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我初见柏杨，是在1990年12月13日台北文化界的一次聚餐会上；他最后一次亲笔给我写信，是在2005年8月26日。在这十五年间，我跟他曾在台北和北京多次晤面；每年岁末，也常用写年终信的方式互致问候。其间柏杨先生对我帮助甚多，也宽宥过我出于善意的失误。柏杨夫人、诗人张香华女士同样对我多有帮助，特别是2001年10月，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第38届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笔会，熟悉东欧诗坛并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张女士更对我多有关照。我是一个十分念旧并铭记他人滴水之恩的人，所以虽然卑之无甚高论，我仍愿意借这个场合做一个粗浅的发言。
    可能因为我曾经以鲁迅研究为职业，所以我跟柏杨的交往，竟是从谈鲁迅始，至谈鲁迅终。
    柏杨第一次跟我深谈时就涉及他跟鲁迅的比较问题。他对这次谈话十分重视，当场进行了录音，临别前特意将录音带赠我。我根据记录稿和录音带整理了《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一文，得到了他的首肯。他当时说：“有人一直质问我，你配跟鲁迅相比吗?我想，如果我崇拜的鲁迅还存在的话，他会责备这种说法。怎么不能比较呢?后人永远应该超过前人。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得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得没有价值。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他又说：“我要是说我不如鲁迅，你们会说我谦虚；我要是说我比鲁迅好，你们会说我自大。我有一个原则，我要不避讳地说：一个民族应该一代比一代强，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假如我们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客，无论怎样拼命练功，武功都超不过他的祖师爷，那这个民族是蛮悲哀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我要求和期许：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被超越的。不过，我还是要说，鲁迅是了不起的。我对鲁迅的文章和风骨是非常崇拜的。我只是不赞成把鲁迅政治化，不愿看到他占据耶稣和孔子的位置，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神化鲁迅会使他变得僵化，失去应有的作用。思想的东西是不能政治化的，这才能够活泼，有生命力，才能够发出光芒。”柏杨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又回忆起这次重要的谈话，他补充说：“我怎么敢跟鲁迅先生相比，只是吹吹大话，表示我不同凡品罢啦!中国人好膨胀，此是一次而已。”柏杨的自嘲，也反映出他垂暮之年的平和与谦逊。我感到，只有将他谈话的观点和信中的观点相联系，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他的鲁迅观。
    其实，柏杨信中所说的“相比”就是比较的意思，并不是《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至于比较之后得出的结果是“大同小异”还是“大异小同”，是形神俱似还是形似神不似，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可以在学术领域进行争鸣，但不要将这种分歧引入政治斗争的轨道。
    在我看来，柏杨跟鲁迅一样，都是“斗士型”的作家。我以为中国现当代作家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学者型，如钱钟书、季羡林；一类是绅士型，大部分自由主义作家如徐志摩、林语堂等均可归入这一类型；另一类是斗士型。鲁迅1908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就是一篇文学斗士的宣言。文中对“摩罗”诗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老子提倡的“无为”“不争”的思想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以及文艺萎靡不振的重要的原因。鲁迅解释说，印度文中的“摩罗”一词本意指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做撒旦。所谓“摩罗”诗人，就是那种立意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就是那种反对天命、反抗世俗、争取个性解放的诗人。鲁迅文化活动的始终都贯穿了这种“摩罗”精神。他跟重于磐石的黑暗势力搏斗，跟人类灵魂深处的丑陋面搏斗，跟自身的弱点、局限乃至缺点、错误搏斗。在他看来，面对压迫要斗争，对敌宽容是纵恶。他的铮铮硬骨，是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梁柱。
    柏杨跟鲁迅一样，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忧患、大动荡、大转折——柏杨称之为“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替柏杨整理回忆录的周碧瑟博士无限感慨地问他：“您的灾难，怎么没完没了?”然而，正是重重灾难帮助柏杨学会了认识中国社会，学会了认识中国人。他跟鲁迅一样，置身于风沙扑面的荒漠中，宁可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自己悄悄去抚摩伤痕，舐干凝血，也仍然直面惨淡的人生，肉搏空虚的暗夜。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一文中认为鲁迅是一位斗士。他写道：“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柏杨也把自己视为“孤独作战的游击战士”。在他看来，杂文是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能成为对抗暴政的利器。每当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他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柏杨回忆录》，第235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7月出版)柏杨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否定性——这是作为斗士型作家的重要表征。面对传统文化，他惯于以反传统角度立论，从中挖掘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势利眼主义的祖坟。面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也惯于从文学审丑的角度进行剖析，凸显出其中的病态、荒诞、畸形等负面因素。
    2005年8月，同心出版社重版了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即席发言，指出柏杨和鲁迅都是斗士型的作家。估计是柏杨夫人张香华女士将会上的音像资料带回到台北，多次动过手术的柏杨在病榻听到了与会者的发言录音，便在同年8月26日给我写信说：“参加‘中国人学术研讨会’，所加‘斗士’封号，我马上就戴起来，千万人都摘不掉。不信，试试看。我已85岁了，谁怕谁?who怕who?”这番话虽含戏谑的成分，但也的确表现出他对这一“封号”的认同和喜爱。
    柏杨跟鲁迅的另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发出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誓言。柏杨同样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他说：“我爱我的国家，象爱我的母亲。”他期望能有一天，“百年睡狮终开眼，巍然众志化长城。”(柏杨：《感奋》)即使他们的作品中有一些非学理性的表述和偏激的议论，也是出于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心态和用石头压驼背的苦心。柏杨援引过一句古语：“知耻近乎勇。”他明确表示，他抨击“酱缸”文化，批判“丑陋的中国人”，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希望同胞矍然醒悟，发奋图强。鲁迅生前关爱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学子，希望“中国全土必须沟通”。(《三闲集·看司徒乔君的画》)柏杨也明确反对“台独”，盼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据我所知，柏杨对大陆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1986年底，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赞赏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掀起了一场风波。1988年9月，他跟夫人张香华重回大陆。他的故乡辉县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请雕塑家李学为他塑了一尊高大的胸像。他当时有几分激动，有几分感伤，也有几分感激；但1991年，这尊塑像忽然被拆除了。这种情况，无疑使柏杨的家园之思受到了挫伤。1991年6月，柏杨赴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访问，有人向他询问他的塑像为什么忽建忽拆。同年7月12日，柏杨回台北后写信给我谈到这一情况，并附了一首小诗《塑像》：“它什么时候竖起／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消失／我也不知道／只是有那么多的人为它忙碌／使我站在桥头笑。”
    1993年和1998年，柏杨又两次重返大陆，目睹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化。哪怕是宾馆、医院服务态度的改善，都能使柏杨倍感宽慰和欣喜。他断言中国是会万马奔腾的；即使二十一世纪还不是中国的世纪，但二十二世纪肯定会是中国的世纪。1995年冬，我到台北新店去探望他，发现他身体日衰，头发斑白，裹着护腰，但热情如旧。他忽然跟我谈到了两岸统一问题。他说，“台独”只能带来战争，而他崇尚的是和平和自由。他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也很好，关键是要有实现这种制度框架的可靠保障。他告诉我，他的“台独”朋友很多，写了很多书，说他不是中国人啦，他不是中华民族啦，这毫无意义，因为他明明是中国人，写再多书都没有用，这是血统问题。只要大陆改革开放成功，台湾人就不会有独立的想法。他希望大陆同胞多来台湾走走，增加对台湾的好印象；台湾同胞也多到大陆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他还说，两岸同胞在一起，不要首先去触动那些极具敏感而又一时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可以先谈体育，谈艺术，甚至于谈女人。行文至此，正值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湖南长沙举行，包括民进党成员在内的两岸同胞聚集一堂，谈出版，谈教育，谈演出，谈电视，谈汉字，证明了柏杨预见的正确。就在这次谈话中，柏杨乐观地对我说：中国只有一个，中国人同文同种；统一不靠枪炮，说不定哪一天，唱着歌，摇着鲜花，两岸就实现统一了。我祈盼在不久的将来，柏杨构想的愿景能变成美好的现实。
    柏杨和鲁迅的第三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坚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1927年10月25日，鲁迅曾在上海劳动大学发表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总是要站在平民立场发表倾向于民众的意见，“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我感到，鲁迅所说的知识阶级跟1987年拉塞尔·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书中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十分吻合。如果说，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指那种面向公众发言，为公众利益而思考，就公共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那么鲁迅和柏杨无疑都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他们虽然都有文史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并不以主要精力致力于学术自身的探求，而是以大众媒体为阵地，以发表文字和言论为手段，以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为切入点，力图通过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改造和重建来求得社会根本问题的解决。鲁迅的名言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柏杨的名言是“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正是他们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标识。
    毋庸讳言，柏杨跟鲁迅之间当然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学术研究要想深入，就必须进行差异化思考：不是求同去异，而是要把差异的一切还给差异。1984年11月27日，柏杨跟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在爱荷华进行过一次“炉边漫谈”。聂华苓对柏杨说：“鲁迅的杂文是知识分子杂文，火药味很浓，而你的杂文是三教九流，表面嘻嘻哈哈开玩笑，其实眼泪往肚子里流，是什么人都可以看的杂文。”对于柏杨的小说，聂华苓的看法是“情节重于人物的刻划”。柏杨夫人张香华对此表示赞同。而鲁迅的小说则情节单纯，着意于人物性格塑造，从社会原因和性格原因两方面来叩问悲剧产生的根源。在政治倾向上，鲁迅跟柏杨的差异也无需回避。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对西方代议制政治进行过批判；他生平的最后十年，更对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进行过肯定并为之辩护。柏杨的民主观和人权观则更接近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鲁迅在战斗中采用了“壕堑战”的战术，而柏杨却“不设防”；鲁迅的幽默比较雅致，而柏杨的幽默却比较野俗。鲁迅直到逝世之前仍然强调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而柏杨晚年却趋于包容平和。他说，“让步是一种能力”；又说，“我只有瞧不起的人，还有被我认为可怜的人，但我一直学习用朋友对我的态度，同样的原谅包容这些人。”
    对于柏杨晚年的“温和的思想”和包容的性格，我有过切身的感受。我记得他说过：“要做一个自己有尊严，而且也尊重别人尊严的人；要做一个有诚信，和一个有能力包容别人的人。”这使我感到宽容不仅是一种处世智慧，而且是一种胸怀和品德。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宽容大度和睚眦必报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由于自身的不足和一时的误会而给对方造成永久的伤害，更是一种应该自责的不良行为。不过，我感到探讨柏杨的“宽恕”思想时，不仅要联系古今中外的有关经典，而且还要联系出现在柏杨身边的一些鲜活人物。
    据我所知，柏杨是一个不承认自己有师承的人，更反对宗教皈依性质的师承。他对我说：“一个人思想的形成，跟生理上的血缘一样，影响来自多方面的因素。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都没有到过美国，但他们也有美国式的民主观念。”比如柏杨把中国的封建文化称之为混沌而侵蚀力极强的“酱缸”文化，就是受到孙观汉博士的影响，原以为发明权属于孙博士，根本不知道鲁迅曾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三》、《两地书》和《花边文学》中的《偶感》中曾多次把中国比喻为“黑色染缸”。孙观汉先生倡导的“爱心”，对柏杨的影响更大——特别是孙先生将爱心应用于社会、政治和友情方面的努力。1989年8月，柏杨在台湾《文讯》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赋给我们爱心的人——孙观汉先生，我深敬爱您》，明确承认他的爱心是孙先生赋予的。这位被称为“台湾原子科学之父”的孙先生，为搭救素不相识而无辜入狱的柏杨，付出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眼泪、时间、金钱和尊严。我感到，孙先生的胸襟和见识对柏杨的影响，绝不会小于胡适。1990年10月下旬，孙先生来北京治疗腿疾，我曾负责接待，也切身感受到了他的宽容和爱心。在柏杨的友人中，当然还有不少深受胡适影响的人士，如《胡适杂忆》的作者唐德刚教授等。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胡适对柏杨的具体影响。我的意思是：在分析柏杨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时，不能忽略他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柏杨说，良师就是益友，益友就是良师。这些良师益友跟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一样，都是滋润他心田的甘霖雨露，为研究者所不能忽视。
    记得鲁迅去世之后，上海民众代表在他的棺木上敬献了一面白底黑字的“民族魂”锦旗。“魂”，就是精神。在鲁迅身上正体现了这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精神。柏杨也是以泪为盐，以血为墨，以笔代言，力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将人生的苦难化为杂文、小说、诗歌、文史论著……在他身上，也体现了民族的良知。鲁迅和柏杨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坛，给广大读者带来了人生智慧和艺术陶冶，为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性格史和文化史留下了华彩篇章。但他们的出现却是孕育于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母胎，他们作品的存在表明了他们所抨击的时弊尚未消亡。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祈望有另一种文化性格和另一种艺术风格的大师和经典出现，为伟大时代谱写新篇章，让更多的中国文学优秀成果走向世界。
    (在纪念柏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2年4月29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