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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王国维与胡适的离合关系 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王国维则似乎是新文学运动的静观者，但这不过是表象而已。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中，王国维革命热情之高涨，是熟悉他的人——如罗振玉、罗振常、樊炳清等所周知的。他不懈钻研枯涩的德国古典和近代哲学，广泛涉及有关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宗旨还在于由此引发——起码是参与一场思想革命，以改变国人的精神品格。当王国维从西方哲学的困境中走向中国古典的时候，其实也意味着他对于“革命”的憧憬渐行渐远了。而在消歇了数年之后，以胡适为代表的海外学子重提文学革命的话题，此在王国维而言，至多只是唤起一份记忆而已，王国维的波澜不惊其实是意料之中的。所以任访秋说：“他们相同的地方，即批评的倾向还算一致，即比较重内容而轻格律。这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新的趋向。但王先生在十年前即有此见解，竟能与十年后新文学之倡导者胡先生见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们钦佩他的识见之卓绝了。”(25)任访秋的“钦佩”在于王国维在文学观念上导夫先路。“十年前”与“十年后”，不过短短的十年时间，而在王国维，却更多的是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了。 因为学术路径的不同，有国学根底的胡适可以欣赏王国维的深湛学术，但王国维可能无论如何也难以欣赏胡适发动的新文学运动，因为那种彻底的破体观念，在王国维的观念中势难被完全接受。王国维是否直接批评过胡适的文学革命，按照笔者所掌握的文献，尚难确论。但对胡适“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26)，却是他清清楚楚对顾颉刚说过的话，只是没有进一步形成理论批评文字而已。 虽然在境界与意境的区别上，胡适确乎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总体而言，否认胡适对王国维的敬重是没有意义的。(27)胡适在1924年4月17日致信王国维云：“顷闻先生论戴东原《水经注》一文已撰成，千万乞赐与《国学季刊》登载。”(28)这“千万乞赐”的话应该是说得很重了，没有恭敬的前提，胡适的口气不可能如此。此后胡适又是推荐又是写信又是登门造访，敦请王国维就任清华学校之聘任，学术之商讨也在这种交往中时常进行着，而胡适也一直保持着“请教”的姿态。王国维去世后，胡适曾拟编个“纪念集”，虽然因故没有编成(29)，但胡适对王国维的敬意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表现出来。譬如在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三集的扉页上，胡适题有纪念最近失掉的朋友，王国维的位置仅次于李大钊，而梁启超和单不庵的名字是列在王国维之后的。胡适之于王国维，也许就生前的荐举之恩不及罗振玉，在死后的弘扬之力不及梁启超与陈寅恪，但就对王国维的认知程度而言，胡适大概也就是仅次于罗振玉、梁启超和陈寅恪三位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