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今天的《诗集传序》，主要涉及下列四个问题。 其一，“诗何为而作”？对此，朱熹的回答是：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於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1) 其二，何谓诗教？回答与“人心”有关：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之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於乡党闾巷，其言粹然而不出於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於列国之诗，则天子巡狩，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寝以陵夷。至於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於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黜陟之政，於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1) 其三，为什么有风雅颂之别，具体是什么含义？朱熹的划分如下：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於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昭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於言者，乐而不过於淫，哀而不及於伤，是以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於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师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侧怛之心，陈善之意、尤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於天下，天道备於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1－2) 最后一个问题，与“如何学《诗》”相关。朱熹自有一套属于理学家的答案：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於雅以大其规，和之於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细读朱熹的这则序言，我们首先看到朱子在整体上与诗经学传统的继承关系，而非后人描述的戏剧性断裂。对照《诗大序》，这一判断不难得到证实。比如，对于“诗何为而作”的回答，朱子从性、欲到思、言、音一路讲来，其中的后半部分很自然就会让我们想到《毛诗序》中让人耳熟能详的段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7)。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朱熹这里是在用自己的话部分重述《诗大序》的相关内容。 至于诗教部分，其核心内容也与《诗大序》中“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诗》“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从而达到“化成天下”的目的，是儒家诗学的共同目标，朱熹只是进一步发挥而已。在“阐诗学，陈治道(钱穆语)”上，《诗集传序》与《诗大序》不仅没有分歧，而且完全一致。朱熹还强调孔子删诗的独特意义。只是朱熹这里所说的“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多少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不妨看成是晦翁在对自己从事的经典整理和阐述工作做出必要说明。如果说孔子确实获得了“其正虽不足以行於一时，而其教实被於万世”的“哀荣”，我们是否可以说，朱熹自忖与孔子政治境遇相似而同样具有远大抱负，这是在借对孔子的赞美，表达对自我的期许？而说到对“二南”的重视，对《诗》“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强调，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区分……所有这一切，朱熹事实上也更多是再次申述《诗大序》的观念。一定意义上，他注重的是“照着讲”，而非“接着讲”。 上面这些，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尽管此序作于朱熹依然基本“遵《小序》”的时期，但毕竟其思想已发生重要改变，已经处于从“遵序”到“疑序”的转折关口。因此，在这些看似一无改变的外表下，朱熹做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重要调整。 首先，整个《诗集传序》的起点，并不像《诗大序》是“风教”，而是“天之性”和“性之欲”。先天的、本然的“性”和“欲”，而非后天的、社会化的“教”与“化”成为朱熹《诗集传》甚至整个《诗》学第一义的存在。之后，才提出了“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的问题。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诗大序》解释“诗六义”中的“风”时，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毛诗正义》：7)。《诗集传》一开篇解释“风”时，则直接道出了风诗的特质：“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诗集传》诗卷第一：1)。 无疑，《诗集传》与《诗大序》一样，也强调“风”具有孔颖达《毛诗正义》所谓“风化、风刺”的意义。但正如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云，风，事实上兼有“风谣”与“风教”两义(1: 58－59)。因此，我们可以说，《诗大序》更侧重的是孔疏中对风的解释，也即风的“风教”一面，即“风训讽也，教也。讽为微加晓告，教谓殷勤诲示。讽之与教，始末之异名耳”(《毛诗正义》：6)。与之相对照，朱熹首先关注风诗的“风谣”特征。这已经与现代意义上对《诗经》十五国风的界定遥相呼应了：《诗》由经到文学的转变于此已见端倪。 与上述将“性”与“欲”无声地置于“风”与“教”之前相联系，朱熹在《诗集传》中的另一个重要微妙调整，是将“理”的概念引入对“经”的解释中：“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被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2)。与“理”的引入相呼应，朱熹思想中的另一组核心范畴“修齐治平”也出现在《诗集传序》中：“於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2)。 将朱熹的两个调整联系起来，也许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对于人自然本性的肯定，以自然本性在教化的作用下“得性情之正”为前提。诗教的指归在于激发人“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达到“无一理不之具”的境界。 如果将朱熹上述调整放在整个思想史的背景下来重新加以审视，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朱熹借助解释《诗经》，进行了一次理学或四书之学对经学的重要改造。尽管这种改造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双重意义。其一，努力摆脱《诗经》汉学的巨大影响，诗的“风谣”特征得到了重视，而这必然对《诗经》中具体诗篇的解释本身带来决定性改变；其二，诗不仅是社会的、政治的、教化的产物或工具，而且与个人性情的正邪直接相关。换言之，诗不仅指向政教、宫闱、王朝更替，也指向个人的“性”和“欲”。只是，在“思无邪”思想指导下，性情之正必须压倒性情之邪，诗的政治伦理意义，也并不应该因为对个人性情的肯定而付之阙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