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是我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较长，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报之一，它于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创刊，中途数次停刊、复刊，几经周折，迄今已走过七十余年的历史。
    《文汇报》有两个，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它们原本是一家。1947年，上海《文汇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部分《文汇报》同人去了香港，于1948年9月9日创办了香港《文汇报》。上海《文汇报》复刊后，就有了两个《文汇报》。这两个《文汇报》已经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变为完全不同的两份报纸。
    上海《文汇报》的发展历程按停刊、复刊时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8年1月25日至1939年5月18日；第二阶段是1945年8月18日至1947年5月24日；第三阶段是1949年6月21日至1956年4月28日；第四阶段是1956年10月1日至今。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不久就控制了上海铁路局，在上海铁路局任职的严宝礼及部分职工辞职，他们宁愿失业，也不为侵略者服务。辞职后的严宝礼与"新新俱乐部"的旧友经常在一起探讨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自己的出路。他们商定办一张报纸，真实报道抗战的消息，用以打破沉闷的空气，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共同集资，合股经营，通过募捐，共募集资金一万元作为开办费。
    日寇以"检查"为名，控制了当时上海所有中国人办的华文报纸。为了避开日方的检查，严宝礼决定效法《每日译报》，以英商的招牌出版发行，他们雇了英国人克明为名义上的董事长兼总主笔。1879年，上海一家英文报纸的中文名字叫《文汇报》。克明曾在这家英文报纸工作过，该报停刊后，保留了中文《文汇报》报名的所有权。克明与严宝礼商定，成立英商文汇有限公司，并以中文《文汇报》（The Standard）的名称向英方注册，这就是《文汇报》报名的来历。
    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创刊，报址是上海福州路436号 。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克明署名，实为编辑部撰写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文告中强调了中英合作，并明确表示"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最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这个阶段的《文汇报》要闻版头条，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抗战的报道。
    克明是《文汇报》高价雇来的"保镖"，他的为人及办报思想与严宝礼截然不同。创刊初期，克明伪装老实，欺骗过一些人。后来，在日寇的压力下，克明勾结工部局压制抗日文章的刊登，并妄想把《文汇报》办成如英文《字林西报》那样受上海英国当局控制的报纸，此举遭到严宝礼等人的坚决抵制。从1938年8月14日起，《文汇报》废除了自创刊起在报名旁署有克明名字的惯例，同时将他的董事长职务改为常务董事。
    1939年4月以后，租界当局屈服于日寇的压力，对《文汇报》采取了十分严厉的态度。5月8日，租界工部局要求所有洋商华文报纸出版政治性的文章，需提交警务处审查。16日，《文汇报》刊登蒋介石的演讲词，被指为"未符业经通知手续"，由英国驻沪总领事署通知，自18日起，暂行停刊两星期。停刊期间，克明勾结汉奸，污蔑中伤严宝礼，逼迫其辞去总经理职务，阴谋搞垮《文汇报》。6月1日，停刊两星期满，编辑部发了一则《文汇报编辑部全体同人紧急启事》在《申报》刊出，表明《文汇报》抗日立场不变，如万一达不到目的，也决不让《文汇报》变成日寇汉奸的舆论工具。不久，停刊书就交到英国大使手里，《文汇报》正式停刊了。
    1945年8月18日，即日本投降的第4天，《文汇报》复刊。复刊后的《文汇报》没有沿用原报的依次编号，而以号外的形式出版到9月5日，共出号外19天。9月6日，《文汇报》开始沿用原报的依次编号即478号，并迁至新馆址圆明园路。《文汇报》在《复刊词》中声明，本报为无党派色彩的纯商业性报纸，以言论自由为最高原则，矢志保持高尚的报格。《文汇报》创办人严宝礼坚持民族立场，宣传抗战，遭日伪当局的忌恨，曾被捕入狱，但他始终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抗战胜利后，他亲国民党的色彩，决定了复刊后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使《文汇报》远离"独立的民间报"宗旨，并一直持续了4个月。报纸脱离群众，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导致报纸发行每况愈下，收入不断减少。此时，严宝礼意识到《文汇报》必须要改组了。于是，严宝礼登门邀请进步人士宦乡主持《文汇报》笔政，宦乡提出，办报方针要把反内战，推进和平作为第一要领，一切为此服务，即使得罪国民党当局，也在所不顾。严宝礼表示同意，并引进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进入《文汇报》。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典阅部）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