为最盛，固未尝以之流行坊社间也。万历丁丑，冯具区集籍中名士文，汇刻二百余篇，名《艺海玄珠》；至癸未，具区为房考，刻书《一房得士录》，此京刻之始也。然壬辰尚缺三房，乙未缺一房，至戊戌而十八房始备。娄江王房仲《阅艺随录》，此选家之始也，辛丑随有数家。自是以后，时文充塞宇宙。”[3](《冯留仙先生诗经时义序》)据此可知，编选时文之风自万历辛丑(1601)后盛行文坛，社群“传世文本”也在此股风气下由“文社”编校刻板，并伴随崇祯初年“文社”的繁盛而广为盛行，即使在明末清初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中，文学社群仍然保持社群“传世文本”的刊刻。[4](陈乃乾、陈洙《徐闇公先生年谱》) 相比房稿、程墨、行卷此类八股文集而言，文学社群“传世文本”所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以评选八股文为主的“文社”社稿。此类社稿为“文社”科举活动内容，编选八股文社稿为晚明“文社”的重要文学活动，如复社《国表》之选，几社《几社初刻》，等等。(二)以编选诗歌为主的“诗社”社稿。这类社稿主要为诗社的文学活动内容，为诗社成员集体创作的作品集。集中作者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也不乏优秀作品。(三)以刊登社群成员诗、赋、词、文等作品的综合类社稿，如《几社壬申合稿》即为几社诸子的诗文合集。(四)以编选“文社”成员古文为主的社稿。(五)社群“传世文本”还包括“文社”评选家个人时文集，江西豫章社艾南英《艾千子先生全稿》、章世纯《章大力先生全稿》即为此类社稿。(六)以社群名义资助出版的个人诗文集也为社群“传世文本”类型之一。如明万历间汪猷芳、汪迟芳所撰《紫芝社稿》，其实为汪氏二人的诗歌作品合集，由紫芝社合资出版；又如明万历间于承祖的《鷇音集》，其实为芙蓉社所刻于氏诗歌集。可见，文学社群编选“传世文本”的方式与类别具有多样性。 就整个明代而言，流行当时的社稿可谓汗牛充栋，几乎每个文学社群都有编选社稿活动，这在后人的文集、笔记中皆有记载。就笔者所见，目前保存于世的明代社稿主要有如下几种：  有确切文献记载但未见传世的社稿主要有：   总体而言，作为文学社群集体创作成果的传世文本体现了社群组织共同的创作旨趣，在明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这一阶段代表着文坛主流文学。社稿、社刻为社群成员从事文学活动提供了交流平台，成为文学社群宣传政治理念和文学思想的喉舌。文学家在编选诗文时收入文学社群传世文本(社稿社集)作品，如曹学佺所编《石仓十二代诗选》(崇祯刻本)卷二二三至卷二三五即为社集诗选，表现出编选者对社群文学家创作的肯定，提高了社群传世文本的文学价值。文学社群传世文本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当然，时代不同，文学社群传世文本所表现出的文学特征也不尽相同。宋、元时期始有意为结社，文学社群在举行社集活动时编选社稿，如汐社曾刊刻《汐社诗集》[5]卷九。《汐社诗集》是目前见于记载的最早的社稿，惜稿本不传，我们也无从得知《汐社诗集》的创作情况。比较有影响力的为宋遗民吴渭(元初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结月泉吟社)所编《月泉吟社诗》。吴渭在给“诸处吟社”所写的征诗稿中规定，诗歌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不能受时文影响，不许染政教习气，要求“秪引田园景迹，不及它物”[6](田汝耔《刻月泉吟社诗叙》)。总体而言，《月泉吟社诗》力求突出诗题的“田园隐逸”乐趣，词多“婉微”，气多“平澹”，音多“清翕”，风格呈现“温厚和平”之态。集中既无建功立业的豪情壮语，亦无缠绵悱恻之情，诗人多用“起兴”手法表现“田园”真趣。《月泉吟社诗》此种编选方式在南宋刚刚灭亡的现状下，显然带有避祸之意，同时又表现出宋遗民诗人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消极反抗心理和故国之思。这种结社征诗、编选社稿的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万历初年南京青溪社①就仿月泉吟社“每月为集，遇景命题，乐志忘形，间事校评，期臻雅道”[6](伍崇曜跋《月泉吟社诗》)。至明崇祯间，复社领袖郑超宗“竹西续社”又仿月泉吟社征诗方式征“黄牡丹诗”编选社稿。清咸丰辛亥年(1851)南海伍崇曜就称此三者为“太平佳话”[6](伍崇曜跋《月泉吟社诗》)。 进入明代，文学家结社达到高峰，文学社群“传世文本”刊刻也逐渐多了起来，并经历了四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社稿特征，对文学所起的作用也各有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