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悖论性是中国现代乡土写作的基本特征。首先，乡土作家纠结于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在事实上具有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但他们在思想上并不完全认同。其次，乡土作家对农民的态度是矛盾的，乡土写作呈现了“纪实的农民”与“虚构的农民”、“过去的农民”与“现在的农民”、“乡下农民”与“进城农民”的形象对比。再次，乡土作家在思维方式上表现出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他们把传统与现代、农民与知识分子、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处理成矛盾冲突，他们在理智上认识到现代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们在情感上无法割舍对传统、农民与农村的爱，因此他们对传统的消亡、农民的转型和农村的荒芜表现出惋惜的心态，而对现代化、城市化和知识分子表现出警惕和反思。
    关键词：乡土写作/身份认同/悖论/农民

    乡土写作是中国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五四以降，激进现代性思想的冲击和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获得，促进了现代乡土写作的产生和发展。自此，中国现代乡土写作开创了繁荣的历史，它起源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经历了30年代的发展和40至70年代的转型，80年代以后的乡土写作更是获得了飞跃式的进步。在乡土写作的发展历史中，涌现了一些重要的乡土作家，鲁迅、沈从文、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贾平凹、韩少功等，他们体现了中国乡土写作的成就，也体现了中国式乡土写作的悖论性特征。从整体上说，悖论性是中国式乡土写作的基本特征，悖论性也是乡土写作艺术多样化和思想丰富性的根源。
    中国现代乡土写作主要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悖论性，作家身份认同的悖论是具有基础意义的悖论，它引发了矛盾的农民形象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及其特征。
    一 身份认同与悖论特征
    
    对于中国乡土作家来说，他们最初的根源几乎都在农村，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们天生就与农民具有血缘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血缘关系是中国乡土作家的“集体无意识”。作为农民，乡土作家对农村与农民怀有深切的感情，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难以割弃这种血缘关系和深切感情，这种血缘关系和深切感情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乡土作家后来又离开了自己的故土，或进入城市，或远走国外，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以知识分子的眼光返观自己的故土，对农村与农民有了更深的体察，以理性的态度重新认识农村与农民。中国乡土作家大都具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引发了作家身份认同的纠结与矛盾，从整体上说，中国乡土作家表现了一种身份认同的矛盾性特征。从客观方面来说，中国乡土作家大都具有双重身份，但从主观方面来看，乡土作家对个人的身份有各自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部分乡土作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身份认同意识，他们很少对自己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明确的指认，只能从创作中推测他们的身份认同，如周氏兄弟等。鲁迅在文字里没有对自己的身份进行明确的指认，仅在《呐喊·自序》和《朝花夕拾·小引》中模糊地提到了自己的身份。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对自己身份的反思：“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鲁迅后面又有这样的话：“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鲁迅的这几句话无疑是对自己的认识，其中包括对自己是“呐喊者”的身份认同，尤其是鲁迅这句话：“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是须听将令的了”。 鲁迅把自己的“呐喊者”身份与《新青年》同仁的“将令”结合起来，其实鲁迅是把自己归入了“新青年”团体，“新青年”团体是现代知识分子，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这段话也可以说是鲁迅对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多次提到了“儿时的故乡”，“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鲁迅对“儿时的故乡”的回忆和思念，应该也可以说是对自己出生身份的认同。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以母亲的姓氏作为自己的笔名，这充分说明了鲁迅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也说明了他对于生育之地的认同。总之，鲁迅对自己身份的认识是不明确的，但在模糊的语言中又蕴含着认同的清晰性，即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又是农民的子弟。
    周作人是乡土写作的推崇者和实践者，但他的身份认同意识也是比较淡薄的，他对自己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没有明确的指认和区分，正如他在《故乡的野菜》中所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份”， 周作人把生他养他的故土等同于他曾居住的城市，可以看作是他把自己的农民身份等同于知识分子身份，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周立波曾经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除开出生的故乡以外，人也可以建立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 这种把出生之地等同于居住之地的观念其实也就弱化了对出生之地的身份认同。上述从作品推测作家的身份认同的方法适应于大部分乡土作家，杜国景在《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中就以这种方法分析了周立波、浩然的双重身份。
    一部分乡土作家虽然长期居住在城市里，他们不仅具有知识分子的各种特征，而且具有无可置疑的知识分子身份，但是他们总是明确以农民自居，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并力求与知识分子身份划清界限，如沈从文和贾平凹。沈从文对“乡下人”的身份认同已经成为文学史常识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甚至征引了沈从文的一大段话。沈从文不仅强调“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而且突出“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 贾平凹离开农村以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但是城市生活并没有给贾平凹带来真正的幸福感，更多的是一种陌生感，贾平凹在《我是农民》的长篇散文中明确指认了自己的农民身份。他在《<秦腔>后记》中再次强调：“做起了城里人，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 枊青的身份认同有些例外，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也是在农村长大，后来成为了知识者和革命者，但为了创作，他下乡落户以求“获得一个‘农民的身份’”， 柳青不仅在思想意识中要具有“农民的身份”，而且在行动中处处体现农民的特征，柳青不同于沈从文和贾平凹，却似乎对“农民的身份”认同更为强烈，更为彻底。作家以“农民”自称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除沈从文和贾平凹以外，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如李广田、芦焚、台静农、刘亮程、谢宗玉等。
    一部分乡土作家明确以知识分子自居，认同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这里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一些出身于农民的乡土作家，后来不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反而认同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如赵树理说：“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一些出身于非农民家庭的乡土作家，他们更多地认同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而无法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比如韩少功。韩少功的父母分别是军人和教师，韩少功也并非在农村长大，后来他具有知青和作家的身份。虽然韩少功有一段时间在农村下乡和隐居，与农民有过密切的接触和联系，他也写过相当出色的乡土文学作品，但是韩少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知青和作家，他也没有说自己具有农民身份，韩少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个局外人，没有进入他们恒久的利益网络。我拿着工资，无法完全体会到农民最本质的生存压力。这种隔阂客观存在，因此我不能说自己就是一个农民，这不真实。我自然也没有勇气把自己变成真正的农民。” 上述两种从作家明确的自我认同语言中分析作家的身份意识的方法，在乡土文学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赵树理、柳青、贾平凹、韩少功的原话都有值得发掘的意义。
    上述三种类型大致代表了中国乡土作家的身份认同，但无论哪种类型，或者无论哪个作家，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都呈现出悖论性特征。鲁迅不能只认同自己的某一种身份，经过内心的纠结和矛盾的调和，他只能认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因此这种双重身份认同体现的是身份认同的内在心理矛盾。沈从文和贾平凹对自己的身份没有太多的纠结与矛盾，他们非常清晰、非常明确地强调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认同，但他们实际上难以辩解自己所从事的知识分子工作。赵树理也是如此，他宣称自己是知识分子，但事实上他出身于农民，与农民血肉相连。韩少功有些特别，他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是知识分子，但是他隐居乡下，从事农活。由此可见，沈从文、贾平凹、赵树理、韩少功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没有太多的心理矛盾，他们的身份认同体现的是身份认同的外在行为矛盾。柳青有些例外，他力求从思想和行为中重新获得“农民身份”，这种做法本就是作家身份认同悖论的最佳范例。另外如周立波和浩然等人，杜国景就明确指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悖论，及这种悖论在合作化小说创作中的影响。总之，乡土作家身份的自我认同呈现悖论性特征。
    二 农民形象与矛盾心态
    
    乡土作家的身份认同悖论对乡土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是对农民的矛盾心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第一句话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费孝通不仅概括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出了这种性质所发生的作用，他认为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这个意义可以说，中国乡土作家的最本质的属性其实也是乡土性，这种乡土性不仅是指身份认同的乡土性，更是指认识、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的乡土性，乡土性在中国乡土作家中具有本源性的意义。这种乡土性决定了乡土作家与农民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情，因此，很多乡土作家把农民塑造成“母亲”形象，对这些乡土作家来说，“农民”不仅是指文学意义的人物形象，更是指本源意义上的精神寄托，也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感情。
    然而，乡土作家又接受了现代知识的洗礼，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启蒙的眼光（启蒙知识分子）或者革命的眼光（革命知识分子）返观农民，批判农民身上的种种陋习与弊端，即使是这种批判态度，乡土作家对农民的感情也是矛盾的，在深刻的批判中饱含着深切的同情，爱恨交织是乡土作家对农民的总体感情，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体现。综合来看，乡土作家对农民的矛盾心态大致从以下几种形象对比范畴中体现出来。 “纪实的农民”与“虚构的农民”的形象对比。
    乡土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乡土作家往往喜欢在纪实性的散文文体中抒发对农民的敬仰，而在虚构性的小说文体中表现对农民的批判。这种纪实形象与虚构形象的对比在鲁迅的创作中尤为明显，《呐喊》和《彷徨》中的农民形象大都是物质困乏、精神颓丧，比如闰土、祥林嫂等人物形象集中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探讨。然而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塑造的长妈妈形象，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形象，鲁迅也表达了对长妈妈的敬仰和思念，在鲁迅留下的所有文字中，像这样的高度赞扬式的真情流露实为少见。鲁迅对闰土、祥林嫂等人物形象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他们的感情是爱恨交织，但总体上鲁迅对他们的立场是批判；虽然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对长妈妈的态度经过了由恨到爱的转变过程，但总体上鲁迅对长妈妈是持赞扬的立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写作深受鲁迅的影响，如王鲁彦在小说《柚子》中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对待农民，批判农民的麻木、自私，而在散文《雷》中描写了一个崇高的农民形象，表现了母爱的伟大。另外，台静农和李广田等人在乡土写作中对农民的态度也呈现出纪实形象与虚构形象的对比。
    “过去的农民”与“现在的农民”的形象对比。在乡土写作中，乡土作家往往以不同的心态和视角描写农民过去的和现在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从而描绘出“过去的农民”与“现在的农民”两种形象。鲁迅在《故乡》中描绘的“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以儿童的视角和心态描写少年闰土，表现的是对农民的密切联系与深刻感情；在描写中年闰土时，鲁迅又转换成知识分子视角与心态，表现的是对农民不幸的哀叹，以及对农民精神麻木的批判。鲁迅开创的这种“过去的农民”与“现在的农民”的形象对比模式，成为乡土写作中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方法，李广田在《悲哀的玩具》中所塑造的父亲形象前后形成对比，李广田对父亲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改变，由恨变成了怜悯。这种“过去的农民”与“现在的农民”的形象对比在乡土写作中源远流长，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人的乡土写作都运用过这种写法，并将之改编成“老一代农民”与“新一代农民”（或者“落后农民”与“先进农民”）的形象对比。
    “乡下农民”与“进城农民”的形象对比。随着农村向城市的转变，农民的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世代居住在乡下的农民有了成为城市农民的机会，中国乡土写作忠实地记录了农民身份的变化。沈从文在乡土写作中首先开创了“乡下农民”与“进城农民”的形象对比，他在《丈夫》中塑造了进城做“生意”的妻子和乡下务农的丈夫两类农民形象，沈从文精细地描绘了妻子进城做“生意”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乡下丈夫带来的巨大冲击。沈从文笔下的“妻子”和“丈夫”分别代表了“进城农民”和“乡下农民”形象，“进城农民”和“乡下农民”的本质仍然是农民，这两类形象鲜明地表现了沈从文对农民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对农民在农村和城市中的悲惨遭遇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他对农民在城市中学会的“恶德” 表达了深刻的批判。新世纪以来，“乡下农民”与“进城农民”的形象对比模式在乡土写作中呈现多样化的态势，贾平凹、李佩甫、尤凤伟、葛水平等人在小说中都塑造了这两类人物形象。《秦腔》《高兴》《泥鳅》《守望》等小说在塑造农民形象时，作家为“乡下农民”勾勒的是和谐、宁静的生活图景，他们重笔描绘的是农民进城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农民进城后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在这些乡土小说中，“乡下农民”和“进城农民”都被构造成悲剧结局，作家不仅为“进城农民”的悲剧哭泣，而且也为“乡下农民”的命运痛心，这与沈从文的文学理想截然不同：沈从文把“妻子”和“丈夫”都送回了乡下，这个结局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
    上述三类形象对比大致体现了乡土作家对农民的矛盾心态，乡土作家无论是基于农民的身份认同，还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他们对农民的态度都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矛盾的，一方面饱含着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饱含着深刻的批判。杜国景在作家身份的矛盾的基础上发掘了农民形象的矛盾，他把合作化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概括为三种类型，揭示了农民形象所体现的合作化价值的对立，他认为这种农民形象体现的价值对立，“蕴涵的其实是作家的一种复杂的文化态度与文学选择”。 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乡土写作的“悖论性”的重要例证。总之，中国农民由“过去”到“现在”变化，由“乡下”到“城市”的变化，都牵动着乡土作家的心弦。乡土作家从自我身份认同出发，表现出对农民的矛盾心态，正因为作家自我身份认同是矛盾的，所以他们对农民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这两种矛盾都是由乡土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的，也都是由中国农民的本质特征决定的。
    三 思维模式与文化冲突
    
    乡土作家的身份认同悖论也影响了作家的思维方式。乡土中国的性质决定了乡土作家始终具有乡土性，即使他们实现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他们的潜意识中仍然保留着乡土性。然而乡土作家又超越了乡土，获得了知识分子的思维、意识、知识与眼光，他们观察、认识、思考世界的方式也都超越了农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周立波同时具有“潜意识中对故乡文化的认同”和“知识者、文人的自我意识”。 因此，乡土作家始终是以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观察、认识、思考农村与农民，也始终是以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观察、认识、思考城市与知识分子。相比较而言，乡土作家以农民身份思考农村与农民的时候，在思维方式上偏向于感性，表现的大都是对农村与农民的亲情；他们以知识分子身份思考农村与农民的时候，在思维方式上偏向于理性，表现的大都是对农村与农民的批判。这种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形成了乡土作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在乡土写作中，作家把传统与现代、农民与知识分子、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处理成矛盾冲突就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表现。在乡土写作中，传统文化往往被塑造成为现代文化的对立面。中国乡土写作的开创时期正值文化激进主义运动高潮，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也参与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泯灭人性，传统文化不仅落后于历史的进步，更是有悖于人类的发展。鲁迅在《二十世孝图》中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他拿中国儿童教材与外国儿童教材进行比较，指出了“中国儿童的可怜”； 他以自己想做孝子而不可能实现为例，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完全绝望”。 鲁迅的《故乡》和《祝福》等作品揭示了中国传统习俗对农民的身体和精神的压抑和迫害，另外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和蹇先艾的《水葬》等作品也对落后的习俗进行了批判。
    “五四”一代的乡土作家大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认为反叛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要求。然而，鲁迅开创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立模式在1980年代发生了变异，当时许多“寻根”作家都是乡土作家的代表人物，这些寻根作家仍然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构造成对立模式，然而，他们不再单方面地批判传统文化，而更着重于批判现代文化的堕落，认为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源。比如韩少功寻找“绚丽的楚文化” 以求得现代文化的发展，又如莫言在《红高梁家族》中，明确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设置成对立模式，认为现代人完全丧失了传统文化精神，现代文化不仅没有促进人的发展，反而使人呈现“种的退化”现象。贾平凹发展了另一种文化对立模式，他在小说《秦腔》中认为，随着现代文化的发展，传统文化日渐消逝，并以白雪生出的残疾儿子隐喻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是历史发展的悲剧。
    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冲突在乡土写作中也是常见的模式。鲁迅的《故乡》在乡土写作中开创了这一模式，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非旦没有跟旧时的邻居好友相见甚欢，反而跟他们隔膜对立起来，小说着重描写了“我”与杨二嫂的对立，以及“我”与闰土的隔膜，这两组对立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对立。鲁迅在小说中写道，“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这句话表现了知识分子对这种隔膜对立状况的认识。这种认识揭示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隔膜不仅是身份的隔膜，更是思想意识的隔膜，农民深陷隔膜却又无法辨识清楚，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隔膜状况却又无可奈何。鲁迅开创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隔膜对立模式，正是他自我身份认同悖论的体现，在鲁迅的记忆中（农民身份），自己与农民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然而在现实中（知识分子身份），自己与农民的关系是隔膜对立的。沈从文在乡土写作中也发展了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在《萧萧》中，沈从文把以祖父为代表的乡下人与以女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设置成对立模式，他描写乡下人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可思议和误解，体现了对城市文明和知识分子文化的反抗。
    贾平凹和李佩甫等人也在作品中表现了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冲突，贾平凹《秦腔》中的白雪与丈夫夏风的冲突具有典型意义，白雪是乡村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她对乡村文化具有深沉的挚爱，夏风是省城著名的作家，他们之间互不理解，产生了深刻的隔阂与冲突，他们的结合注定是悲剧结局。农村与城市的冲突在乡土写作中也有重要表现。五四时期的乡土作家从激进的现代性思想出发，把中国农村描写成落后、封闭的处所，而对城市表达了向往与追求。五四以后，农村与城市的冲突又发生了演变，大致形成了两种模式，其一，以沈从文、贾平凹、韩少功等为代表的作家把农村描写成诗意的栖居之地，而对城市表达了厌恶与拒斥。贾平凹继承了沈从文对农村的喜爱，正如他认为“棣花就是这样的地方，山美，水美，人美。” 在《土门》和《秦腔》等小说中，城市都是作为农村的对立面出现，贾平凹认为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促使了农村的溃败与消亡。在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中，城市也是作为乡村的对立面出现的，乡村生活的自由自在与舒适和谐反衬了城市生活的孤独、苦闷与压抑，韩少功笔下的乡村具有诗情画意，居于山南水北可以使人们实现心灵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他把乡村建构成诗意的处所和理想的家园以表现对城市化的反思和批判。其二，以刘亮程和谢宗玉等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着重描写了农村在城市化的挤压下所呈现的荒芜状态，他们反对把农村描绘成如诗如画的田园，而对农村的苦难具有深切的体察。在新生代作家笔下，乡村与城市是对立的两极，新生代作家以农民立场观察时代的变迁和现代化的进程，他们对农村有着难以割舍的爱，对城市却有着深深的隔膜，如刘亮程认为：“这个城市正一天天长高，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苍白的” 。他们感受到了现代化、城市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表现了农村正在日渐荒废和消逝的悲剧。传统与现代、农民与知识分子、农村与城市的对立是作家内心矛盾的重要表现，中国乡土作家在处理文化关系的时候，不仅纠结于自我的身份认同，而且纠结于自我的内心情感。现代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乡土作家在理智上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在情感上无法割舍对传统、农村与农民的爱，因此他们对传统的消亡、农村的荒芜和农民的外出表现出惋惜的心态，而对现代化、城市化和知识分子表现出警惕和反思的心态。
    总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乡土写作的重要特征，有学者甚至认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对话系统，以及“不同的价值来源之间会发生冲突，以致无法调和”。 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否认，乡土作家对待农村与农民也存在着感性与理性的融合，也许更准备的说法应该是，乡土作家的思维处于感性与理性的对立、融合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

    参考文献：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39-440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41页。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
    周作人：《故乡的野菜》，《周作人自编文集·泽泻集·过去的生命》，止庵较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周立波：《读好两种书——答浩然同志》，《周立波文集：第五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636页。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9页。
    贾平凹：《秦腔·后记》，《邻家少妇》，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200页。
    杜国景：《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99页。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4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378页。
    丁杨：《韩少功：醉心山野的“局外人”》，《中华读书报》，2006年12月23日。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页。
    费孝通：《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2页。
    沈从文：《丈夫》，《沈从文全集：第9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杜国景：《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杜国景：《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0页。
    鲁迅：《二十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
    鲁迅：《二十孝图》，《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1页。
    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10页。
    贾平凹：《商州初录》，《邻家少妇》，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刘亮程：《城市牛哞》，林贤治：《我是农民的儿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60页。
    杜国景：《合作化小说中的乡村故事与国家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