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在经历一天的围攻后，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31日，原《观察》主编，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的储安平扫完街道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斗，便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储安平被人捞上来了。1966年10月，储安平失踪。此时“文革”肇始，老舍与储安平的遭遇只不过是50万“文革”受难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而已。
    老舍比储安平年长10岁，两人均生于贫寒之家，年少丧父，依赖亲属资助完成学业，先后旅英，这样的家境及成长经历决定了日后两人的人生经历、政治态度、政治选择，也由此影响了两人的命运。两人的人生轨迹虽起点不同，中途各有各的精彩，结局却一样沉重。透过两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可以透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现代政治的奇特关系。通过对两人人生历程的梳理，可以发现，老舍、储安平与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热爱祖国，希望祖国健康地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使他们无法超然于政治之外，他们最初都选择文学救国的道路，旅英期间又深受民主政治的影响，抗战期间活跃于知识界，成为风云人物。49年后，虽然经历了大的转变，但内心的书生本色及对民主的追求始终末曾泯灭，最终，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之下，丧生在政治车轮之下。
    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是老舍就任小学校长的第二年，他自称只是“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1]。旁观者的身份使他在一段时期里，对于青年学生及其活动，看得更清楚，在早期一些小说里，如《赵子曰》、《二马》、《猫城记》中，老舍描述了学生运动的无序和混乱：学生杀校长，宰老师，拆房子，毁东西，“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2]与阿Q欺负小尼姑的卑怯一样，在老舍眼里，学生们不打军阀正和军阀不惹外国人一样。他们以为世界上本来没有公理，有枪炮的便有理，有打架的能力的便是替天行道。学生们一方面讲爱国，一方面他们反对学校的军事训练。一方面讲救民，一方面看着军阀横反，并不去组织敢死队去杀军阀。抗战前，老舍虽未直接参与政治，但内心对政治的关切仍然在早期作品中表露无遗。老舍对革命的认识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一方面痛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但对现实的革命运动，又抱有怀疑。在《猫城记》中，老舍将各种革命政党称为“哄”，老舍认为，革命而无学识，不懂政治与经济，只能带来混乱而无革新。这个认识与鲁迅如出一辙。鲁迅在《阿Q正传》中通过阿Q幻想革命成功后抢东西、杀人、抢老婆的描写，深刻揭示出一旦阿Q们掌握了革命领导权，末庄将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与无序。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也验证了鲁迅与老舍并非是杞人忧天。自范文澜之后，中国历史确立了一整套被《新民主主义论》规范过的观念，即1840年后的历史主流是反帝反封建。学生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部分，被定性为爱国进步的，批评学生运动就是不爱国和落后。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显然是将历史简单化了。老舍是现代作家中少数对狂热的学生运动持清醒态度的人。他在许多早期作品中对学生运动、革命斗争和革命者的认识，都基于他的人道主义立场，与主流的历史观不符，因而，在30年代，老舍就遭到左翼文艺界的严厉批评。1949年后，这更成为悬在作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文革”中成为受难的罪证。在一个宽容的社会，知识分子本可以自由发表政治见解，但老舍却不得不为了一部《猫城记》屡屡作出诚惶诚恐的检讨，多次自我批评，更认定《猫城记》是部失败之作。就老舍本人的命运观察“老舍悲剧”，可以发现，在老舍小说《猫城记》中，事实上隐含了中国的命运，作家通过梦幻形式对末来所作的预言，尤其是关于“文化革命”的预言成为了事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可算得上是一部超越时代的作品，老舍本是有感于“对国事的失望”而写的，小说对于黑暗现实有较多的批判，同时对革命运动的认识也远远超过了同时代许多作家，具有无比的先验性，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作品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公正的评判。
    在老舍成为文坛大家的这个时期，储安平还只是一介文学青年，1931年创作小说处女作《春瘟》，四年时间写了十一二篇小说，后在赵家璧帮助策划下，上海良友公司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说集《说谎者》。创作的同时储安平一刻不能忘情于政治，他的文化血脉中流淌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因子。中日问题是30年代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老舍与储安平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对中日问题的思考。1931年储安平编了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约请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左舜生、胡愈之、俞颂华、武育干、罗隆基、梁漱溟等撰文，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1932年老舍则通过《猫城记》中猫人不思进取，最后兵败矮子兵以致亡国的描写反映其对国事的忧虑。1935年，大学刚毕业的储安平主编了一本文学杂志《文学时代》，这本纯文学的刊物，一共出了六期，老舍、张天翼、王统照、郁达夫、田汉、宗白华等常在上面写文章，身为编辑的储安平与文学大家老舍就这样通过《文学时代》这本刊物人生发生了奇妙交集。
    二
    
    老舍与储安平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考验，在民族存亡之秋，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现代知识人的献身精神高度融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储安平走向政治有传统文化影响的因素，也与他在英经历有关。作为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储安平以《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等散文为诸多名家看好，但他的理想却是出洋求学，为困境中的祖国找寻一条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储安平1935年求学于伦敦大学政治系，师从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拉斯基教授，潜心研究英国历史和政治制度，充分侵染了英式民主自由理念。拉斯基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调和社会矛盾和各阶级的利益，温和地推进社会变革。储安平对此笃信不疑，终身矢志不渝。回国后储安平在重庆参加了文协，文协中有他过去的许多朋友，如老舍、张天翼等人，此时转向政治的储安平开始崭露头角，在《中央日报》任主笔兼国际版编辑，以其犀利的政论参政议政。1945年在重庆创办《客观》，《客观》是《观察》的前身，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创刊号十一月十一日出版，在知识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了很多周刊，多数知识分子希望国家能在和平的局面中走上健康的民主道路，他们纷纷创办刊物阐述自己对国事的看法，而《客观》周刊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在《客观》时期，储安平对国民党、共产党均有批评，有些见解是相当深刻的。储安平认为，国民党的腐化与缺乏更新是导致国内一团糟的主要原因，而共产党的主要缺点是过于崇奉苏联，一味视外邦为宗旨，不免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意识与独立人格。这与老舍对国事的一些看法相当一致。老舍在《猫城记》不但抨击了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内政外交，也讽刺了青年学生的“大家夫斯基哄”和信仰“马祖大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使储安平与老舍对政局的看法有相当的一致性。比如对于共产党获取政权的途径，储安平寄希望于走和平的道路而反对革命的方法，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老舍也表示：“和平是活路，内战是死路。其它都是诡辩。武力可以征服别人，可也可以毁灭了自己。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3]在储安平看来人民有无思想言论的自由，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有无“民主”的前提。老舍亦秉持相同的看法。老舍在英五年深受民主政治的熏陶，在老舍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梦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可以说正是这个梦想使他一步步接近并卷入政治。1937年底，为挽救民族危亡，老舍放弃了一直保持远离政治的姿态，到武汉参加抗日工作，主持“文协”。老舍成为“文协”的最高领导人是共产党力推的结果，而老舍的民主人士身份显然是其获得青睐的主要原因。抗日期间，老舍的创作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虽不及以往，但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新中国、新社会的向往，如剧本《大地龙蛇》里描述了老舍对未来民主社会的憧憬和畅想，那就是以竞选为标志的民主制度———民众选择社会的管理者。1945年11月，在复旦大学等30多个单位举行的国父八十诞辰纪念晚会上，老舍重申了他的理想，那就是，他将来回国时，中国能自由到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不管在南京或延安，都能够自由发表。他又说：“大家都高喊民主，而每个国家所喊的民主都不同，我国是怎样的呢？不准说话当然不能是民主。我深盼着多出些作家，希望四万万人都练习着怎样使中国发出声音来现在应该替人民发出声音来了。”这些呼吁体现了老舍创作的一贯追求：替人民发出声音。
    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理想有执著的追求。在《客观》的政论中，他希望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特别是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著作家等，应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1946年9月1日《观察》创刊号上，储安平以“编者”名义发表了《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诚恳地表示“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同时，提出“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并表明刊物将采取“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在《观察》存在的近三年半岁月中，储安平大致信守并践行了他在创刊号上提出的这些“信约”。[4]谢泳认为：“储安平过分早熟的自由与民主的观念，给他带来了终身的不幸。储安平早年由文学而报界，又由报界成为独立的报人，终身的理想是想通过言论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受英国人思想影响过深，甚至忘了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5]
    三
    国民党执政期间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包括老舍、储安平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向往着一种新的局面，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了知识分子新的希望。政权更迭之前，共产党一直跟知识分子站在一起，批判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呼吁民主和平。相同的立场取向，构建起信任的基石。新政权的成立让储安平欢欣不已，但在知识界影响巨大、销量可观的《观察》停刊，经过多方设法，1949年11月《观察》复刊，但面貌全非。储安平无法再写政论，只能去写通讯《新疆新面貌》，去当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还当过将近70天的《光明日报》总编辑（1957年4月1日-6月8日）。储安平毕竟是储安平，1957年他没有能抵挡住执政党反复的动员，在要求“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的循循善诱之下，6月1日，在统战部最后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党天下”发言，从此成为大右派，基本上结束了知识分子生涯。
    老舍与储安平尽管同属文艺界，均生活于北京，二人的境遇却迥然不同。1949年11月，在老作家们写信动员下，滞留美国三年的老舍终于动身回来。内战前多次发表的反内战的言论以及与一些革命作家的隔膜，使老舍对回国充满疑虑和担忧，但新政权的诚意，使老舍放下了包袱。回国的老舍担任了多种领导职务，这与他回国前的设想大相径庭。老舍回国前曾对朋友说：“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他郑重地声明：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他在美国定下的“三不主义”说明他对将来要生活的新中国缺乏了解，在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任何一个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无法独立于体制之外。老舍还说，他梦中的住处是“各处的小宅，不管是什么材料盖成的，一律叫作不会草堂———在抗战中开会开够了，所以永远不会”。新政权力邀老舍回国的目的即是为了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构筑和强化，老舍也不辱使命，创作了大量的话剧、京剧、儿童剧。老舍在49后的创作，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两部作品：《龙须沟》、《茶馆》，前者赢得了世俗意义上的相当成功，这部歌颂人民政府为普通市民办实事的剧上演后，引起文艺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老舍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古老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献给新政权的一曲颂歌，一个来自旧中国的老作家写出这样一部歌颂新中国的作品，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它充分证明新政权新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老舍因此被北京市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回国后曾说，回来一看，变化多大呵，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这一段话并不完全是违心之语，应当说是当时的实情。《龙须沟》虽有宣传性超过艺术性的问题，但它并不是刻意媚上的产物，老舍对于贫民、新中国有特殊感情。他能写出为百姓、为新政权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不是有意识地要迎合谁，而是自觉的生活体验。新政权对老舍的肯定是建立在作家叙述的社会生活内容，恰好是意识形态所期待的。傅光明认为，像老舍这样的作家，身上的“人民性”与“自由性”存在着悖论。老舍一方面写大量的配合政治的“歌德”文章，另一方面又坚守创作自由的底线，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圆滑的极有城府的双面人。不能否认老舍的真诚。[6]
    此时的老舍试图寻找最佳的平衡点，一方面发挥自己所长，一方面获得新政权的认可。《茶馆》应该是一次创作上的调整，体现出作家对自我的坚守。这个剧本道出了作家对由民初到国民党政权崩溃这段时间中国政事的思考。它通过旧中国的日趋衰微、穷途末路，揭示没有民主的社会终将灭亡的主题。《茶馆》当时就受到了不是“社会主义作品”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革命的社会力量表现得不够充分，情调低沉，缺乏一条贯穿的显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在50年中发展的“潜伏的红线”，三个时代“没有用一条线把它贯穿起来，从而显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近五十年的继承与发展，在党的领导下由自在状态变为自为自觉的过程”。“没有突出地反映这个社会本质矛盾与推动社会前进的本质力量，没有明确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与远大的理想”。而且它的演出也几经波折，历尽坎坷。创作时加入革命斗争的内容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老舍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参加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老舍认为，这样一来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我的写法多少有点新的尝试，没完全叫老套子捆住。”[7]正如老舍归国后坚持穿西装一样，此刻老舍性格中“方”的一面占了上风。正是这始终难泯的个性，决定了老舍的命运。老舍的个性一方面是坚持独立的人格，同时，不满足于消极的洁身自好，对国家、民族有高度的责任感。有时退而“独善其身”，内心的抱负却在“兼济天下”。它包含了中国读书人最看重的“骨气”和“担待”两个方面。为了保持人格独立，老舍甚至不惜以命相争。1941年，诗人节上，老舍先生写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小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是谈诗人特质的：“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心的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8]这一段话，可以说是老舍在剖白自我的人格和文学理想。
    总体来看，1949年后，老舍虽然大体是一个和主流文学相融合的作家，不过他的选择并不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为代价的。他是在同时代相同历史条件下，较多地显示了自己个性和独立性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但悲剧也同时发生，老舍是现代作家中最具悲剧命 运的作家之一，他一生为了“替人民发出声音”而写作，最后却在一个非人性的时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专写劳动人民，歌颂共产党的作家，在旧社会闯荡了大半辈子，却死在了新中国，这不值得深思？”[9]储安平在1949年后就被迫终止了书生议政的工作，但心中民主的理想却从末死去，所以，当引蛇出洞时，他难免自投罗网，最后不知所踪，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老舍、储安平这两位“文革”罹难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民主自由政治的追求与命运将留给后人永久的思考。

    注释：
    
    [1]《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文集》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 71页。
    [2]同上。
    [3]老舍：《我说》，《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1期
    [4]参见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5]谢泳：《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
    [6]傅光明：《老舍：“人民艺术家”与自由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策2期。
    [7]《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曾广灿等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8]《老舍文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9]汪曾祺：《八月骄阳》，参见舒乙主编：《老舍之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5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