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突厥语民族的英雄史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彼此关联的历史文化背景，长期彼此交融互动并且各具特色的口头传统和民间文化，使我们对于这些民族口头史诗的研究始终成为我国史诗研究中最引人入胜的课题之一。尤其对其结构与母题的研究已经成为我们亟待拓展的学术空间。本文通过对突厥语民族十多个典型史诗情节母题的分析，试图总结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结构模式和母题特征。为我国学者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关 键 词：突厥语民族 史诗 结构 母题 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情节结构类型的研究在我国是一个薄弱环节。在探讨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结构类型时，我国史诗专家郎樱[①]先生对于《玛纳斯》史诗和突厥语族民族民族英雄结构类型的总结以及蒙古族史诗专家仁钦道尔吉先生对于蒙古-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情节结构之共性的研究值得借鉴。根据他们的研究，不仅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在结构上遵循基本相同的叙事模式，蒙古英雄史诗和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在题材、情节、结构、母题、人物、表现手法和口头程式句法方面都有一定的共性，具有共同的形成与发展规律[②]。 仁钦道尔吉先生指出，蒙古-突厥语族民族的英雄史诗根据母题或母题系列不同的组合形式和其所反映的内容可以分成单篇型史诗、串联复合型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等三个基本类型。而且，这三个类型代表着英雄史诗的三个发展阶段。最初产生的单篇型史诗描述英雄人物的一次重要斗争。其基本情节框架成为一种固定的母题系列，由一些基本的核心母题组成，各个母题都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此类史诗又分为英雄的婚事斗争型和与恶魔斗争型两种。婚事斗争型史诗还可分为抢婚型史诗和考验型史诗，而与恶魔斗争型史诗则可分为勇士与多头恶魔搏斗型和与独眼巨人博斗型两种类型。单篇型史诗在口头流传过程中不断发展，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叠加其他母题、情节，逐步形成结构较复杂的串连复合型史诗。这就是英雄史诗的第二个类型。它以前后串连两个或两个以上史诗母题系列组成，情节结构要比单篇型史诗复杂，篇幅也比它要长许多。串连复合型史诗也有两种基本类型，一为婚事母题系列加征战母题系列所构成的类型，另一个则为两种不同内容的征战母题系列所构成的类型。英雄史诗发展到第三阶段时，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史诗二者的情节框架上又附会了更多的母题系列以及分支情节。这样，各种不同的情节、母题围绕单篇型或串连复合型史诗的核心内容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并列复合型史诗。[③] 笔者认为，对于《玛纳斯》那样大型或超大型史诗的结构特征而言，用“多重复合型史诗”似乎更为准确一些。因为，“串连复合型”和“并列复合型”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差别。而《玛纳斯》这类超大型史诗篇幅宏大，结构复杂，不仅囊括所有上述三种类型，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结构体系。它既有纵向的串联式的情节安排，也有横向并列铺展的情节，甚至还有一些插入式或叠加式的很多节外生枝的情节和内容。这是它真正史诗式的、缓慢的、徘徊式的情节发展进程以及其特有的演唱规律和故事内容所决定的。 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的结构模式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郎樱先生将我国北方的民族的英雄史诗同西方史诗进行比较之后指出，西方史诗大多撷取英雄人物一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或者一个著名战役，采用倒叙的方法进行描述，而我国北方民族的史诗基本上采取顺势连贯的叙事方式，既不打破自然时序，按照人物的生命节奏、事件发生的时序进行叙述。《伊利亚特》着重描述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最后十五天中所发生的事情。《奥德赛》则集中描述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英雄奥德修斯归家途中在海上的漂泊经历。两部史诗均采取倒叙的手法。我国北方民族英雄史诗基本的叙事模式为：英雄特异诞生——苦难童年——少年立功——娶妻成家——外出征战——进入地下（或死而复生）——家乡遭劫（或被篡权）——敌人被杀（或篡权者受惩处）——英雄凯旋（或牺牲）[④] 。郎樱先生比较准确地总结出了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最基本的叙事模式。她的这种叙事模式共包含9个母题（或母题系列），而且这些母题也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型” 以及“多重复合型”等所有类型的英雄史诗的大致轮廓。无独有偶，前苏联学者A.C.奥尔洛夫（A.C.Orlov）也指出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的内容由9个传统的情节母题单元所构成[⑤] 。他所总结的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9个母题分别为：1、无子的父母通过祈子仪式而促使英雄诞生；2、英雄为争夺美女而参加竞争；3、英雄为寻找被敌人抢去的姑娘而踏上征途；4、英雄在一个陌生姑娘的帮助下逃出监牢；5、英雄的骏马察觉到主人在附近便冲出篱笆；6、英雄营救胆小的哥哥；7、英雄父亲的养子阴谋陷害英雄；8、父亲的养子趁英雄外出企图篡权并霸占英雄的妻子；9、英雄假扮成乞丐出现在婚礼场合。显而易见，这9个情节母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突厥语族民族单篇型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内容，与郎樱先生所总结的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的情节母题大同小异。我们从以上两位学者的情节模式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前者所总结的结构模式更多地是基于征战型与婚姻型相结合的复合型英雄史诗的情节和内容，主要反映出英雄主人公的征战的主题，后者的结构模式则更倾向于爱情叙事诗的结构主题。这两种模式也基本反映了突厥语民族中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史诗传统的大致区别。 由于对突厥语族民族英雄史诗类型学研究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其形态结构的准确认识。但是，俄罗斯学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英国学者洛德·拉格伦，德国史诗学家海希西，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探讨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发。我们不妨借鉴拉格伦的方法对突厥语民族英雄史诗的结构模式进行一些初步分析。 拉格伦将一个最初由俄狄浦斯故事中引申出来的结构模式应用于诸如忒修斯[⑥]、摩西、亚瑟王等英雄故事的结构模式研究分析之中，取得了十分有趣的研究结果。他将传统英雄的经历划分为22个情节单元。得出传统英雄的一生都具有模式化趋势，而且他们的身世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样的结论。[⑦] 这些情节单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系列母题的组合，即一个母题群（或母题系列）。对于传统英雄的身世，人们很容易划分出更多类似的情节单元或母题系列，但是他的划分足以证明一个传统英雄生平的程式化结构模式。英雄的身世也就构成了一个模式化了的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