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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赋家的郎官身份对其赋作的影响(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学遗产》2013年5期 蔡丹君 参加讨论

    三昭宣以后郎官赋家的政治处境和大赋价值的失落
    昭帝时,“汉武帝信任近臣的措施也就发展成了中朝官制度”(53)。郎官系统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人才进入到这个系统的随意性也就减少了,“奏赋为郎”之事更是渐为鲜见。如昭帝时的盐铁会议,“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的征辟(54),是临时和偶然的。这批来到中央政府的论政者最后的去向,史书没有交代,他们最终并没有像武帝时期那些擅长论议的人那样,被吸纳为郎官受到重用。关于昭帝之后内朝官僚系统逐渐封闭的原因,祝总斌先生曾总结道:霍光所需要之近臣,“不但要能出谋划策,巩固整个王朝统治,而且还要忠诚于自己,能帮助处理、调整与宰相、大臣的关系。因而一旦选中了,便长期维持下去,有功封侯益土,原来的官职却很少变动”(55)。当时,郎官系统几为霍氏一门所据。《资治通鉴》卷二四载:“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为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56)同时,高官子弟赖祖宗之业,亦得大量进入内朝。如杨敞之子杨忠、杨恽因父任为郎,分别补常侍骑、补左曹,自称“幸赖先人余业得备宿卫”(57);元帝时萧望之子彶为散骑、中郎(58)。在这种情况下,郎官系统对于普通文人而言,相对封闭。而即使成为郎官,也不再在中朝担负与大臣论辩之职责,无法重现武帝时“朝夕论思”的盛况。
    宣帝元康元年(前65)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59)而征召的结果是:“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60)可见宣帝所好者仍不离于“奇异”,对文学人才的政事才能并无期待。而且,此时皇帝对于文学的态度,是将之作为一种精神娱乐的消费。故当时也征召了一些相关的人才充为郎官,以供娱乐:“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61)当时的地方官纷纷往朝廷输送相关人才。“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汜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62)这些有着技艺之长的文人,进入到郎官系统之后,却没有像武帝时期那样,成为“言语侍臣”,而是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疏离,仅仅以一艺悦人。
    昭宣之后大多数地方征辟和内朝官出使,大多有关地方庶务或稳定。元始元年(前9),“遣谏大夫行三辅,举籍吏民,以元寿二年仓卒时横赋敛者,偿其直”(63)。河平四年(前25),“遣光禄大夫博嘉等十一人行举濒河之郡水所毁伤困乏不能自存者,财振贷”(64)。初元元年(前48),临遣光禄大夫(王)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等,因览风俗之化(65)。此间王褒又奉使出差益州,求碧鸡之宝(66)。至如后来谒者陈农求书、光禄大夫刘歆杂定婚礼等。这些活动,与之前武帝时期的郎官出使很有区别。当时郎官出使边疆者极少,仅见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而无功之事(67)。
    当此时郎官赋家参与政治的机会逐渐减少、沦为朝廷文娱消费的对象,他们笔下的赋作也便失去了政治的精神,真正沦为扈从之赋、后庭歌咏。王褒即专属扈从歌咏事:“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顷之,擢褒为谏大夫。”其作在后宫流传:“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宣帝追溯武帝时《大人赋》故事,让王褒满足其愿望:“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68)《甘泉宫颂》如今只剩下残篇,残篇中的数句,是用韵的:“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惧而目眩。若播岸而临坑,登木末以窥泉。却而忘之,郁乎似积云,就而察之,对乎若太山。”(69)这几句言辞雄浑,是张耳目之娱,而非明天子、诸侯之别。扬雄的经历与王褒类似:“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他的数篇大赋都是由其独自一人以一年左右时间完成的。据《汉书·扬雄传》可知,元延二年(前11),奏《甘泉赋》;同年三月,成帝巡幸河东,祠后土,扬雄上《河东赋》;十二月,奏《羽猎赋》(70)。这与武帝时司马相如汉大赋写作历时百日、产生于“朝夕论思”的环境相比,可谓截然有别。越是如此,赋家越希望赋体能够“存诗赋之正”。而王褒在进入郎官系统前后所写的《四子讲德论》和《圣主得贤臣颂》(71)等,粉饰颂美,并无新的政治见解,无法承担“存正”使命。
    随着赋家郎官政治身份出现地位下滑,他们的赋作也就不再执着于政治见解,而是在艺术特点上更为娱乐化和形式化了。自武帝时司马相如《美人赋》就已经具有娱乐功能之赋的特征了,这篇赋言辞秾丽,基调谐谑,场景戏剧和娱乐化。《大人赋》求为神仙之乐,也有娱乐性。扈从娱乐之赋,在宣帝时遭到质疑——“(宣帝)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汉宣帝为此亲自辩解:“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武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72)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赞扬了汉宣帝这番对赋体的认可和尊崇,认为是“赞扬辞赋之词最先者”(73),有研究者也认同黄侃之说(74)。细心品味,汉宣帝的评价未必是正面的。他是将赋之主要功能视为“音乐有郑卫”,是为“虞说耳目”而存在的文体,没有指出赋本身的独立地位和文学价值,只当作一种比“博弈”更为高级的精神娱乐。“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也是一种负面的赋文学观。此时的人们,似乎忘却了司马相如身为郎官的政治经历,而只会强调他博得皇帝“三惊”的艳丽文字。且由于赋体发展情况的复杂性,“诙谐”、“优语”一体始终存在,这也使人们认为赋是博一笑的雕虫小技。
    元帝之后,政治环境更为恶化,郎官赋家处境更为艰难。弘恭、石显弄政,打击萧望之集团,被视为朋党的“堪、更生皆免为庶人”(75)。永光四年(前40),周堪、张猛相继为石显害死,刘向受到石显迫害,几经沉浮。成帝时期,王氏子弟满朝,政治更为黑暗。王凤甚至阻挠成帝任刘歆为中常侍。当时,“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刘向还一度抱“经学救国”之理想,希望以著书之事,振兴王教。“光禄大夫刘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76)刘向所经历的险恶政治环境,使得他在赋作之中有着含蓄的政见表达。在元、成时期,他十分专注于个人情怀,流连于语言晦昧的咏物。其《雅琴赋》、《围棋赋》、《松枕赋》、《麒麟角杖赋》等,从表面看来,可以视作对文景时咏物赋的“复辟”,而实则有着更为沉重的心意寄托。《雅琴赋》中说“末世锁才兮知音寡”(77)。而他的《九叹》和王褒的《九怀》,是对汉初楚辞主题赋的回溯(78),是新鲜而复古的尝试。《九叹》、《九怀》虽然内容上都是追思屈原之作,但实质上应该都蕴含了赋家对于政治的反思,赋体的功能与价值其实在此时已经再次被重估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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