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年学界曾有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有无体系的争论，我觉得这样的争论除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的文艺学美学论著外，也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特点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中，阐发人类生命活动的审美特征，建构起属于他们的美学理论，表达了他们对于文学现象的相关看法。而葆有批判基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也因而具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点。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具有极强的批判特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是两位思想家在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中作出的积极的理论建树，批判是建设的助产婆。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批判作为建设的逻辑起点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产阶级已经确立了政治上的统治权，并建构了体系完备的官方哲学、官方政治经济学，在野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则打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旗号，以此作为与资产阶级当权派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挑战现有理论的权威，建构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批判开辟道路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事业无不与批判有关，批判促进了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美学理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许多积极成果就是两位先哲思想批判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批判充满了反思意识，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搞清问题，实现自身认识的飞跃。
    马克思的批判活动开始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精神个体性”思想是马克思最初批判活动的积极成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部书的写作动机，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了说明：“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①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批判也包含了对自身思想的严格审视。从文学理论建设的层面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探讨并界定了文学审美活动的社会位置，认为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的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②，指出“精神”必定要受物质的“纠缠”，“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该书还对人的发展与艺术的发展线索作了一般的表述，例如人们所知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美学境界的描述，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等。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总批判的话，那么在此前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就已经并不断深入到各具体学科领域。19世纪40年代前期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极其重要的理论清算。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其实是宗教的副本，因此，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实际上也就是批判愚弄人民的宗教，“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③马克思对这个批判的结局是乐观的。他指出，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必定是喜剧。而该书《导言》“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断语不仅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终极追求和一生实践的轴心，而且也揭示了现实审美化的基本内容。《提纲》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最终归结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正是在该提纲中，马克思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进一步表达了他的美学和谐的思想，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并认为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才能达致这样的目标。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实践”，再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人类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清晰地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能动特性。
    《共产党宣言》是阐明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的。即使在起草如此重要的理论文件时，马、恩也没忘记他们同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对立，并自觉地将这些理论作为负面的参照，从而高擎起历史的同时也是美学的大旗，在这面大旗上书写了这样令人振奋的字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马克思在这里所作的表达竟与三年前他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素质的预期惊人的一致，这不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思想的逻辑一贯性？而学术思想的逻辑自洽性正是某种思想实体具有体系性品格的一个重要标志。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转入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是这一批判举世公认的成果。对美学研究者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一般表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的“人类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思想及对艺术生产与艺术欣赏、艺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一般关系的揭示与表述将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无法穷尽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批判，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不得不罗列全部马、恩的著作。简言之，他们毕生的理论成就都同批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只是简约地探讨了批判的必要性和在这一批判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展开。
    二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批判是积极的批判，积极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具备彻底性品格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怀有一种学术亢奋，即自觉地将消极批判提升为积极批判。在美学、文艺学领域中，他们坚持了这一学术立场，在对前人美学成果进行批判性审视时，努力将其提升为对自己的美学观点正面的阐述，批判成了马克思正面阐明自己的学术思想的积极媒介。因此，当斯里加、格律恩、巴尔、拉萨尔等批判对象早已经为历史遗忘时，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批判活动中正面阐发的理论观点却被人们长久地记住。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恩格斯的相关贡献。恩格斯也长于批判，并且善于在批判中作理论的提升。他还曾有一个专门的说明，称他和马克思的批判活动总是努力将“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他“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释”。恩格斯将之视为“积极的批判”。积极批判与消极批判的分野就在于，后者只是消极地跟随着批判对象作简单化的思想寻踪与学理分析，而后者则要在此基础上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展开充分的论证。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便是积极批判近于完美的实践。杜林在他的著述中对德国许多优秀的思想前辈表达了极度浅薄的轻蔑，并狂妄地宣称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散布了许多纰漏百出的错误言论。为了使对杜林的批判臻于彻底，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进入了一个异常广阔的学术领域，但它却成为恩格斯正面发挥和全面系统阐释他们的理论主张的契机，《反杜林论》也因此显示出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体系建构的品格。
    马克思、恩格斯是批判的大师也是建设的大师，他们在理论上的高明之处不胜枚举，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娴熟地将消极的批判与积极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大凡尖锐、严厉、系统的批判背后，总是隐伏了严谨、周详的建造。例如，《资本论》便既是一次最大的批判，又是一次最大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学、美学思想也不例外，它是在批判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美学家们思辨终止的地方起步，开始建构自己的美学理论的。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实际，如果我们只注意它的批判成分，而忽视批判中和批判后的建设，就是最大的失策，也无法把握与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领。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质使其获得了一种惊人的彻底性品格。以批判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思想史上不乏先例，马、恩之前最著名的学者康德就是以批判起家的，他甚至将自己的理论统称为“批判哲学”。但是，康德的批判与马克思、恩格斯所从事的批判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诚如康德自己所说，他之所谓的批判“不是意味对诸书籍或诸体系的批判，而是关于独立于所有经验去追求一切知识的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⑥。我们知道，康德是因为对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和休谟的形同虚无的“怀疑论”不满而建构自己的批判哲学的。但是，他不仅有意模糊同上述理论的对立，而且在从事实际的理论批判时煞费苦心地为封建统治、为宗教信仰留出地盘。因此，康德批判哲学的矛盾、折中、妥协的痕迹可以说随处可见。康德思想的这一特点反映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软弱性，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批判之初，就公开宣告，这种批判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层面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思想精神层面，就是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所进行的批判是彻底的，这种批判为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设铺平了道路。
    积极的批判还表现出思想者反思的自觉。马克思、恩格斯所坚持的辩证方法使他们不相信绝对真理，不盲目崇拜权威，他们对事物、对已有的认识总是从暂时性方面予以考量。马克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⑦马、恩不盲目崇拜权威，也无意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在《资本论》的初版序言里，马克思作了“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的表白⑧。而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始终坚持了自我反思的学术立场。在《共产党宣言》修订版里，马、恩采纳了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修改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表述。晚年的恩格斯虚怀若谷，不厌其烦地向那些对他们早年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提出质疑的人进行学理的解释，使这些原则更加明晰与完善。
    三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消极批判后获得的另一个积极成果，就是他们在进行思想的正面阐发时充满了乐观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示出理想的品格，因而与法兰克福学派充满悲观色彩的批判划清了界线。
    马、恩的批判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一类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后者大多以铺陈血淋淋的事实的方式，向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提出控诉，并致力于促成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最终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同他们执著的社会理想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说，越是严厉的、尖锐的批判，越是寄寓了马、恩对人类光明未来的殷切瞩望。另一方面，这样的批判也必定会使马、恩所设计的未来社会具有更强的理论说服力，显示出更高的理想品格，增添更大的召唤力量。这样，当马、恩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时，就会形成晴天霹雳似的震撼，令整个旧世界惊恐万状。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书指出，黑格尔的法哲学其实是宗教的副本，而宗教批判将“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⑨并预言：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必定是喜剧。而该书“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断语不仅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终极追求和一生实践的行动纲领，而且也揭示了现实审美化的基本内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将会为我们带来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人类是带着希冀进入审美领域的，文学审美不仅改善了人的精神生态，同时也将激励与框范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自由创造、超前建构的文学可以成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理想范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审美对人的意义，并将人的美学生成水平看成是综合考量社会发展水平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概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希望通过人类的不懈努力，实现人类生命活动的审美化，实现人的精神的重塑，将美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文学艺术中美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完成对整个世界的美学改造。他们充满激情地揭示了文艺同人、同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关系与辉煌前景。
    西方现代进步美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现实的批判立场，却没有同时继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乐观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激进批判往往流露出对于前途缺乏信心的绝望。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理想主义精神的影响，但仅止于建立审美乌托邦，让人在这样的乌托邦中获得拯救，忽略了马克思对艺术的实践本质的揭示，看不到艺术审美与人的本质力量之间的真实联系，没有将文学艺术问题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作通盘考虑，看不到人的解放是人类合理的、必定会实现的要求。例如，在社会政治层面，马尔库塞认为劳动者“已变成为既定生活方式的支持者”，他们社会地位的变化将“延长”资本主义社会体制⑩，因而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审美领域。马尔库塞认为，只有在艺术审美中，人类才能超越现实原则的控制，他说：“在幻想领域，不合理的自由形象变得合理了，‘低级’的本能满足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操作原则的文化退却了。”(11)他甚至怀着惊喜赞扬了作家的功绩，说他们创立了较高级的世间秩序，一种没有压抑的秩序。(12)
    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悲观色彩是同一部分学者对人类社会未来前景同样悲观的预期一致的。近年来，因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预测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世界无产阶级将会取得胜利的断言未能在他身后一个半世纪中获得实现，质疑马克思理想化的理论批判，指责它过于盲目乐观，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学术消费。但这些人罔顾了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是资本主义制度发生许多重大改变的原因之一，而人类社会的光明未来也绝不是马克思人为制造的乌托邦。马尔库塞和他的同伴们正是因为在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里找不到革命动力而陷入了对人类命运充满悲悯的绝望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好象仍然生活在18世纪，对革命怀有一种类似乌托邦的情结，因此当他们环顾周遭，找不到革命的动因、革命的力量时，情绪就会出现变异、就会失控。但是，即使真的告别了革命，社会难道就不能前进了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即革命在他们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是希望社会不经革命而实现进步与发展的。既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性地表达了要舍弃对后工业社会抽象的、道德的否定，那又为什么要对革命表达同样是抽象的、道德的希冀呢？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已经提供了不经那种会引起社会巨大震荡的革命而实现飞跃发展的生动的范例了吗？
    四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人类认识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必须有一个批判的维度，只有对现实、对已有认识进行不断的批判审视，人类才能获得持续的进步动力，才能根据发展了的情势不断调整自己前进的目标。福柯在他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观点：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具有正常的“病态表达法”，通过这种表达(实为批判与揭露)让社会问题得到充分暴露。这便是鲁迅所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现代化的社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受到社会福利的覆盖，任何动乱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重视生活环境的稳定和安宁成为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通例。但拒绝动乱似乎不能成为遮丑、掩盖矛盾的理由。如今讳疾忌医、拒绝批评与监督的方法五花八门，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隐而不发，挡住对准病体的镜头。譬如我们国家矿难事故频发，矿主往往勾结地方势力，封锁消息，花钱私了，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种就是粉饰机体上的毒瘤，将其纳入到正常的机体中来。譬如卖淫嫖娼，本来是人性异化、道德沦丧的表征，现在却将当事人“尊称”为“女性性工作者”，纳入社会的正常机体。马克思说：“拿妇女当做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13)对卖淫这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和深刻的批判。丑其实是遮不住的，欲盖弥彰，事情往往适得其反，当问题最终暴露时，社会已经丧失了药救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批判性有丰富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它是批判活动中的建构，是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与改造，是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是指该学说强调文学的批判功能，鼓励作家艺术家直面社会，对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作理性的审视与感性的表现。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算不上一部怎样吸引人的小说，但恩格斯还是因为作品表现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斗争(14)而给予了善意的肯定，因为这样的审美表现必定会给予遭受着相同压迫的整个无产阶级以思想的启示与行动的召唤。同样的，恩格斯虽然不满于巴尔扎克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表现出的对没落的贵族阶级的同情，但对其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承认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则予以好评(15)，因为它真实地昭示了社会发展的前景。
    关于批判的意义，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学理层面上来认识。
    道格拉斯·凯尔纳说：“同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已经逐渐过时的人相反，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在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并且包含着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争取改造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来源。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仍然具有对现时代进行理论概括和批判现时代的资源……”我非常赞同道氏的这个观点。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某些预言并没有应验，资本主义经过重要的利益调整，延长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不但没有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批判的意义，反而证明了马克思所作批判的价值。在血与火的原始积累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发展成全面的对抗，资产阶级终于认识到，他们不能继续按照原有的模式来运营资本，毫无人道地剥削压榨雇佣劳动者，这样的倒行逆施必将遭致激烈的反抗，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基础。为此，他们不得不进行某些局部的改革，调整利益分配机制。资本主义因为缓和了它的社会矛盾才延长了自己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批判在此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只要资本主义不能在内部解决它的基本矛盾，那么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便随时可能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活动对中国的知识人也有积极的启示。中国知识界早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身份确证，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韩愈“欲为圣朝除弊事，敢将衰朽惜残年”，体现的正是中国文化人的基本秉持。马克思、恩格斯也以其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激进的批判姿态成为我们这些文化人、学术人从事学术理论活动的标杆。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社会现实，勇于任事，积极开展社会批判，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认识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徐鲁《知识分子的宿命和未来》介绍了英国学者布莱恩·麦基对西方社会知识分子身份特征的分析，读来颇受启发。麦基肯定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不断地对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追问，他认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或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该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16)麦基通过对社会和人类思想进步实际过程的观察，得到了这样一个启示：在社会发展中，那些能够提出“恼人的问题”，并对问题的答案抱有强烈的好奇心的人，总是会发挥“绝对的核心作用”。西方人因此将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称为“苦行的牧师”，一个社会拥有“苦行的牧师”越多，这个社会的思想就会变得活跃与开放，就会拥有更多的社会正义。法国人朱利安·班达在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对现代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个评述：“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以追求永恒事物为职责，而且是关心城邦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世俗激情的这种结合极大地强化了知识分子心中的激情，这既自然，又很明显。首先，这种结合让知识分子们摆脱了把自身利益置于实际世界之外的自命清高的形象；随后，知识分子接受了政治激情，而且，如果他是一位艺术家的话，那么他就会通过他的感受给这些政治激情带来巨大的裨益，如果他是思想家的话，他就会让它们更具说服力，总之，在这两种情况里，知识分子都会以道德上的威望来为政治激情推波助澜。”(17)班达对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形象描述与中国现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形何其相似。回顾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人文知识分子也是这般亢奋、这般热情，他们追随革命政党，积极投身于社会革命，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与力量。而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今天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其具有崇高意义的批判事业是有价值的、有必要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3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73页。
    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页。
    ⑩[美]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
    (11)[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12)[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
    (1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7页。
    (16)徐鲁：《知识分子的宿命和未来》，《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13日。
    (17)[法]朱利安·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