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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吴地小说中心的移位 另一个算不上“根本”，但对苏州、上海地位转换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我们认为是太平天国战争。这场战争在经济上对苏州的致命打击以及给上海带来的发展，前人已有所论及，本文想强调的是它所带来的吴地内部资源流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晚明苏州与晚清上海作为吴地先后出现的两个小说中心，其形成机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新小说中心对旧小说中心的取代，后者则是旧小说中心向新小说中心的移位。 (一)苏州对上海经济崛起的助成 经济对小说发展的推动，前文所述晚明苏州即是例证，而说到上海，人们可能更多想到的是开埠带来的经济腾飞。但从当时人的记述来看，上海在开埠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在道光30年间，上海一直“商市萧条，烟户零落”[7]26。从咸丰年间开始，上海才骤然繁盛起来。究其原因，主要跟当时几场战争带来的移民潮有关。1853年上海租界人口约500人，1854年小刀会起义后上海租界人口增至2万，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杭时，避居租界的华人骤增至30万，1862年达到50万，到1865年上海华界租界总人口已多达约70万。[8]359 这些难民中，不少是苏州商人。如著名的程家钱庄，始创于苏州，太平天国战争初期，程家即派人携资10万两来沪开设延泰钱庄。战争后期，程家在苏州的钱庄、典当等全被焚毁，即将全部资金转移到上海经营钱庄。再如苏州世族洞庭席氏，席嘏卿、席正甫兄弟为避兵乱来到上海，先创办钱庄，后又进入汇丰银行做买办。19世纪70年代后的50年间，席氏家族先后有23人担任过上海13家外资银行的买办，到20世纪初上海著名银行的买办几乎均为席氏垄断。除了商人，一大批士绅富户也随之逃难，如江苏巡抚薛焕，苏州知府吴云、督办江南团练大臣庞钟璐等大官僚，以及大学士潘世恩之子潘曾玮、洋务思想家冯桂芬、大藏书家顾文彬等士绅，这些“高等难民”也将大量资金带入上海，据说当时租界的钱庄“均系避地官绅所开设”[7]116。据相关统计，仅1860—1862年短短两年内，就有以苏州为主的约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上海。而上海依靠这些资金迅速繁华，形成较高的经济区位后，又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投资。到光宣年间，苏州仍是“虽本地富商不少，而上海皆设分铺”[9]143。当然，还有大量苏州百姓逃难至沪，他们或许没有给上海投资市场贡献资金，却为上海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些资本和劳力向上海输出，造成了“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而沪上繁华，远逾昔日”[10]115的局面，无怪有学者认为，“新兴都市上海的商业性繁华，正是从‘庚申之变’开始的”[11]165-171。 与此同时，苏州却因洋布洋纱冲击造成手工纺织业解体，浏河淤塞造成贸易受阻，再加上战争的致命打击，经济一蹶不振。经济中心从苏州向上海移位，使二者的地位也发生了置换，这当是上海成为小说中心的前提。因为上海能够为文学发展提供更好的经济基础——安心创作的环境、保障生活的稿费、先进的印刷设备、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推动了智力资源、出版资源等向上海的集聚。 (二)苏州对上海文化氛围的改变 藏书是重要的文化资本，它“不仅关系到文化的保存和传播，也关系到文学创作的兴衰”[12]146。与晚明苏州小说兴盛相应的，是此期涌现出众多著名的藏书楼，如赵琦美脉望馆，钱谦益绛云楼、钱曾也是园、毛晋汲古阁等。不幸的是，太平军对古籍的烧毁政策使“吴中二三百年藏书之精华，扫地尽矣”[13]256。然而，这在客观上也提供了文化重组的可能性。因为“在明末清初，所有宋元旧本书籍差不多都归了钱谦益毛子晋二家，由二家散至季振宜，复归于黄荛圃，再归于汪阆源，总是没有越出吴‘门’”[14]180-181，而战乱中散失的藏书部分流入上海等周边地区，打破了苏州文化独尊的局面。比如，晚清上海藏书家郁松年“尽收艺芸书舍、水月亭、小读书堆、五砚楼诸家旧藏，……于是全国精华尽聚于沪渎”[15]398，对历代大藏书家鲜出的上海可谓贡献颇大，而这“诸家旧藏”均为苏州藏书楼藏书。从这方面来说，上海成为晚清文化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实得益于苏州文化资源的涵养。 此外，以苏州为代表的吴地移民也推动了上海文化氛围的改变。我们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相关数据[16]统计，1885—1910年间，上海租界外地籍贯的人口比重均在80％以上。其中，江苏移民占到总数的43％左右，居于首位，浙江移民平均占37％，而剩下十七个省的总和才占到20％。因此，说上海受周边吴地影响最大，概不为过。以书画风气的流行为例，葛元煦《沪游杂记》提及吴地书画名家有22名，占总数34人的65％。杨逸《海上墨林》列出咸丰后的寓沪书画家283人，出于吴地的有170人，占总数的60％以上。书画名家在上海的聚集拉动了当地的文化市场，尽管“贾于沪者，大抵皆无目者流耳，即欲攀附风雅，不惜重金购求书画，亦徒震于其名，非有真赏也”[10]73，但无论攀附风雅也好，实有真赏也好，上海的文化氛围的确因此浓厚起来。 除了提高上海的文化品位外，苏州移民还通过对文化市场的投入直接带动上海的文化风气。如前文提到的苏州席氏家族，且不提大名鼎鼎的席氏扫叶山房，就说出版界的著名人物席子佩，他曾做过申报馆的买办，而其所积累的资金大半投入到文化出版事业中，如斥重资校刊廿四史等书，重价收购图书集成局、点石斋、申昌书室等，改组为集成图书公司，专营印刷出版，还重资买下《申报》的产权，可见对文化事业的热心。这些流入文化市场的资金，活跃了文化市场，为文学创作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大量移民进入上海，对苏州来说，在经济上是资金财产的流失，在文化上是智力资源的流失，在文学上是创作主体的流失，这都动摇了它作为文学中心的地位。难怪苏州学者顾颉刚不无沉痛地说：“从前以文化中心傲人的，现在只保存些残骸零骨，生路是断绝了!”[17]232而对于上海来说，这些高素质的移民则对繁荣文化市场和文学创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其他地方也可能有大量移民出现，却因为没有苏州这样文化水平很高的移民输出地而稍逊一筹。例如，天津与上海同为通商口岸，也产生了《国闻报》这样影响深远的报纸，它1897年刊登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比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早提升小说地位，被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18]2。但小说理论先行的天津为什么没有成为后来的小说中心呢?原因之一恐怕就与移民的文化素质有关。天津的本地人口占总人口的40％，与移民人数相当，故未形成上海那样移民主宰社会文化的局面；而移民中，河北移民占总数的79％，山东占14％，合计达93％[19]20，其文化素质总体来说要比吴地移民略差一等。从这点来看，天津没有上海那样高素质的创作者和读者作支撑，自然只能把小说中心拱手相让了。 (三)苏州对上海人才资源的输出 人才资源是繁荣文学的核心力量。苏州小说不像建阳小说依赖旧本，而是有大批优秀人才提供了原创性动力和成果。据沈登苗对明清人才(指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的统计，明代苏州人才有27名，清代有51名，均居首位[20]59-66；而在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明清苏州著名文学家分别为196、178人，也居首位：可见苏州的人才优势。而现在，这些人才资源却逐渐转移到上海来。我们据《上海出版志》《上海侨务志》《上海新闻志》等统计，晚清游寓沪上的有名吴地文人有49人，其中来自苏州地区的就有16人，占总数的1/3。 上海开埠初期到沪较著名的吴地文人有王韬、沈毓桂、李善兰、张福僖等人，其中苏州人王韬和沈毓桂又是最早。前者1849年即应传教士麦都思之邀到墨海书馆译书，次年后者亦入书馆。李善兰、张福僖等也相继来沪，为传教士译书。这批“秉笔华士”没有在封建社会取得显著功名，却为上海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容小觑的贡献。 太平天国时期恐怕是文人到沪最集中的一个时期。王韬在《瀛壖杂志》里提及26名到沪的吴地文人中，有11人是避乱而来；董康《董康东游日记》里则提及避乱沪上者29家，其中半数以上来自苏州。其中有冯桂芬这样的新型知识分子，但多数还是传统文人，像叶廷琯、贝青乔等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他们与上海文人的唱和交流，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了吴中传统向上海的传播。 戊戌变法前后，陆续又有一批吴地文人聚集上海。不少人还有较高功名，狄葆贤、陈范皆举人，汪康年、董康、张元济皆进士。他们聚集沪上，大多怀着爱国救国的目的；变法失败后，不少吴地文人又加入革命思想的传播队伍中，苏州人表现尤为突出，如陈去病、金松岑、柳亚子等。可以说，上海能成为新思想的基地，这群吴地文人功不可没。 科举废除前后，到沪文人形成一个小高潮。吴地是明清时期科举最发达的地方，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状元之乡”的文人只能另谋生路。曾朴、徐念慈、黄摩西、包天笑……这些苏州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上海，又不约而同地进入报馆书局。曾朴创办了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小说林》，写有《孽海花》；徐念慈任《小说林》编辑，并以发表小说理论文章和编撰科幻小说闻名；黄摩西任《小说林》主编，并编著中国人自编最早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包天笑任《时报》编辑，并成为通俗文学的领军人物。对这些寓沪文人来说，文化工作是他们感兴趣也是擅长的；对上海来说，他们则贡献了巨大的文化资源，推动了上海报刊事业的蒸蒸日上与文学创作的欣欣向荣。 值得注意的是，地缘因素的作用更加速了苏州等地文人向上海的聚集过程。如上海开埠初期形成的墨海书馆文人群中，沈毓桂是由王韬介绍进入墨海书馆的，张福僖则是经李善兰推荐进入的，皆因地缘之便。太平天国时期，不少避乱沪上的吴地文人都是王韬的朋友，何梅坞当时欲迁往江湾镇或金山，就被王韬力阻，而建议“暂借洋泾浜为延喘地”[21]170。杨醒逋亦是在王建议下从最初不愿离乡到最终“挈眷避居洋泾”[10]82。再到后来，李伯元将欧阳钜元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虽因欣赏其才华，但不能不说地缘上的亲切感也是拉近两人关系的重要原因。清末民初，苏州人包天笑成为通俗文坛领袖后，大力提携的后进，也主要是苏州人。可以说，先到上海的苏州文人又带动起更多的人集聚沪上，这种“滚雪球”效应更加速了苏州人才资源的流失与上海新兴文化、文学的建设，推动了文化中心从苏州向上海的移位。 (四)苏州对上海出版优势的转移 首先，从出版技术来看，在小说主要依靠木刻的晚明，苏州的精湛木刻技术，在出版上颇有优势。而在晚清，苏州的印刷出版则相当滞后。近代著名报人包天笑准备创办《励学译编》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苏州没有铅字的印刷所，除非编好了拿到上海去排印”[22]166。这时候是1901年，距离上海第一所铅字印刷所墨海书馆的建立，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此时连杭州都已经有了印刷所，苏州却没有。更令人困惑的是，苏州虽然没有上海那样的优良条件，但当时获取印刷设备并不困难。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申报馆已宣称“凡欲取用新法，皆可代为购办其机器、铅字、大锤等物”[23]。这个告示从六百零三号到九百九十八号几乎期期登载。后来商务印书馆也不止一次登载过出售印书机器和活字铜模的广告。 最大的可能性是，像苏州这样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地方，她更亲近“古”而远离“新”。比如，苏州并不是没有人买石印书，如被缩印成石印本的《大题文府》《小题文府》等书由于便于夹带入场，在科考发达的苏州就“销场奇好”[22]162。然而除此，苏州人还是更偏好木刻的线装书。无锡浦鉴庭开办的文瑞楼于1880年在上海设书馆石印书籍，而在苏州设的分号却用木刻。直到1897年前后仍如此——“他们都是旧书，木版线装，满架是经史子集，新书不大欢迎”[22]162。文瑞楼因地制宜的经营策略，正可反映出苏州出版的兴趣取向。扫叶山房也类似，迁沪后自光绪到民初出版的石印书籍多达419种，但在苏州却是“连石印书也不问讯”[22]162。包天笑在苏州创办的《励学译编》也是木刻的，应该说与当时整个出版潮流并不合拍，但最初每期销量也能有七八百份，可见木刻在苏州的确占有很大市场。然而，尽管苏州的木刻技术仍是全国一流，但就整个时代风潮来看，她已经没法再扮演出版中心的角色了。 其次，从出版机构来看，1896年至1911年翻译出版日文西书的机构约95家[24]651-655，其中上海就有57家，苏州却仅有1家。而苏州不少老牌书坊迁移到上海，更拉大了两地出版实力的差距。如绿荫堂，光绪八年(1882)迁入上海北市宝善街东口；抱芳阁书庄，光绪八年(1883)迁入上海棋盘街；扫叶山房，同治元年(1862)迁入上海彩衣街……这些老牌书坊拥有众多的读者，它们的迁移把本地精英文化机构集中到上海，促进了上海出版市场的繁荣。对本地来说，却造成了文化资本的抽走与出版市场的萎缩。 再次，出版人才的流失也改变了苏州与上海的出版环境。上海的报馆书局中不少是来自苏州的文人，他们一般文化修养深厚，文化素质较高，往往既做编辑又当作者，既懂印刷又通发行。以王韬为例，就曾担任传教士所办《六合丛谈》的编辑，又任《华字日报》主笔，还创设中华印务书局、创办《循环日报》等。有的甚至在到上海以前就已经有了办报经历，如黄摩西1900年就在苏州创办了第一张报纸《独立报》，包天笑1901年已创力《励学译编》和《苏州白话报》等。这些编辑出版人员形成了一个报人群体，使上海的出版事业风起云涌。晚清刊载小说的报刊至少有205种，其中约有45％出版发行于上海；而出版小说名列前12名的书局、书社，竟无一例外地全部在上海。[25]3-6因此，随着上海出版中心的建立，小说中心的地位也牢不可破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