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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华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女作家谌容通常被认为“大器晚成”，因“关注知识分子”生活遭际的《人到中年》名满天下时，她已经44岁。事实上，谌容的创作起步很早，她的处女作是长篇小说《万年青》，发表于“文革”时期的1975年，而作品的最初构思和名字缘由都来自于作者1963年到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大队深入生活的经历，后因“文革”的爆发使得创作中断，直到政治气候稍微宽松的“文革”后期，得以创作完成并发表。梳理《万年青》的创作路径，可以更好地还原“文革”文学的复杂性及与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我们认识到“文革”文学并非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也并非只有“初澜”、“梁效”、《朝霞》的组织和生成，还有许多作家，包括谌容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业余作家一直在为实现文学理想而默默地努力，其中既有对文学本质的追求，又不免受到时代文艺主潮的约束。然而，他们的努力通常伴随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否定而被归置于当代文学史最寂静的角落。这种人为地疏离并非客观的文学研究方法，以至于有批评家指出，“当代文学史的叙述是残缺不全的，突出的问题是‘文革文学’的被搁置。”①如果我们拉开距离，抱着“同情的”、“理解的”②眼光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也许会有更多有价值的发现。 一、深入生活的尝试 新中国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就确定了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要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就要求作家、艺术家“一定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③。周恩来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也着重强调“从新区来的朋友”“更应该首先去熟悉工农兵”，茅盾和周扬的报告则“分别从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个方面总结了历史经验，殊途同归，都论证了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大众结合，贯彻执行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新文艺方向的核心。”④1949年以后，组织作家、戏曲工作者等文化人深入生活的活动持续不断。如1950年底，李健吾去山东参观老解放区，回沪写作《山东好》；1952年底，师陀响应号召赴山东吕鸿斌农业社深入生活，创作出《前进曲》。农民作家柳青也在1952年“以很高的自觉性，毅然放弃优厚的生活条件，带着全家来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安家，建立长期固定的生活基地，开始了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新的里程”⑤，用14年的时间创作展现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创业史》……“山药蛋派”作家更是多年来就一直悉心竭力地建立和发展着自己的“生活根据地”，他们还明确地提出了“长期‘共事’，以‘久’臻‘熟’”的文学主张。赵树理的《谈“久”》，马烽的《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孙谦的《投身到农村的伟大变革中去》，都是这方面的鲜明主张⑥。 可以说，“深入生活”作为“1940至70年代间文化界大力倡导的一种口号。它既可视为当代文艺批评中的一个热门概念，也可视为其时一种普遍的文化运动、文化现象。所谓‘深入’往往以地理空间上的流转作为前提，以思想立场的改造作为核心；而‘生活’则被限定为工农兵的生活，与种种社会政治运动相关的活动。”⑦谌容踏上文学之路难免不受到这一潮流的裹挟，出生于1936年的她，父亲曾在国民党的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任过庭长、院长等职。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1957年，谌容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因患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经常晕倒，于1962年被机关精简。她后来讲到：“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页。在绝望中，我走上了文学之路。”建国后的17年中，对自我的否定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经历。选择文学创作作为重返主流社会的途径，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谌容来说，除了改造自我、“深入工农兵”学习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谌容1963年秋来到汾阳县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体验生活，不论从先进性还是文学性方面来衡量，的确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建国初期的山西作家群，在文学界极负盛名，而有着西戎和马烽的汾阳县，更是不遗余力地将贾家庄大队推向全国。出生于山西蒲县的西戎在1953初夏就早早回到了汾阳县深入生活，并兼任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蹲点搞合作化扩社试点工作。在此期间，他写出了一系列成功的短篇小说，包括：《纠纷》、《一个年轻人》、《麦收》、《宋老大进城》、《盖马棚》、《行医事件》等等。1962年，西戎发表了短篇小说《赖大嫂》。中国作协于当年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对这篇小说作了充分肯定，作为“写中间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广。同样返乡深入生活，担任汾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的马烽，写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优秀的作品，在《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6日的《春到人间花自开——说说汾阳万年青公社成立以前的情况》做了这样的宣传：“山西汾阳万年青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8月26日敲锣打鼓正式宣布成立的……办公社好处在哪里呢?让数字回答吧：1959年，万年青公社粮食比1958年增产了26.2％；社员平均收入比1958年增加了50％”⑧。而马烽1959年以贾家庄为背景写出的剧本、经导演孙谦拍摄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影片风靡华夏，又于1963年拍摄续集，影片塑造了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李克明、小翠、二狗、小亮等一批优秀年轻人形象，他们个个生龙活虎，天不怕地不怕，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带头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引水、发电的“大跃进”壮举更成为一代青年的偶像，很多地方都成立了高占武突击队、孔淑珍小组。影片的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人说山西好风光》唱响大江南北，点燃了一代青年积极投身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激情。 提及这段生活时，谌容写到：“我生活在善良的农民中间。每天扛起锄头，同我的房东一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工作之暇，我给农民画画，也给农民当教员，教他们学文化，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使我精神非常愉快，得到极大的宽慰。我在城里几乎被人遗弃，在农村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深入生活’为了写小说什么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但是，我的这些农民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却铭刻在我心里，后来又一一再现在我的小说里。”⑨1963年冬天因“四清”运动的开展提前返回北京后，谌容相继创作了三个剧本：《万年青》、《今儿个选队长》、《焦裕禄在兰考》，前两个未被采用，《焦裕禄在兰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中并进行排练，因“文革”爆发而中止。“文革”初期，文艺创作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控制。直至“9·13事件”之后，随着领导层的变动，国家对文艺政策有了相应的调整。一方面，文艺书刊的出版得到有限度的恢复；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公开创作继续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仍旧在《纪要》所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谌容于1972年重新拿起创作之笔，以一个村的贫下中农反对包产到户为主线，把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和情节编织在一起，铺陈为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 由此来看，《万年青》的主要资源是来自于1963年从秋到冬来到万年青人民公社贾家庄大队体验生活的经历。且不说作品的名字采用的是实地实名，它的主要情节“包产到户”风潮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因为建国后包产到户曾有过几次尝试，第一次产生于农业合作化中，但在以“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为实质的农村“大辩论”中被扼杀；第二次包产到户在纠正人民公社化中的“五风”时冒了出来，但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即遭封杀；第三次包产到户产生于三年困难时期，被作为“单干风”遭批判，成为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重要导火索之一。⑩其中以第三次的风波最大，事实上，在1962年，刚刚经历“大跃进”的狂飙突进和三年大饥荒，全国非自然减员人口高达四千万。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农民自发地开始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变革：包产到户。”据不完全统计，到1961年3月，“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11)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注意，开始下派工作人员到各地做调查研究，发现“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他们搜集到的苏北民谣最能反映农民这一心声：“入社好，入社好，家无粮，外无草。十二条，六十条，不如包产到户一条”。安徽太湖县委宣传部干部钱让能还甘冒风险，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1962年6月下旬，邓小平就华东局汇报“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时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12)时年7月11日，邓子恢到中共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报告时强调：“不能把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超产奖励这是允许的。”(13)刘少奇也说：“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14) 应该说，到1962年夏，“从上至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下至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把包产到户当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生产队内部平均主义的良方，但是包产到户能不能公开合法，还有一个必经的关口，就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15)然而，毛泽东本人对包产到户非常反感。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如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走“连赫鲁晓夫都不敢走的回头路”(16)，这是对公有制的动摇，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这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是敌我矛盾的反映。于是，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组织批判了“单干风”，紧接着的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了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强调“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从现在起，要年年讲，月月讲。”至此，包产到户问题长期成为禁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万年青》小说的主题是反对“包产到户”，因和历史客观需求及现行经济政策相违背而备受诟病，谌容曾为此辩解，“有的同志说，这是作者脱离生活，紧跟政治的结果。我很难同意这种说法。”“生活中确实反对过包产到户。不仅中央反对，各级党委反对，广大农民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并且许多人是诚心诚意地反对。一九六二年反对，以后一直反对，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在反对”(17)，坚持认为自己是依据客观真实来书写。关于此问题，浩然也曾讲：“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18)然而，同样的话题，在不同记述者笔下，却有着别样的说法，据《王蒙自传》记述：“那个时候任何平民都知道只要包产到户就能解决粮食问题，可包产到户是大忌大禁，说包产到户无异谋反。”(19)当然，《王蒙自传》的出版时间为2006年，此时的环境足以将那段历史自由言说，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和历史之间的复杂性。 此外，作品中有很多对于农村生活的描写，对于人物的塑造，颇具神采，其中对农村俚语的大量收集和使用，如“心里的计谋跟卖瓦盆似的，一套两套连三套”、“牛蹄子两半，有愿包的，有不愿包的”、“磨蹭的买卖，及时的庄稼”、“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癣，庄稼人治地不治碱”等等，确实可见作者是下了功夫搜集的。作品中“一大婶”、“四大爷”等农民形象的塑造，也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四大爷把队上的事看成他家的事一样，事事出主意，想办法。哪块地种玉米，哪块地种高粱，他都有谱。芝麻种在哪儿，绿豆点在哪儿，他都能讲出个道道。开个豆腐坊，换豆腐不用出村，豆饼喂猪最好，是他的建议。路边点上蓖麻，不费工，转眼就支援了国家。换回了现钱，也是他的主意。”年年被评为“爱社如家的好社员”。 “我们家五个大劳力，干一年白汪汪，干一年白汪汪，白赔在队里了。黄书记，您要是一时半会儿不走，蹲这儿搞包产到户，别说十几亩地，我敢包它二十亩。” 将一个农村老农，既追求进步，又狡黠自私的性格展现无余，在一定程度上较为符合人物性格真实，而非简单的阶级论调。而对于包产到户的复杂性描写，在文中也有不同的展现。 刘海(党员、队长、贫农)：“包产到户”能增产，能挣钱，国家、个人都有利。 四大妈(下中农)：单干、集体，有粮食就成。 邓晋发(中农)：小青年没经见过……让他问问上岁数的人去，谁不说自个种地好? 张小七(贫农)：“包产到户”别的不说，自由，那是真的。想干就干点，想歇就歇会儿。省得大伙挤一块堆，你瞧我不顺眼，我瞧你别扭，整天咸啦淡的。 这种贫下中农关于“包产到户”不同声音的呈现，映衬出《万年青》并非“文革”作品较为普遍的“惟阶级论”写作方法，如文革开始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教科书”《虹南作战史》中，每个人的政治表现是由其阶级身份决定的。也可以看出小说的素材来源主要是作家60年代的“深入生活”经历，然而它的生成毕竟是“文革”时期的1975年。文本如何以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面貌出现，这其中融入哪些元素呢? 二、样板资源的借用 谈及“文革”文学，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就最早给出这样的论断：“‘文化大革命’十年可以说没有文学思潮，只有打着文学旗号的反动的政治喧嚣。”的确，“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这场“革命”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五一六通知》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大会上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从1966年7月开始，全国的文学刊物相继停刊，大多数作家、艺术家作为“横扫牛鬼蛇神”的组成部分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政治文化代替了所有的文化，革命样板戏成为代表性的‘崭新’的文艺形态，也是‘文革’时期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形态”(20)。由《纪要》引发的“根本任务论”、“三突出”等成为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 即便政策稍微宽松的“文革”后期，文学作品也必须遵循“文革”激进派所确立的创作原则和方法(21)。王尧在论及“文革”文学时，提出了“无作者文本”的概念，认为“七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作家重新获得了写作的机会，但是，知识分子话语、个人话语并没有获得合法性。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的重新写作，并不是由他们的‘知识分子性’所决定的，而是他们在‘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中被赋予了‘阶级性’”(22)，因此，“所有的话语，都是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转述”(23)。这种看法虽失偏颇，却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文革’激进思潮的特征之一，是竭力削弱文学创作、活动与政治行动之间的界限。”(24)文本的生产、传播、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按照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指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人帮”就把所谓写走资派作为“一项重大的战斗任务”向文艺工作者提出来，他们召集会议，组织文章，炮制样板。“一刹时闹得几乎每个作者都要写走资派，每个作品都要有走资派，每种文艺形式都要表现走资派。没有写走资派的作品要暂停，可以贴上走资派的作品要快改。”(25) 据韦君宜在《思痛录》讲：“1973年，我离开了干校，回原单位……那些先回来的被结合的‘革命派’就告诉我，今后一切必须依靠党——先依靠党委选定主题和题材，再依靠党委选定作者，然后当编辑的去和作者研究提纲；作者写出来，再和他们反复研究修改，最后由党委拍板……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生平从未写过任何作品的人……而我这时的任务，就是把着他们的手，编出领导所需要的书来。我记得我第一条需要编进去的内容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一位中学教师胡尹强，写的中学生活，主题是按照当时的教育思想，反对死读书，要动手做，内容还真实活泼，符合生活的。我又是在半中间接手这本书。书中的老校长，可以看得出是一个热爱教育、一心教好学生的人。但是到了我接手时，已经被改成了一个‘走资派’。”(26) 《万年青》于1972年动笔书写，1975年9月得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间共经历了两次修改。第一次是1973年创作完成后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级领导，包括王致远同志、韦君宜同志、屠岸同志都看了，一致同意把这部小说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我很快把稿子改完，给出版社交了去。”后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出版社的造反派们取消了该书出版计划。在“致命的打击”下，给江青写信申诉并得到准予出版的批复。“当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洽谈进一步修改《万年青》时，我格外谨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当，又被‘造反派’节外生枝，再次发起攻势。更怕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出尔反尔，撕毁前言。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小说北组的同志，也为我这一状告准了感到高兴。他们也是谨慎小心的，不敢因为重新获得编书的权利而稍露喜色。我们彼此合作，只求平平安安地出书。”(27) 谌容并没有提及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但是将其和韦君宜的话语结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文革”出版物而言，政治上的正确是惟一的正确，正如那句口号：“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所以，《万年青》的编排严格遵守阶级斗争需要。在处理农村题材时，谌容仅仅凭借短时间内深入生活的经历，显然无法像《创业史》、《金光大道》、《春潮急》的作者柳青、浩然、克非那样熟悉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复杂局势，于是采取横刀直入的写作方法。比如小说的编排，从“包产到户”作为一项“上头的精神”于1962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来到万年青人民公社，遭到以江春旺为代表的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最终在9月底毛泽东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将其定性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将这股“妖风”刹住，故事取得圆满结局。 福柯曾有这样的论点，“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小说写作的年代，刘少奇已经成为“头号走资派”被打倒，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也早就被剔除，因此，在《万年青》中，当县委副书记黄光一再解释连着闹了几年灾，国家、社员都很困难，却迎来这样的回答： 我们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 咱们听毛主席的。什么邪的、歪的，谁说也不能依他。 毛泽东对于反对包产到户，提出自己的理解：“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得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28)关于其对包产到户前景的想象，在作品中就借用一个包产到户的样板村“焦庄”得以呈现和阐释： 一个光秃秃的村庄，周围几乎没有树木。上了村里的小道，坐车的怕颠，都下来了。 包产到户，要人命它不管，闹得穷的穷，富的富。 村里盖新房的有三户，正准备盖的有五户。 能卖的都拿出去卖了。鸡，一个也不剩；猪，才他爹也推集上去了……下回再卖，就剩下卖地了。 当然，作为一部长达34万字的长篇小说，仅仅写了十几天的故事，使得作者铺陈起来显得并不那么得心应手。因此，在每个人物出场时，作者都要介绍他的成长史，如春旺在旧社会的阶级仇、民族恨；四大爷关启则从“老关家几辈子说起”，从前几辈子“家景说不上富，也说不上穷”，到“关启的爹”这一辈人丁不旺、反复找来算命瞎子看风水，瞎折腾，再到关启“除了种地，学瓦匠，学木匠”、“又买骡子又置地”，生仨小子，娶儿媳妇，闹家庭纠纷，反复渲染；下台干部“老阴天”的出场也是从他在解放前的反革命历史说起；同花的身世则从八岁被卖进戏园子写起；甚至连年届70岁雨田大爷的苦难历史，也从他5岁给地主家盖房、牵小毛驴给人驮脚，来养活一大家子人写起……这些不厌其烦的赘述显然还不够充实如此一部宏大的长篇，于是作者在作品中安排群众排了一场新戏《翻身记》。《万年青》统共61章，其中关于《翻身记》的排练到演出涉及到从13章到41章，占了一半的篇幅，成为反对包产到户的另外一个游离或曰并置的线索。 《翻身记》的缘由是万年青的村民自古爱看戏、演戏。但当时上演的剧目《海瑞罢官》、《李慧娘》都不合贫下中农的胃口，于是在“主要英雄人物”春旺的组织下群众自发排演出一部新戏。当然，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海瑞罢官》的名气爆得是来自于姚文元的那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把对此剧的批判演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才得以成为名扬四海、全球皆知的著名剧目。而其作为京剧的《海瑞罢官》在1961年2月公演以后，“从戏剧创作和演出效果上来看，此剧在当时并未受到戏迷的热烈喝彩，更未引起轰动效应”。(29)虽然知识界广泛好评，但毛泽东本人也称赞这个戏写得好，并说“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只是由于自称是“毛主席的文艺哨兵”的江青提出异议，使得《海瑞罢官》在北京公演了不到十场，就被禁演了。因此，此剧传播到山西省汾阳县的可能性不大，而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作班子批判《海瑞罢官》，是1965年以后的事情了，文中也是用预设的视角进行评判。 《万年青》中排演的新戏《翻身记》，共分为5幕，包括《披麻诉苦》、《失女挂灯》、《分地哭坟》、《入社翻身》、《不能倒退》，通过贫下中农的血泪史，印证“倒退单干是死路，集体经济无限好”，延续的是《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中国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正如作品中江春旺所说的：“演戏可不是个小事。一唱一跳，不是为了好玩，解闷，这里边有政治。什么阶级看什么戏，什么戏为什么阶级服务。就说《白毛女》吧，贫下中农都爱看，地主富农准不爱看。” 更有评论家指出，“《万年青》是以一种模仿《艳阳天》的格式展开的，人物设置都有雷同的成分：一个萧长春式的万年青大队支部书记江春旺，带领贫下中农‘自觉’抵制来自于上层的推广‘包产到户’的风潮，其中，反革命的代表是一个马之悦式的历史有问题的绰号为老阴天的人物，人物谱中还少不了一个老农代表、养牲口的雨田大爷(简直就是《艳阳天》中的马老四)，以及那个‘但凡有芝麻大点便宜，他都要想方设法抠到手’的‘抠三县’(没有《艳阳天》中的‘弯弯绕’生动)。”(30)当然，“文革”爆发至1972年之前，八个样板戏和《艳阳天》成为惟一合法的文艺存在，在随时可能越轨的年代，谌容可以借用的文学资源并不多，而建国后铺天盖地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为这种创作现象寻找到深层次的心理动因。 谌容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在“深入工农兵”中选择农民，是因为自己熟悉农村，指的是抗战时期作者曾随家人到乡下躲避战祸，这种说法多少有些牵强和美好。因为对于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者来说，深入工农兵不仅仅是要求熟悉生活，更是要求知识分子作家“克服和超越既有阶级的意识形态，捕捉革命意识的可能性。创作者不仅视‘深入生活’为体验生活、搜集材料的文学问题，更把它作为思想改造的过程看待。知识分子经由‘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其实践行为被纳入到有组织的学习讨论和教育示范中。”(31) 毛泽东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告诫“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32)建国后，“在那些动员、学习、讨论和表态的背后，是从组织处理到群众批判和下放劳动这些惩罚性的措施，而对于那些仍然坚持独立思考的人，则有专政机器来伺候。所以思想改造的实质是一种驯化，把个人变成党的驯服工具，即所谓‘听话’。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党要求个人向党‘交心’。……思想改造越来越变成形式主义和走过场。这时人仅仅在表面上被‘驯化’，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33)按照佛克玛、蚁布思的说法：“一种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是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34)。而谌容借用文学作为证明自我的方式，这种“极为个人的、特殊的写作动机，使得文学之于她，不可能仅仅是抒情写意、理想表述的手段，而是唯一的得救——加入、重返主流社会的途径。”(35) 三、自我的压抑性审视 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万年青》对十七年历史材料的借用，对于“文革”意识形态的自觉规约，二者结合生成了符合文革需要的文学形态。阿尔都塞在提及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中，有着这样的观点：“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出来的生存状况的关系。”(36)以此为据，我们引入另一个问题，有批评家指出，“在由‘新时期’回过头来重读一些作家在‘文革’期间的创作时，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在‘文革’与‘新时期’的创作判若两人，他们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并且给予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作家与主流话语的生产、作家的思想矛盾及其转换、体制外写作与私人话语空间、民间社会的分层等一些关键问题，构成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过渡状态’，我把这个‘过渡状态’看成是‘新时期文学’的‘源头’。”(37)此问题的提出较有深度，但回答却稍显宏泛。本节以谌容的具体创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个案来作为打开此问题的小小窗口。 关于女作家谌容的研究，大都聚焦在其发表于1980年的《人到中年》。1984年出版的《谌容研究专集》共445页，其中144页至382页是专门谈论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及电影《人到中年》的文章，包括《留给读者的思考》(朱寨)、《我热爱这颗星》(梅朵)、《〈人到中年〉的思想和艺术》(孙逊)、《深切动人的奋斗者之歌——影片〈人到中年〉观后》(刘再复)等等，暂且不说其他篇目中也是多有涉及。此后的研究文章，关于《人到中年》的论文迭出不穷，关于谌容的其他创作几乎无人提及。当然，《人到中年》和“蒋筑英事件”直接助推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境遇的改善，确实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以至于谌容在提及这篇作品时，不遗余力地将自我注入其中，多次提到“陆文婷啃冷烧饼、没空给女儿扎小辫的情节”完全是自己个人生活的复制……我们完全相信谌容言说的是真实的话语，因为《万年青》1975年是在江青的直接干预下才得以发表，很快就成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大放异彩。当时的红火也给作家在新时期带来了不少麻烦，政治的冷遇、多年被停发工资的生活拮据、要“继续写下去”的信念，足以使她的生活不堪重负。所以，《人到中年》中陆文婷的苦楚想必是谌容个人生活的感同身受，“我”在其中也就不难理解。但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对于谌容的处女作《万年青》来讲，作为作者的“我”在哪里?王安忆在提及作家的处女作时，有着这样的观点，“我非常重视作家的处女作。”“它带有非常纯粹的感性，这种感性没有受到污染。”“它是心灵世界的初创阶段，它显示出创造力的自由状态。”(38)以往我们评价“文革”文学，多是毫不留情地批判其“阶级话语”、“政治属性”，而从未关注作为作家的“自我”在哪里搁置。难道真如有的评论者简单化地将其归纳为“政治的规训”、“作家个人的迎合”、以及“地下文学”所代表的真实状态吗?对于公开发表的作品来说，这种规训、迎合就那么天衣无缝、完全造成“自我的缺席”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会发现，《万年青》中的“黄光”这一人物的设置其实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存在。 可以读出，作者在作品中对于黄光的塑造，有着较多的同情和理解。关于来到万年青蹲点选择住处时，黄光说：“住这样苦大仇深的贫农家里，好。是不是请你先去跟他们家商量一下。”大牛笑起来说：“不用!那家子人，村里人都知道，对上头来的干部，没的说，自家不烧炕也得尽干部烧。”黄光还是坚持说：“你还是先去说一声好，不要勉强人家嘛!”了解到村子里要整治荒草滩，黄光表态：“你们有这种积极性，那是好的，可要看什么时候。目前是困难时期，要爱惜民力。加班加点干重活，那就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作者给予同情和理解的人物，在作品中是作为反面来塑造的。他是知识分子出身，不会劳动，脱离群众；从选择的路线上，他极力推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习惯讲困难，要求“不但要退，而且要退够”，完全符合刘少奇1962年“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的讲话精神；从行为方式上，他善于搞阴谋，“套了别人(关启)心窝子里话拿到大会上抖露”，更善于隐藏，在得悉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讲话后，迅速转变立场去迎合。这些描述都积极印证了在“文革”时期打倒刘少奇时，为其设定的“叛徒”、“内奸”、“工贼”、“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形象，完全符合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39)的需要。但是，正是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中提到“人到中年万事休”这一句个人化的感叹，作者后来敷衍成一篇震动文坛、最为成功的名篇，不得不使我们给予更多地关注。 “创作和欣赏不仅是自我的表现，同时也是自我的超越；不仅是对个人的积极肯定(本质力量的外化)，同时也是对个人的积极否定(旧的心理图式的打破)；不仅是主体(自我)的对象化，同时也是客体(对象)的主体化。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因依，互为条件，表现为一个持续的心理建构(外化和内化同时进行)的过程。”(40)了解到黄光在文本塑造时的分裂性，就会发现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因此无法像文中“路线正确的干部”李文甫样样农活精通；他习惯着眼于现实生活需要，却没有对未来蓝图畅想的激情；他讲礼貌，却拘谨，不能和群众融在一起……这种话语的不对称使得他在作品中更像一个外来者，一个打破当时文学“成规”所需要的人物，因此成为反面人物成为文学的必然。当然，这种外来者的难以融入其实也代表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和完全融入“工农兵”的艰难。尝试用后置的视角来重新解读，也许会发现黄光其实是作家个人的自我投射，只不过这种投射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成为被压抑和贬低的存在。当然，这种自我的压抑性审视在新时期因文学环境的变化，接受“人的回归”、知识分子作为文学主体的回归而有了文学表现的可能。因此，《人到中年》作为新时期最早表现知识分子的作品，能将知识分子的心灵刻画如此细腻也就不难理解了。 马尔库塞告诉我们，“当艺术品离开它本身的历史性时候，即离开它这个不可重复和不可赎还的历史性时机时，它‘原初的真实’就被歪曲了，或(被精心地)修正了：它获得了另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以肯定的或否定的方式)对应于另一种历史性情境。借助于新的工具和技法，借助于新的感受和思维形式，原初的作品现在也许就会被重新阐释，被重新配置，被‘翻译’，因而就变得更丰富、更复杂、更精巧、更有意味。”(41)我们换一种语境和方法，来重读“文革”主流小说，就会发现它们其实包含着很多的文学维度，这种无限的阐释空间也需要更多的文学史研究者进行尝试。而作为“跨界作家”之所以被评论者认为其创作“在新时期和‘文革’时期判若两人”，也许是我们忽略了其文本的复杂性。如果摆脱先入为主的“文革”文学“模式化”、“概念化”思维，打开文本，寻找其内部资源的丰富性，就不难理解“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才更有助于当代文学史的完整建构。 注释： ①王尧：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新时期文学“源头”考察之一，彼此的历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1页。 ②程光炜教授语。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0页。 ④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8页。 ⑤黄济华：柳青的创作和深入生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2-3。 ⑥艾斐：长期“共事”，以“久”臻“熟——论“山药蛋派”作家深入生活的态度和方法，当代文坛，1984-4。 ⑦(31)杜英：“深入生活”：空间转移、身份重构与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研究，2011-4。 ⑧马烽：春到人间花自开——说说汾阳万年青公社成立以前的情况，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6日。 ⑨(27)谌容：并非有趣的自述，见：谌容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27页，31—34页。 ⑩罗军生：建国后“包产到户”一波三折的坎坷命运，党史博采，2005-11。 (11)(14)鲁彤、冯来刚、黄爱文：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293-295页，304页。 (1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084-1085页。 (13)邓子恢：邓子恢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08页。 (15)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278页。 (16)张素华：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1。 (17)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195页。 (18)浩然：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276页。 (19)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216页。 (20)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9页。 (21)主要包括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三陪衬、三结合等。 (22)王尧：思想历程的转换与主流话语的生产——关于“文革文学”的一个侧面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01-4。 (23)蔡翔、王尧、费振钟：“文革”与叙事——关于“文革”研究的对话。见：何谓“文学本身”，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275页。 (2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2页。 (25)人民文学出版社批判组：打着“写走资派”的旗号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路——评“四人帮”鼓吹大写走资派的阴谋，人民文学，1976-9。 (2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162-165页。 (28)徐勇：包产到户沉浮录，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173页。 (29)田耕：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炎黄春秋，2001-5。 (30)“文革”中浩然之外的作家干了什么?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x?id=28048。 (32)解放社编，整风文献，北京：新华书店，1950：12，290页。 (33)谢泳：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08：89页 (34)佛克玛、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20页。 (35)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7页。 (36)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34页。 (37)王尧：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新时期文学“源头”考察之一。见：彼此的历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3页。 (38)王安忆：处女作——《心灵世界·小说讲稿》之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9)人民日报，1966年9月16日。 (40)[瑞士]荣格著，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25页。 (41)李小兵等译：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6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