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晚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元气、完成重建、乃至出现“经济起飞”的某种程度的繁荣，以“福特主义”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为主导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向“后福特主义”灵活生产与弹性积累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社会转型，进入到一种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所谓“后现代”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艺术、文化，伴随着社会转型，也出现了某些显著的变化。曾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最为重要的潮流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在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所说的“理论高峰”之后的走向，成了关注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之命运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戴维·哈维(David Harvey，1935-)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力图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开拓“空间理论”与地理学维度，开创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学说，在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哈维一方面明确提出了把空间理论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整合到现有的文学理论之中的任务，一方面则运用自己开创的理论去具体分析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品钦、卡尔维诺等作家的作品，力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增加全新的维度。哈维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
    在我看来，从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①经典马克思主义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指从20世纪早期到1970年代左右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批判理论”，而新马克思主义则指以哈维等人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派。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开创一种完整系统的文学批评传统。虽然马克思从读大学时起就对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抱着极大兴趣，这种兴趣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且也表现在他的很多重要理论著作之中，但正如英国学者柏拉威尔(Siegbert Salomon Prawer，1925- )在《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一书中所说：“马克思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美学论文，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扎实的正式的文学批评——他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分析是他揭露施里加和布鲁诺·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分子的附带产物；他对《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信笔挥就的。”②同样，恩格斯也经常关注文学问题，就革命悲剧、现实主义、典型性、艺术产生的相对自主性等问题发表过精彩意见。但这些意见大多是分散的和非系统性的。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后来一百多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基础在根本上是原理性和规范性的，体现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批判，通过对黑格尔式辩证法的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它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承认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了社会结构和个人本质，一个社会的法律、艺术、宗教和道德归根结底是这些物质关系的一种表现。第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造成了私有财产的集中化，以及社会行为的异化。破坏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和消费固有的矛盾。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都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导致了社会变迁。第四，资本主义的积累、集中化和世界扩张导致了贫富尖锐对立的世界。正是资产阶级本身，创造了毁灭它自身的武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是废除私有制，把自身的基础置于全人类的需要之上。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论点构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基本支撑，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开放性。这些论点包括：一、拒绝“同一性”概念，不承认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对象能以某种方式独立存在，只能按照文学与意识形态、阶级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理解文学。二、坚持认为客观世界的建构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有关，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具有历史性。三、把艺术作品理解为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物质性和价值等特性。艺术创作在总体上可以被看成是社会生产的一个分支。四、关注作为历史内在动力的阶级斗争，以及它与作为意识形态折射之场所的文学的关系。五、认为语言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植根于社会的物质条件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和文学批评传统。这种影响的范围包括了社会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文化理论等，以及历史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批评等众多批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发展的一百多年里，马克思主义并未像一些西方学者所称的已经“式微”或者“死亡”，而是处于不断的发展中，根据变化着的历史境况不断地发展着。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尽管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意大利人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德国人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俄国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1856-1918)等曾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与美学传统，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随后不久，这一传统就发生了重大转折：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渐告别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从知识分子精英和专业学者的立场出发，一方面抛弃无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转换为哲学批判与文化批判，甚至纯粹的学术批判，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其革命性和实践性。
    1976年，英国著名新左派评论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概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六个特征：学术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从政治经济转向哲学和上层建筑；到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根源；著作晦涩难懂；弥漫着悲观主义情绪；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同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安德森还开列了一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其中包括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本雅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萨特、阿尔都塞等人。③应当承认，安德森所做的概括和开列的名单，基本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情况。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匈牙利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契(Georg Lukács，1885-1971)。他在思想上深受齐美尔、马克斯·韦伯、海德格尔和康德等人的影响，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使得其理论在总体上带有哲学唯心主义倾向和新黑格尔主义色彩，这一切明显表现在他的代表作《小说理论》(1916)和《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之中。卢卡契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恢复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源追溯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界定为对方法论的探求。卢卡契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的现实主义概念，其核心就是以黑格尔具体的普遍性概念为基础的总体性范畴。他提倡艺术反映论，要求艺术反映出历史力量的总体性，而不只是机械地证明偶然联系起来的世界的表面细节。他还用现实主义概念来反对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是从自然主义派生出来的。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霸权”(hegemony)概念的阐述。他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力。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通过政治上和知识分子的自主性来实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实际上强调了人类主体性力量的作用，而不是依赖于经济活动的“必然性”。葛兰西的文学批评观坚持要求在历史和政治语境中去理解文学生产，认为批评家的任务是要协调一般的文化和政治斗争。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他们的批判集中在哲学和文化方面，其理论充满浓厚的黑格尔哲学色彩，同时也带有弗洛伊德思想的印记。这些理论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受到了控制，被变成了商业的一个方面，而艺术则体现了远离社会和政治世界的一种独特批判距离。受到这种倾向影响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现代技术已经改变了艺术作品，剥夺了它在早先时代所拥有的独特“韵味”(aura)。现代艺术作品是为大众消费而复制的，实际上是与原初形式毫无关系的复制品。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统，虽然逐渐与黑格尔哲学分道扬镳，但却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相结合，越发远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路径。如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学和批评方面强调了作者意图与主体力量的作用，卢西恩·戈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的文学社会学认为文本是表现了特定社会阶级之心理的更大精神结构的产物，皮埃尔·马歇雷(Pierre Macherey，1938-)的文学生产理论认为，文学文本是艺术家重新改写语言学和意识形态原材料的产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的文学批评辩证理论，同样利用了总体性等黑格尔式的范畴，并把它与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思想结合起来，要求在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文学文本。特里·伊格尔顿则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分析的各种范畴，致力于阐明马克思主义与大多数现代文学理论之间进行沟通的条件和差异。
    二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采取的哲学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路径不同，戴维·哈维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明确主张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寻求理论资源，更重要的是要返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之上。2000年，哈维在接受《新左派评论》的记者采访时说：“马克思是我藉以依靠的核心。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对应用这种批判乐此不疲。我总是一方面发展普遍性的理论，但另一方面，理论要脚踏实地……资本主义在美国盛行，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方面的优势。”④哈维所说的“发展普遍性的理论”，实际上是指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历史唯物主义，而他所说的“理论要脚踏实地”，实则是说要从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政治经济状况、艺术和文化发展现状出发，为历史唯物主义增加新的阐释维度，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作为人文地理学者，哈维选择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切入点，是与地理环境相关的“空间”问题。哈维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对于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但哈维认为，“马克思本人却是一位相关的思想家。在1848年那样的革命形势中，马克思担心过去会像噩梦一样影响到活人的头脑，并直接提出了在当时如何创建未来的革命诗歌的问题”⑤。在哈维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包含了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思考，只是由于他们从当时的现实出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未能发展出相关的空间和时间理论。例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过：“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因而“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⑦哈维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这种态度，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到黑格尔哲学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根源的做法，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
    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之外，哈维认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注意到了空间问题，其中之一便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并阐明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并在《乡村与城市》中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与城市之间空间转换的问题。威廉斯在《大都市概念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文里曾经提出：“由于许多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它现在远远超过了非常巨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一个重要国家的首都城市。它是新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形成的场所，超出了城市和国家较老的意义……”⑧威廉斯把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大都市当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并且把巴黎、伦敦、纽约等大都市与现代性以及陌生化、孤独感、异化感、神秘感等文学上的重要主题联系起来考察。哈维注意到，威廉斯的小说也表现出了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关注：“在威廉斯的小说《黑山人》里，时空的关系性成了核心。威廉斯用它来把叙事连接在一起，直接强调了伴随着对时空之不同感觉的不同认识方式。”⑨
    哈维在研究“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城市改造时，对本雅明“拱廊规划”的研究方法进行过评析。在《巴黎，现代性之都》里一方面肯定了本雅明的《拱廊规划》对“拱廊”这种特殊都市空间的研究，称赞本雅明把物质空间与人们的想象、梦想、概念、表现等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哈维也清醒地看到了本雅明的空间研究的缺陷，即本雅明对“拱廊规划”的研究是通过收集各种第二手资料，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罗列起来，当成巴黎这个现代性场所运转的真实情景。哈维把本雅明研究“拱廊”的方式称为“碎片化地接近总体性”，而这种方式与哈维的方式明显属于不同的理路：“我的目的与本雅明的目的完全不同。正如我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那样，我的目的是要重构‘第二帝国’的巴黎是怎样运转的，资本与现代性怎样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里集合在一起，各种社会关系和政治想象怎样因为这种遭遇而充满活力。”⑩从哈维所进行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他研究空间问题的宗旨在于：通过对人们建构的物质空间的分析，去透视它所汇聚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政治经济关系、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而不是单纯地把空间当成一种绝对的物质构成来研究，也不是单纯地研究对空间的表现。
    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哈维的空间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尤其是列斐伏尔的重要著作《空间的生产》。哈维在《作为关键词的空间》一文里明确说过：“在马克思的传统内部，除了列斐伏尔和地理学家之外，缺乏对空间和时间之疑问的一种广阔理解。”(11)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里把空间分为“物质空间”(体验的空间，以及容易受到身体触觉和感觉影响的知觉空间)、“对空间的表现”(设想和呈现出来的空间)和“表现的空间”(经历过的、被合并到我们日复一日生活之中的感觉、想象、情感和意义的空间)三种。哈维认为，这种划分有助于用来说明空间与人类实践活动之间的联系，尤其有意义的是，有助于说明在文学和艺术中对空间的表现以及被表现出来的空间。但他强调说，必须在实际运用中使这三种空间保持一种“辩证的张力”，最好能够把列斐伏尔划分的三种空间范畴，与他自己划分的“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这三个范畴结合起来，组成一种空间“矩阵”，以此来说明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及它们与社会、政治、经济、资本、文学、艺术等活动的复杂关联。
    三
    哈维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他所开创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他在回答写于1996年的《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一书主旨的问题时非常坦诚地说过：“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些非常基本的地理概念——空间、位置、时间和环境，并说明它们是任何历史唯物主义者了解世界的核心。另一种说法是，我们必须有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想法，为此我们需要一些辩证法的概念。从任何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方法来看，地理问题总是当代的问题。但它们从未系统地得到解决。我希望为解决这些问题打下必要的基础。”(12)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哈维就一直在为建立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而不懈努力，不断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和充实，并且也不断尝试用这一理论来阐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与艺术问题。
    概括地说，哈维为新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致力于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
    如前所述，经典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政治—经济的批判立场，始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此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大多从知识分子精英的立场出发，走向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和文化批判，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返回到黑格尔哲学。新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方式与文化现象方面出现的新变化，一方面回归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寻求资源，另一方面从空间和时间的角度切入，力图为马克思主义传统增添审视社会、经济、文化和文艺现象的新视角。哈维所开拓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经济、政治变迁追寻文化和艺术的演变，通过时空关系追踪社会变迁的研究路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即把空间生产看成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生产，而文化和文艺中体现出来的种种表征，都是通过空间生产折射出来的社会关系的生产。
    哈维认为，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总体框架重构中，应该重视对阶级政治与资本力量的研究，重视对物质关系与社会关系之关联的研究。他说：“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显然是无处不在的，正如在事物内部体现出各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有无数种一样。因此，对事物的一切重构都需要一种对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我们在创造和再造城市时，也在创造和再造我们自己，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要把城市建构成一个有感觉力的存在……”(13)同时，他也强调，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社会辩证法也应该包括社会的美学实践与文化实践。他认为，文化的生产状况值得密切关注，必须把文化生产和话语生产当做资本主义象征秩序的再生产及其转变的组成部分来分析。这样做时，尤为重要的是，要思考我们从物质上塑造自己环境的方式，思考我们用以表现和在其中生活的方式。所以，哈维提出：“我认为，公正地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尚未深入地触及到这些问题，这种普遍的失败(当然，虽然也有许多例外)经常意味着丧失某些有变革能力之政治的可能性。”(14)哈维还举例说，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无法唤起想象力，如果经过规划的公社和共产主义的城市经常都显得对世界如此呆滞，那么，批判性地介入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要考虑思考空间和时间的方式。
    第二，致力于建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间关系阐释框架。
    以哈维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摈弃了哲学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路线，把重心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研究的新方向，将“空间范畴”引入理论研究，推进了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哈维的空间理论的要点在于：一、从时空变化的角度探究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演变；二、把空间关系看成是特定地理形式的社会关系，以人类历史和社会实践为立足点，探究各种社会关系如何在空间和时间的演变中交集；三、运用不同空间框架和范畴，去解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不仅解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也要解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在文学与艺术上的表现及其特征；四、力图把空间关系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结合起来，把空间关系看成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哈维曾经受到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的空间理论(卡西尔把空间分为“感官空间”、“知觉空间”和“象征空间”)和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1895-1985)的空间理论(朗格把空间分为“真实空间”与“虚幻空间”)的影响，也受到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哈维把空间分成“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相关空间”。然而，极为重要的是，哈维非常强调不同空间框架之间的辩证关系：“空间本身既不是绝对的、相对的，也不是相关的，但它可以依据境况成为其中一种，或者同时成为全部三种。恰当地使空间概念化的问题，要通过与之相关的人类实践来解决。换言之，不存在由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答案——答案在人类实践之中。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要由‘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了空间以及怎样利用对空间的不同概念化’的问题来取代。”(15)也可以说，不同的空间形式，是由不同的人类实践活动决定的，是不同的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折射。
    除此之外，在哈维划分的不同空间框架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即“关系性”。人类的实践活动与空间联系的扭结点，正在于凝聚在空间中的“关系性”之上。在空间的“关系性”里，外在影响在特定的过程或者事物之中通过时间而被内在化了。因此，看起来凝固的物质空间，实际上内化或者体现了人类活动的各种事件、事物与过程。凝固在物质空间中的外在过程、事件、事物等等，正是“空间”产生意义的根源。
    第三，创立人文地理学空间问题阐释框架的核心范畴“时空压缩”。
    哈维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切入空间和时间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时空压缩”的范畴，以此来揭示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在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它们带来了所谓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时，它们也将空间和时间的性质彻底改变了，造成了我们在感受和表达时空方面的各种挑战和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上的反应。
    哈维对“时空压缩”的内涵做过这样的集中表述：“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和我们平常向我们自己表达这一事实的方式，都有利于表明我所想到的这种现象。”(16)这样一来，一方面是我们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急剧缩短，以至于我们感到现存就是全部的存在；另一方面是空间收缩成了一个“地球村”，使我们在经济上和生态上相互依赖。前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做“使时间空间化”(即“存在”)，后一个方面的“压缩”可以叫做“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即“形成”)。时空压缩的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辨证的，它们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交替着发展，呈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
    第四，努力推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其相关理论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运用。
    近年来，哈维不断致力于把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其相关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文学、建筑、绘画、电影等方面的问题，为发展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哈维曾经明确地呼吁：“对空间和时空的恰当思考，对于如何阐明和发展各种理论与理解，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尽力解决作为关键词之空间问题的要点，因而在于：要确定这个概念怎样能更好地被整合到现有的社会、文学和文化的元理论之中，以及会产生什么效果。”(17)哈维所说的“元理论”，与一般哲学意义上的元理论完全不同，它并不是对所谓总体真理的一种陈述，而是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出发去追寻真理，这些真理在总体上赋予了资本主义以自身的特征。例如，现代性的文学体验与资本主义从19世纪中期以来对大都市的空间改造密切相关。这种改造首先从巴黎开始，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对此进行了文学上的表现。大都市的空间改造体现了西方现代性进程中以“创造性的破坏”和“时空压缩”为特征的物质化进程及其在情感体验上的结果。
    在《巴黎，现代性之都》一书里，哈维曾经对巴尔扎克的文学创作进行过独特而深入的分析，这成了他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的典型事例之一。他认为：“巴尔扎克最大的成就是要解剖和表现资产阶级社会母体内部无所不在的各种社会力量。他通过使那个城市和充满着它的现代性神话非神秘化，展现了新的观点，不仅与城市是什么有关，而且也与它可能变成什么有关。至关重要的是，他揭示了很多与他自己表现的心理基础有关的东西，为欲望(尤其是资产阶级内心的)的各种较为昏暗的游戏提供了洞见，而那些欲望的游戏在那座城市档案的毫无生命的文件中已经失落了。城市的辩证法和现代本身如何构成，由此被揭示了出来。”(18)哈维的这些评论，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而哈维则认为，巴尔扎克用印象主义式的广阔笔触进行写作，创造了一种在不断变迁中的城市世界的幻想的心理地理学，他渴望在那个世界中把握城市及其秘密。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传统在21世纪如何发展，必定会面临各种挑战、困难和机遇。戴维·哈维在理论上做出的不懈努力，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借鉴。
    注释：
    ①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尚有诸多争议。本文无意介入这方面的争论，采取了一种较为简单清晰的划分方式。
    ②[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梅绍武等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37页。
    ③参见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④(12)《哈维访谈录》，《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3期。
    ⑤⑨(11)(13)(15)(17)David Harvey, "Space as a Keyword", in David Harvey: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Noel Castree and Derek Greg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p. 287, p. 287, p. 288, p. 287, p. 275, p. 278.
    ⑥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⑦[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254页。
    ⑧[英]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5页。
    ⑩(14)(18)David Harvey,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8, p. 55, p. 25.
    (16)[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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