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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辽阔的内蒙古巴林草原，出生于平民家庭，三四岁起放羊羔和牛犊，五六岁时冬天天一亮就背着粪筐手持粪扠拾冻牛粪，七岁起赶着牛车跟村里大人们去邻近林西县卖牛粪，三九天冬夜睡在林西县东布冷（东郊村庄）一户人家的场地里。艰苦生活逼着我，在不知不觉中童年的磨难形成了我忍苦耐劳的性格。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顺利和谐的环境中度过的，得到了家庭、周围和国家的支持和协助。我的家庭尽管贫穷，但父母有志气，非常注重家庭声誉，他们常教导我说：宁可粉身碎骨，不可身败名裂。他们不拉我后腿，总是支持我升学深造。我生长的巴林部是最古老的蒙古部族，自古有勇敢而智慧的名声，12—13世纪热情支持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民族。巴林人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浩如烟海的口头文学遗产吸引着我，我陶醉于优美动听的民间传说、故事、民歌和史诗之中。1945年家乡解放，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949年建国，在党的民族政策的照耀下，我得到助学金上了学校。在小学、中学里被评为模范学生、优秀生、并担任班长和团支书，在读高二时入了党。 一个人的学术道路往往是曲折复杂的，除了个人努力，还受环境条件制约。我有幸得到了三次重要机遇。 1956年我毕业于内蒙古海拉尔一中，因成绩优秀被国家选派到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大学留学。国际知名学者策·达木丁苏伦、沙·罗布桑旺丹以及巴·索德那木、沙·嘎丹巴等授课和辅导，在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下，我初步掌握了语言文学知识、基利尔文字和俄语。蒙古国家图书馆是国际上少有的蒙古学图书馆，我利用课外时间到那里借阅古今中外的蒙古学资料，并作了笔记。我从大学二三年级开始公开发表了比较研究叙事民歌《独角鹿》和《蒙古秘史》语言的论文，最终于1960年以优异成绩得到奖给优秀毕业生的“红皮证书”，毕业于乔巴山大学。这一切都很幸运。 1960年7月留学毕业后，因中苏关系恶化，留学生集体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行了几个月相关政治学习。我毕业分配时填写了“听从国家分配”，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东方组。这是本人幸运得到的第二次好机遇。在这期间我受到了中国最著名学者们的培养和教育，当时文学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诗人和文学研究专家何其芳，东方组组长由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教授兼任，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们学风严谨、要求严格，特别关心青年人的培养。何其芳同志要求大学毕业生到所里工作，必须先进修三年。在进修期间，组织讲学，请所里著名学者讲课，青年人听课作笔记。我们新来的几个年轻人，每两周到北大东语系去听季先生的指导。季先生让我们好好学习文艺理论，文学史、中外文学名著，要看当前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尤其是要提高外语水平。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们提高了思想觉悟，初步掌握了进行文学研究工作的技能技巧，开始走向了文学研究道路。此外，当时每周都有一次政治学习，东方组和西方组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夏森同志（汝信院长夫人），她主持党内党外群众一起学习。东方组有石素珍先生（吴晓铃先生夫人）和我们几个青年人参加学习，同时，西方组的老先生们都来参加学习讨论，他们中有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如西方组组长著名诗人、学者卞之琳，还有罗大冈、李健吾、杨绛（杨季康）和罗念生等教授。他们学习讨论时，经常脱题闲聊，有学问的人斗嘴仗是很有趣的，我们青年人在一旁惊叹其渊博的学识，暗下决心跟上他们。 在进修期间，我于1962后6-8月到内蒙古巴尔虎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记录了九本民间口头文学资料，既丰富多彩又优美动听的英雄史诗吸引了我的心身，开始研究了口头文学和史诗《江格尔》，并发表了评价性文章。幸运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于1966年评上了助理研究员。 一帆风顺的日子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在熬过三年困难时期以后，紧接着连续参加了阶级斗争、“四清”、下放劳动、“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干校”。从1964年12月到1976年下半年的12年时间里，学部几乎停止了所有的学术活动，专门从事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我们没有时间看书学习，更谈不上学英语。 尽管当时国家和个人前途暗淡，本人还是相信这样的日子会过去，光明还会来到，所以在“五七干校”三年多的时间里运用各种方式借阅书籍，进行有限的研究。1972年夏季，哲学社会科学部人员离开“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但学部还继续在军管下，每天开会，搞“阶级斗争”“批林批孔”之类闹剧。笔者利用会议之外时间，整理了1962年以来的巴尔虎等地区记录的资料，在没有稿费的条件下编选交给了几个出版社。 乌云被吹散，光明来临，1976年10月捣乱全国的“四人帮”被赶下台，哲学社会科学部迎来了恢复和发展契机。本人担任了文学研究所各民族民间文学室副主任、主任，从事全国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1978年文学所刊物《文学评论》复刊，第二期上我发表了论文《略论<江格尔>里的洪古尔形象》。内蒙古《档案与社会》杂志上指出这篇论文可谓是全国民间文学研究在“文革”后的开篇之作。 不久于1979年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和第三次中国作协大会，本人参加并在作协大会上作了发言，题为《大力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这篇文章对恢复全国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曾在青海工作的徐国琼同志到北京汇报时，提到了这些文章对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起的重要作用。 接着在1978-1979年间，我编选的书《英雄希林嘎拉珠》、《蒙古族民间故事》、《谚语》和《蒙古民歌一千首》（第一卷）陆续出版，还在内部出版了汉译《蒙古英雄史诗专辑》（与祁连休等合作）。同时，在1978年7-8月间，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出差到新疆巴州去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到英雄史诗《江格尔》的部分章节和其他史诗、故事、民歌等大量的珍贵资料，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第一手资料。除田野调查外，在文学所编选和翻译口头文学作品，同时，参加了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中的蒙古、达翰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民族文学的组织和审稿工作，并撰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蒙古国文学全部条目。 除了业务工作外，为了恢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的编写工作，本人参加了一系列会议，诸如：1978年在兰州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暨教学会议，在成都举行的同样内部的会议，尤其是于1979年2月文学研究所主持在昆明召开了“全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编写会议”，两个会议同时举行，本人负责了后一会议秘书组的工作。1985年以前我是文学所的人，在1982年春少数民族文学所被撤消后，我遇到了麻烦事情，别人不去便派我去整顿和恢复工作，花几年时间整顿工作的结果，我在社会上得罪了一些人。接着又参加和主持了几次全国《格萨（斯）尔》搜集整理工作会议。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政策刚刚开始，我得到了第三次良好机遇。1980年4-5月，德国知名学者、波恩大学中央亚细亚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瓦·海希西教授参加德国学者代表团访问我院，当时我在呼市出差，回到北京之后，我所外事工作人员告知，说瓦·海希西教授约定于5月5日会见我。我们在大学里看到这位大学者的介绍。但是在那个时代见外国学者，既有高兴又有害怕。俗话说，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见到外国人会被打成叛国罪。到了约定的时间，我胆战心惊便跟着外事人员和翻译到友谊宾馆和他会面，我把自己出版的上书《英雄希林嘎拉珠》等几本书送给了他。当时，瓦·海希西向德意志研究会接收了“中央亚细亚特别研究项目”，他到中国来渴望找到蒙古英雄史诗资料。我的书恰恰满足了他的要求，他立即接过去书看了看目录，便特别高兴地对我说：“你对国际蒙古学研究作出了贡献。”翻译告诉我这个话时也很激动。瓦·海希西教授回德国后，很快于1980年6月给我寄来了邀请函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机票，邀我于9月份到波恩参加国际蒙古英雄史诗会议。本人成为在“文革”后第一批访问西方的学者之一。他亲自主持召开会，一开头就介绍了我和我的书。 从1980年到1988年先后在波恩举办4次蒙古英雄史诗会，每次会议都邀请我参加，并提供了一切费用，在我们之间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瓦·海希西和卡·萨嘉斯特教授及其研究所的许多学者都曾多次访问我院，进行了学术交流。从1980年到2010年12月，本人应瓦·海希西和卡·萨嘉斯特教授的邀请，先后10次到德国进行学术交流，作报告和参加合作研究项目，并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蒙古口头文学资料。访问德国，使我从封闭状态进入了开放的世界，开阔了眼界，一下子便认识了欧美、前苏联、蒙古和日本等国许多著名学者，和他们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相互交换书籍和资料，开始了解了国际蒙古学和史诗研究新成就，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同时，本人从1980年和1983年的波恩蒙古英雄史诗会议论文和其他书籍中挑选了海希西、波佩、艾伯华、达木丁苏伦、包顿、哈托、李福清和涅克留多夫等学者的46篇论文，亲自组织人译成汉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的名义，于1983年和1984年内部出版了两卷史诗研究著作，这是在“文革”后第一次向我国学术界推荐的国际史诗研究崭新成就的书。这两本书对我国史诗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捉进作用，从此开始我国史诗研究，尤其是蒙古英雄史诗研究水平接近或达到了国际水平。 1980年是本人学术活动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专攻蒙古—突厥英雄史诗，大量地出版了专著和论文，探讨了蒙古英雄史诗的产生和发展规律。我的著作有：《蒙古民间文学研究论文集》（1986）、《英雄史诗<江格尔>》（1990）、《<江格尔>论》（1994）、《蒙古英雄史诗源流》（2000）、《蒙古英雄史诗论》（2007、台湾）、《蒙古口头文学论集》（2010）、《萨满诗歌与艺人传》（2010）和资料《蒙古民歌一千首》（1979—1984，五卷）和《蒙古英雄史诗大系》（2007—2009，四卷）等30多本书、国内发表的100多篇文章和国外发表的30余论文。这些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荣幸受到海希西和萨嘎斯特，俄罗斯学者李福清、涅克留多夫和科契克夫，蒙古科学院院士达木丁苏伦、好尔劳和策仁索德那木，日本学者若松宽和我国台湾学者林修澈以及大陆学者的评价和引用。中国知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指出，在《江格尔》研究方面“仁钦道尔吉研究员是这一方面的权威学者。他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又独辟蹊经，别出新意”。著名学者钟敬文教授认为：“仁钦道尔吉研究员是我国蒙族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的声誉远远超出中国学术界”。同时，德国《波恩大学通迅》（1983年10月）、蒙古《真理报》（1987年）、前苏联《卡尔梅克真理报》（1990年）和《布里亚特真理报》（1990年）、台湾《民族学通迅》（1999年）以及《中国当代名人录》（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迅》（1997年8月7日）和内蒙古自治区《档案与社会》（2007年第5期）等报刊报道了本人著作。 从20世纪80年代始，本人及研究著作走向了国际学术舞台。先后除德国外，还到比利时、蒙古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担、俄罗斯及其所属卡尔梅克共和国和布里亚特共和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进行了学术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合作研究、讲学、尤其是作学术报告，介绍和宣传了“文革”后中国学术恢复和发展状况。 我在德国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第一次认识了前苏联学者，所以在1986年中苏关系尚未恢复情况下，我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以荣誉客人身份参加了在乌兹别克斯担首都搭什罕举行的国际阿尔泰学常务会议，在会上作了报告题为《<江格尔>与蒙古英雄史诗传统》。在莫斯科见到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宋采夫、李福清以及日尔蒙斯基、涅克留多夫、科契克夫和托达也娃等著名学者，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古近蒙古学著作和各国史诗学书籍，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前苏联蒙古学和《江格尔》研究状况。 在德国我结识了蒙古科学院院士策·达木丁苏伦、普·好尔劳和达·策仁索德那木等人，因这个原因于1986年10月应邀率“文革”后的中国第一个学者代表团访问了蒙古，进行学术交流、报告、参观、访探，恢复和发展了两国学术交流关系。在1987年本人率领中国蒙古学家代表团参加了在乌兰巴托举办的第五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及国际蒙古学协会成立大会，被当选为国际蒙古学协会书记处书记，直到今日。通过这些学术活动，进一步认识了更多的各国蒙古学家，深入了解了欧、亚、北美和大洋洲30-40个国家的蒙古学及相关学科研究概况。后于1997年荣幸地获得了“国际蒙古学协会荣誉会员”称号，这是国际蒙古学协会的最高奖。 1982年以后，虽然我是文学所民间文学室负责人，但所领导决定让我到少数民族文学所协助王平凡同志主持业务工作。在“六五”期间我担任了国家重点项目蒙藏《<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和出版》项目牵头人之一，在“七五”期间承担了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课题牵头人，顺利完成了这两项国家重点项目。 衡量研究成果的水平有资料掌握、研究方法和有无新观点等标准。笔者研究成果属于蒙古及相关民族英雄史诗范围。本人经过50多年的努力，认真阅读蒙古文、汉文和俄文书籍，较系统地掌握了各国学者200多年来的蒙古史诗研究历史和现状，查阅各民族史诗文本，并多次深入到国内蒙古族居住区域进行田野调查，新搜集到了大量的史诗文本及相关信息资料。在拥有翔实资料基础上，参考各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将史诗研究同民族历史地理，古老风俗、生态环境、社会生活、文化渊源及民族文化交流加以联系起来，运用综合与分类、总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古代与现代，全民族与各部落、蒙古族与毗邻民族、亚洲与欧洲以及史诗与神话传说等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 本人的新见解，包括如下发现发明： 1、根据地理历史条件，各个部落的迁徙史和史诗分布状况，将国际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三大体系和七大分布中心。过去国外学者不了解中国蒙古史诗，他们认为各国蒙古语族民众的史诗有四大中心。可是，笔者通过自己几十年来地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阐述在中国还有蒙古史诗流传的三大中心，即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巴尔虎—布里亚特部族、哲盟的扎鲁特—科尔沁部族和新疆青海等地卫拉特部落中有蒙古史诗广泛流传的三大中心或三大流派。这样在国外四大中心上加中国三大中心，世界蒙古史诗流传中心有七个。并根据七大中心的史诗的异同、联系和起源，将它们分类为三大体系，说明了三大体系的史诗是同源异流作品，都来自原始蒙古部落史诗。 2、关于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类型，笔者对七大中心发现的300余部史诗和长篇史诗《江格尔》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了各类史诗共同的核心，即史诗情节框架所组成的特殊母题系列，并根据各类史诗母题系列的内容数量如排列方式，把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类为单篇型史诗（单一母题系列所组成的史诗）、串连复合型史诗（串连两个或两个以上母题系列所形成的史诗）和并列复合型史诗（多数母题系列同等的并列在一起而构成的史诗）三大类型，这三大类型的史诗标志着整个蒙古英雄史诗的三大发展阶段。 3、关于英雄史诗的产生时代，过去我国许多学者断定史诗产生于野蛮期高级阶段，本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说明了史诗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三大阶段，最初的史诗产生于野蛮期中级阶段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斗争和族外抢婚风俗；到了野蛮期高级阶段，在原始史诗的框架上出现了反映财产争夺型史诗，并且，史诗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的繁荣；在封建割据时期，在原有单篇型史诗和串连复合型基础上创作了并列复合型史诗《江格尔》。 4、关于活态史诗，确定蒙古英雄史诗与希腊、印度等史诗不同，它是活态史诗。活态史诗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形态中。在蒙古中小型史诗和长篇史诗《江格尔》中存在着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地域和不同艺人演唱的史诗，它们具有多元多层次内容、结构和人物形象。对这种史诗的研究方法与作家作品的静态分析不同，也与以往对史诗的评价有区别，必须在动态中分析文本的发展与变异。这种做法适合于民间口头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规律。 5、关于蒙古英雄史诗的产生地域，对现有七大中心的史诗进行追根溯源，证明了它们都来自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同时，把蒙古英雄史诗与突厥英雄史诗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它们在内容、情节、类型、人物、程式等核心有共同性，证明了二者的共同起源。国外学术界认为，突厥英雄史诗也起初产生于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蒙古—突厥英雄史诗的产生带。在这一史诗带里各个部族聚居区都出现了史诗萌芽，它们互相影响，发展成为最初的单篇型史诗，主要题材有勇士与恶魔的斗争、族外抢婚斗争等。抢婚风俗存在于公元7世纪的室韦部族，室韦是蒙古民族的先祖。 6、考证了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形成时代和反映的社会生活原型。这本来就有争议的问题，内蒙古有人提出了《江格尔》的“乌孙起源”说，否定了蒙古族（或卫拉特人）的“创作权”。笔者通过各个方面的考据，说明它不是“记录古代乌孙族”历史，因为它是发展变异形态的口头文学作品，尽管其中有早期传统和近代因素，但其主要部分艺术地再现了15-17世纪蒙古族卫拉特人的社会生活和斗争。笔者又对《江格尔》的文化渊源、社会原型、词汇、地名、宗教形态、早期江格尔奇的传说、卫拉持人的迁徒史和演唱艺人的成熟程度等七个方面进行考证，证明了它于15-17世纪上半叶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 7、过去的研究者中只有沙·嘎丹巴把蒙古史诗分为三大类：1、故事性史诗；2、组合史诗；3、中篇小说型史诗。笔者的分类不同，以史诗母题系列为单元，将蒙古英雄史诗分为三大类型，并把每一大类型分为几个小类型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别人从未提到的抢婚型史诗、勇士与独眼巨人斗争型史诗以及家庭斗争型史诗，论述了这三类史诗的来源 、内容和社会意义。 本人著作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级大奖。诸如：《蒙古民歌一千首》（5卷，200万字）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1977-1991）优秀成果奖，《<江格尔>论》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2-1994）优秀成果奖，并且于1999年荣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蒙古英雄史诗大系》于2010年12月幸运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本人于1997年获得了国际蒙古学协会最高奖——该协会的“荣誉会员”称号，荣获该称号的中国另外两位学者是我院蔡美彪先生和内蒙古大学清格尔泰教授。 我在2001年退休，退休后也工作没有什么特殊变化，照样继续进行研究、翻译和编辑工作，先后于2007年出版了史诗译著《那仁汗胡布恩》和《胡德尔阿尔泰汗和珠盖米吉德》。2007年在台湾出版了《蒙古英雄史诗论》，2007年—2009年主编了四大卷本《蒙古英雄史诗大系》。另有院重点项目《中国民间文学史丛书》（8卷）之一《中国史诗概论》（与郎樱合作）早在5-6年前交稿，正等待与其他专著一起出版。 从事研究工作之外，还曾担任过文学所民间文学室主任、少文所内蒙东北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和少文系主任，并在院外任国际蒙古学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蒙古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江格尔》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一些报刊曾经刊登了关于我的报道，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1997.8.7）、内蒙古自治区的《档案与社会》（2007.5）、《内蒙古日报》（蒙古文版，1998.10.10）等。 仁钦道尔吉 二〇一一年十月 照 片  国际阿尔泰学会年会主席台（塔什干，1986）  国际蒙古学协会主席台（1992）  荣获国际蒙古学协会荣誉会员称号（1997）  乌兰巴托（1957）  与海希西考察锡盟草原（19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