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刚，中国艺术研究院

在路遥并不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交叉地带”是一个极其关键的文学概念，并形成了其小说叙事中至为重要的动力机制。对此，路遥曾坦言，“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①在此，就像他所推崇的当代作家柳青那样，“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了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②路遥的小说也似乎在希求以“交叉地带”这一“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投射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及其心理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路遥小说《人生》的时代隐喻概括为：它暗示着整个中国社会在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正处于一个时代的交叉路口，“对于高加林而言，‘岔口’正是在城乡‘交叉地带’的个人抉择，而对于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来说，‘岔口’正是城乡过渡地带的历史抉择。而相应的爱恨情仇都不过是这种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这种抉择付出的代价。”③
    诚如所言，路遥几乎所有的小说叙事都是在“交叉地带”上展开的。在此，乡村书写中的城市“镜像”，抑或是城市叙述中的乡村“背景”，伴随小说主人公们往返其间的“穿行”，以及连同这种“穿行”所必然携带的文化身份的转变，都构成了“交叉地带”这一“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④的政治意义和文学功能。在检视这种“交叉地带”的叙事机制形成的原因时，1980年代社会变动中“传统/现代”话语笼罩下的城乡“症候”，固然是其重要因素⑤，但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其更为内在的心理动因或许在于路遥本人极具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及其辗转城乡之间的“创伤性体验”⑥，然而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文学资源或许在于并不遥远的文学传统，即“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所包含的若干城市基本主题。换言之，路遥小说写的是城乡关系，但这种城乡关系的价值观书写其实极为明显地包含着十七年文学的余脉。本文正是通过考察路遥小说中“交叉地带”的叙事所包含的十七年文学脉络，来探讨这位非典型性的80年代作家与十七年文学传统之间的隐秘关联，进而考察十七年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历史方式。
    一、“交叉地带”与十七年文学的“镜像”
    
    坦率而言，作为一位成长于1950至1970年代的作家，路遥在“新时期”的文坛并没有表现出十足的“新意”。尽管其小说创作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文学”的风貌，但其过于“守旧”的自我意识和叙述姿态却为人所诟病。他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方法的执守，也在追新逐异的80年代文坛显得落落寡合，其被主流文学史评价过低便也不足为奇⑦。尽管从其小说及个人自述的文章亦可看出路遥本人对80年代文学新观念、新方法的熟悉程度，但他并没有在其小说创作中将它们付诸实践，而是刻意选择“保守”的姿态，并时时体现出对既有文学传统的忠诚⑧。这种依稀呈现的文学“忠诚”，使得我们不得不将考察的目光下移到1950至1970年代的文学之上，进而观照路遥小说创作中的十七年文学脉络。
    如果将路遥小说的“交叉地带”中所呈现的城乡叙事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城市叙述做一比较，会发现其实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就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而言，叙述的重点固然在于此时此地的政治运动和乡村生活，比如“合作化”或“人民公社化”运动等，然而，作为“他者”的城市却从侧面“幽灵般”显现。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或“都市”)成为了“社会主义文化缺席的在场者”⑨。这种侧面的呈现并非毫无意义，它通过乡村伦理的坚守、浪漫主义的城市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形构”城市的意义，而在此之中，城乡“交叉地带”的雏形也浮出水面。从《创业史》中对城市资本主义的偏执想象，到《艳阳天》以“阶级话语”对城乡关系的重构，这些农村题材小说都在单纯的乡村生活之外，出人意料地呈现出“城乡互动”的“整体历史”格局。而就城市和乡村的价值表述来看，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毫无疑问地包含着乡村文化的保守狭隘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规训，此外这种“反现代”的价值呈现中还依稀连接着西方现代文学的反都市传统。因此，在这种城乡交叉之中，城市面貌的负面形象便一目了然。《创业史》、《绿竹村风云》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往往通过进城的“乡下人”之眼，呈现出城市作为“陌生而充满欺骗的所在”的本质⑩。在此之中，对城市的恐惧(抗拒)心态，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原初焦虑和寓言写照。城市的欺瞒与堕落，城市的商业和物质文明，则被认为是城市资本主义残余的表征，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圣洁性产生威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焦虑，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呈现出王德威所称的，大陆文学批评传统中，“城市—小资产—资本主义—颓废—堕落”的“奇怪逻辑”(11)。
    然而，如果说十七年文学在意识形态叙事的考量下对城市存在着一种偏执的想象，那么到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80年代路遥这里，这种“偏执的想象”并没有出现“划时代”的变迁。既有的文学成规加上个人对城市的创伤性体验，使得路遥“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或多或少延续了十七年文学城乡书写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从路遥的小说创作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十七年文学城乡叙事中某些典型性的主题：城市偏见，劳动崇拜，以及乡村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
    在十七年文学中，对城市的警惕在其根本意义上是因为城市被指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城市则无疑是一个显性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乡村本位主义的伦理固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农抑商”的悠久传统及“庄稼人”由来已久的保守和狭隘有关，但归根结底，对乡村的坚守却是对社会主义忠诚的完美体现。《创业史》中坚守乡村的梁生宝，与背离乡村的徐改霞就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内涵。然而如果说十七年文学中乡村本位主义伦理是与城乡意识形态表达相裹挟的，那么在逐渐拆除了意识形态框架之后，其对城市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只具有单纯的乡村伦理意义。在路遥的小说中，城市之“恶”不再如《创业史》般与“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同情相裹挟，因此对乡村的情感只具有单纯的伦理意义。在《姐姐》中，平反、返城之后的知识青年高立民，考上大学之后，便抛弃了“我的姐姐”。这无疑是在乡村本位主义的立场上重写了“知青返城”的故事，而这种“道德化”的描写，与《艳阳天》等小说中对“城里读书人”的想象如出一辙。而在《月夜静悄悄》里，被城市夺走“恋人”的大牛，只得将自己对城市人的无名的愤怒，发泄在那辆极具象征性的“解放”牌大卡车上。“他就象一头逗恼了的牛犊子，一肚子苦闷没处发泄，便对这辆汽车开始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进攻。他恨这辆该死的汽车，明天就要把他心爱的兰兰拉走了！”同样在《风雪腊梅》中，乡村的背叛者康庄逐渐为城市所俘获，而其在冯玉琴眼中高大、伟岸的形象也开始蜕变，呈现出平庸、懦弱的本质，而乡村的坚守者冯玉琴才是“金灿灿的腊梅花”。
    在路遥颇具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总有一个出身显贵的城市子弟，毫无缘由的欺压，给低贱而敏感的主人公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在困难的日子里》中农村青年马建强所遭受的城市侮辱，几乎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县城高中生活的前奏。而在后者之中，因为自己的自卑阶级出身而过分自尊的孙少平，则“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得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当然，饶有兴味的是《人生》之中，高加林到县副食品公司掏粪并与张克南的母亲发生冲突之时，高加林对克男妈的“嫌恶”的反击：“加林一下子恼了。他恶狠狠地对老同学他妈说：‘我身上是不太干净，不过，我闻见你身上也有一股臭味。’”这种抽象的“臭味”，其实表达了作者本人对城市人傲慢与铜臭的厌恶之情。尽管这一方面体现了研究者所指出的“‘毛话语’在80年代初遭遇到了非常戏剧性的改写”，即“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道德和精神优势已经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成为历史”(12)。然而，“毛话语”中“肮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今悄然间换成了与农村人相对立的城市人，在此，意识形态的叙事已然被城乡二元结构的话语所取代。
    当然，路遥对城乡之间的社会不合理认识得非常清楚。“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中国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而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13)于是，对乡村的同情和对土地的忠诚，成为对这种不合理现状(二元格局、城乡经济的“剪刀差”)的抗议。小说《姐姐》的结尾，路遥这样写道：
    就象在我们小时候一样，爸爸一只手牵着姐姐的手，一只手牵着我的手，踏着松软的雪地，领着我们穿过田野，向村子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嘟囔囔说：“……好雪啊，这可真是一场好雪……明年地里要长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罗……嗷，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
    姐姐，你听见了吗？爸爸说，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是的，我们将在这亲爱的土地上，用劳动和汗水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
    这种劳动崇拜和对土地的忠诚，亦是十七年农村题材文学中常见的主题。秦兆阳的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中，曾有一段关于城市和乡村的对话。当张骏问道：“你们为什么不想到城市里去呢？”小妮子的回答是：
    我没到过城市地方，可我听见人们说过，那儿连个长草儿的地方也没有，连个透气儿的地方也没有，尽是房子挤房子车挨车，连走道儿都不敢放心大胆地走，哪如俺们乡下畅快！
    接着小说这样描写道：
    她瞪着那水灵灵的大眼睛，大概是在幻想着大城市里的情形。一会儿，又扭头向四外看了看，用更加快活的声调说：“俺们这儿多好！春天夏天，到处是青枝绿叶；秋天冬天，一眼看去没个挡头；又守着一条河……说实话，我就是爱在河堤上走道儿，我爱那景致，爱悄悄儿跑过去吓唬水鸟儿。还有，你们想：热天夜里，在瓜棚里一躺，在大宽场上一躺，风儿飕飕的，蛤蟆咕咕咕，那有多好！活儿累？生活苦？咱又不是资产阶级，要是没价活儿干，我还不痛快呢！还闷得慌呢！”(14)
    这里无疑是以审美的眼光对农村和城市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从而在一种对宗法制乡村“原初激情”式的浪漫主义想象中，达成了对城市物质文明的抽象拒斥。这种拒斥所包含的乡村坚守意味，顺理成章地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关城市与乡村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合谋”。于是，意识形态的“说教”，在一种对乡村伦理的“原初激情”式的迷恋中得到呈现。而路遥的小说在剔除了这种意识形态“说教”之余，依然习惯性地保留了对乡村的忠诚。《人生》中的高加林最终还是扑倒在故乡的黄土地上，路遥由此而被指责有“恋土情结”，但他对此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任何一个出身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断然决裂。”(15)甚至是《平凡的世界》中“逛鬼”王满银，最终也回到了故乡，而没有被如《浮躁》中的雷大空一般被塑造为一个改革时代的“英雄”；同样，小说结尾处受伤的孙少平，带着生活赠给他的“纪念章”，又重新回到了煤矿，这种劳动崇拜的情愫和理想主义情怀，分明呈现出十七年文学的余脉。
    二、“话语转轨”与徐改霞的“幽灵”
    在十七年文学的脉络中考察作为新时期作家的路遥，则势必会从其小说创作中发现某种矛盾性和价值焦虑，这种“焦虑的踪迹”(16)其实也是新旧时代转换和价值理念变迁的症候。尽管一方面，路遥小说中极为明显地流露出十七年文学的余脉，但另一方面在“新启蒙”意识形态的笼罩，又势必在身上打下“新时期”个人主义话语的烙印。这种“话语交织”的现象在其小说《人生》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在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乡村的深厚情感的同时，也表达着对城市的憧憬和希望。”(17)这种城乡价值观念的矛盾态度，固然与作者边缘性的身份认同有着密切联系，其根本原因却在于两种时代所赋予的不同话语方式，即某种“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在路遥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人对乡村地理景观“原初激情”式的赞美，同样也能看到城市所展现的巨大诱惑力。
    在高加林眼中，乡村是自然恬静的，都市的诱惑则通过有关“亲爱的县城”的欲望在无意识中流露出来。这种诱惑在个人主义话语重新张扬的1980年代无疑具有十足的合法性。就像小说之中黄亚萍眼中的高加林一样，他一方面像保尔·柯察金，象征着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另一方面又像于连·索黑尔这个资本主义时代的个人主义者，表现出十足的“新时期”“新人”的本色。就像同时期浩然的《苍生》，贾平凹的《浮躁》一样，我们从高加林、田保根、金狗等人身上，可以看出这种时代的变迁，在去除了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虚幻性之后，十七年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也开始蜕变出新的历史面貌。相当多的研究者都习惯于将小说《人生》与柳青的《创业史》做一比较，进而分析这种时代的变化。然而从梁生宝到高加林，这样一种历史主题其实已经内在地包含在柳青的《创业史》之中，即高加林之“新”其实可以从《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身上“幽灵般”地得到呈现。高加林所面对的城市诱惑，早在徐改霞那里得到了预演。
    在《创业史》中，乡村与城市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选择，却因为“工业化”城市的横空出世而出现意识形态选择上的延宕和纠结，对城市物质主义的“原始欲望”也被召唤出来。这极为突出地表现在徐改霞的职业选择之上。在自己所爱慕的梁生宝和向往的城市生活之间，徐改霞的“延宕”显得意味深长。当她纠结于要不要去报考“国棉三厂”，进入城市时，小说中这样写道：
    她的心沉重得很。她感到难受，觉得别扭。她问她自己：你是不情愿离开这美丽的蛤蟆滩，到大城市里去参加国家工业化吗？她心里想去呀！对于一个向往着社会主义的青年团员，没有比参加工业化更理想的了。听说许多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都转向工业。参加工业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也吸引着改霞。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西安的工厂到县里来招人，愿去的还少，需要动员。但是一九五三年不同了，“社会主义”已经代替“土地改革”，变成汤河流域谈论的新名词。下堡小学多少年龄大的女生，都打主意去考工厂了。她们有一部分人，谈论着前两年住了工厂的女同学所介绍的城市生活：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用的什么、看的什么……团支部委员改霞从旁听见，扁扁嘴，耸着鼻子，鄙弃这种富裕中农的姑娘。她们要多俗气有多俗气，尽想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改霞考工厂不是为了这些。她打听到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18)
    小说无意间触及当时城乡之间的敏感问题，即“国家工业化”与“农村集体化”到底孰先孰后？当时，国家工业化建设已经逐渐铺开，城市开始向农村吸收劳力。尽管对于蛤蟆滩的人而言，进城参工意味着现代化事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一种新的可能，意味着对古老人生模式的一次突破，具有十足的现代性意义，但对于农业合作化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说，二者又具有明显的冲突。这毋宁说是现代性本身的冲突。因此，作者柳青尽管通过小说这种形式，以一种略带保守的乡村本位立场表达了对城市的偏见，但其内在的目的却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实践，即另一种“现代性的追求”。而且，作为一种现实政治，这对于当时城乡发展的政策也有一种政治辩论的意图，其背后也包含着对当时“国家工业化”的幌子之下，“农村青年盲目流入城市”(19)问题的回应。
    尽管“国家工业化”确实是“更要紧”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徐改霞报考国棉三厂这一献身国家工业化的“崇高思想”中，依然夹杂着对城市物质文化的迷恋。因为“看起来，大多数闺女家不安心农村，不愿嫁给农村青年。”改霞的心理活动已然暴露了这一点：“她似乎是追求工资奉养寡母的乡村闺女，她似乎是很希望嫁给一个在城市生活的小伙子。结婚对她，似乎只不过是每月几十块人民币，一双红皮鞋和一条时髦的灯芯绒窄腿裤子的集中表现而已！”(20)因此，尽管改霞和生宝之间有着纯洁而深厚的情谊，但改霞的隐晦选择和暧昧态度，还是让梁生宝这位扎根农村的“社会主义新人”心痛不已，因为对于他来说，改霞已经“和庄稼人不是一条心”了。这种道德的选择，便是对他们之间爱情关系的终结性宣判。
    同样，《人生》中这种城乡之间的价值观抉择也是通过爱情的抉择而体现出来。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的“爱情选择”，尽管已经去除了“国家工业化”还是“农村集体化”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焦虑，但这一命题背后所包含的城市/乡村伦理，却依然具有生死攸关的政治意义。正是徐改霞这样一位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农民青年，所体现出来的城市/乡村伦理的两重性追求，在新时期路遥的高加林等“进城者”身上也得到了深沉的呼应。通过徐改霞这一形象，柳青无意间提出了一个有关农村青年的出路的问题，然而如果说《创业史》书写的时代是以社会主义理想，具体而言，“农业合作化”运动，来“现实地”、“具体地”解决这一问题的，那么在“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已然失败的新时期，“农村青年的出路”便是一个需要从长计议的问题。城市与乡村，集体和个人，理想与欲望，柳青所提出的基本命题，终究在路遥这里得到了回应。《人生》中的高加林无疑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21)，但其历史的“合理性”其实颇为无奈地表征出农村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现实，高加林的选择其实也是农业合作化失败之后，寻求出路的农村青年的合理选择。因此，如果说柳青对乡村的坚守背后有着社会主义这个强大的历史理想，那么路遥那种乡村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或曰“对黄土地的神圣皈依”，则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过往情绪的惯性式的自我延续，而这无疑是消解高加林们道德焦虑的有力武器。
    三、坚守、逃离与乡村的隐喻
    路遥笔下的农民青年既希望恪守乡村，又难以克服对城市的欲望，农村贫困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环境促使他们无限向往城市物质文明，对城市的追求构成他们人生追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城市情结”。《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对城市的留恋；《风雪腊梅》中的康庄为留城工作不惜牺牲爱情为代价；《月夜静悄悄》中的兰兰高中毕业，为了走出闭塞贫穷的土地，嫁给城里的司机；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里的刘丽英则不惜弃子嫁给虚伪的教育局副局长。这些改革时代的人物群像，都可以依稀看到徐改霞的影子。
    当然在路遥这里，那些乡村的“背叛者”都无一例外地遭受到了“惩罚”。这种手法与十七年文学中乡村出走者的命运如出一辙。《香飘四季》中的许细娇、《水滴石穿》(1957年)中的小柳，以及《在田野上，前进！》中的周梅仙等等，这些人不愿意在农村劳动和受苦，往往就把自己的婚姻幸福作为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而纷纷与此前的农村对象分手。小说对这些人物的设置意在表明，城市不过是资本主义式的享乐和好吃懒做的地方，是那些不安心社会主义建设的农村女子逃避劳动的避风港。因此，她们的城市经历未能如愿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水滴石穿》，康濯的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城市的失败者重新回到农村的故事，以此而证明乡村伦理的最后胜利。小说中的农村姑娘张小柳迷恋城市生活，然而在一段并不成功的“城市冒险”之后，她无奈地回到了农村。当被问及原来的对象(农村建设的积极者)能否与她和好时，小说中女主人公申玉枝这样反问：“你如果考上学校，进了工厂，找了称心的工作，或是你那个好同学一直跟你好下去，你还会想起他？你还会回来？”小柳的回答代表了叙述者的态度：“我是要回农村，要劳动，要建设社会主义，要挽回我过去扔了的前途！”(22)然而，此时的张小柳果真“挽回了”自己过去“扔了的前途”吗？就像小柳所说的，“我没脸，我实在不想白天进村啊！”失败的城市经验令她羞愧难当，这种“羞愧”之中有着复杂的深意在于，这既是对自己过往弃绝乡村行为的羞愧，更包含着一种被城市拒绝而不得不重返乡村的羞愧。因此，小说的最后虽说农村最终战胜了城市，但这种胜利很难说是乡村伦理的真正胜利，而毋宁说只是一种“虚妄的胜利”。因为在此之中，在其离开的那一刻便已注定了对乡村的弃绝与不贞，乡村的无奈坚守者(23)，及其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最后居然是被城市的拒绝反衬出来的。这可能也是作者的叙述策略中无意间流露出来的价值指向。路遥1982年的小说《人生》也塑造了一个从乡土到城市，又返回乡土的农村青年形象。同样在高加林这里，“离去—归来”的个人奋斗模式也是以被城市的拒绝而告终的。因此小说最后，主人公“扑倒在黄土地上”毋宁说也是一种乡村的“虚妄胜利”。
    这种“虚妄的胜利”正是路遥对其“现代化”话语与乡村本位主义立场的根本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如其所言的，虽然“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但“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24)既要恋栈过去，又要走向未来，在此之中，乡村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很难说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根本上拒绝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划分。因为它至少包括以下几种内涵：儒家传统理念，浪漫主义式的城乡想象，民族国家的立场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执守。这是一种暧昧的杂糅和复杂的话语交织状态。一方面，乡村是诗意的、伟大的，在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框架里是需要忠诚守护的，但另一方面，乡村触目惊心的现状又在传统与现代框架中处于负面位置。这种矛盾性似乎透露出乡村在路遥小说中的隐喻意义。
    在一篇分析小说《苍生》的文章中，批评家李云雷谈到了新时期浩然小说创作的“复杂的一面”，“这就是当意识形态本身发生变化时，他便显得无所适从了，对旧意识形态既有所眷恋，对新意识形态又不得不‘肯定’，处在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矛盾中，他的小说中才表现出了比简单地肯定‘改革开放’的作品更丰富的内容”(25)，这种“在蜕变的途中”(26)，体现了作者过渡时期的矛盾心理。同样，将这样的分析运用到路遥身上也是恰当的，甚至较之浩然的明显变化，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动靠拢而言，路遥所呈现出的更为复杂的内在矛盾则体现了更多层次的“历史真实”。
    既有的乡村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新时期启蒙(现代化)话语的交织，使得路遥的小说因此而“笼罩在精神痛苦与文化迷惘的氛围中”，这种文化心理的内在矛盾性在路遥发表于1984年的小说《你怎么也想不到》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篇小说运用双重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几乎重写了艾明之的《浮沉》和话剧《年青的一代》中有关年轻一代的职业选择的故事。省林业学院毕业的郑小芳，这位黄土高原山沟里的乡下姑娘，放弃了毕业留校，“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而情愿“跑到一个荒凉的山区去吃苦”，这无疑与《浮沉》中的简素华有着相似的理想主义情怀。而小说中的“毛乌素大沙漠”更是包含着作者本人的人生体验和真挚情感(27)。然而，郑小芳的男朋友，那个“漂亮的男子汉”薛峰却并不愿意与她一道去往“艰苦的地方去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就这样，一个选择崇高的浪漫生活，一个却选择现世的安稳和实利。在郑小芳看来，一种有害的东西已经渗入了薛峰的意识，但这些只是影影绰绰的“玩世不恭的市侩”，而非《年青的一代》中所竭力批判的“资产阶级泥坑”。尽管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考虑，剧本中“反面人物”的话语存在明显的被压制迹象，但却奇迹般地具备了某种“对话”意味。而在巴赫金的理论中，“对话”的意义则在于，即便是“反面的声音”也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最后原本有机会基于理想主义的原则，而使两个分开的年轻人重归于好，共同扎根荒凉的山区，然而现实那道触目惊心的鸿沟却迅速掐灭了文本间一闪而过的希望。
    这篇小说在其价值观的传达上所体现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郑小芳的选择体现了边缘之地的崇高感，这种诸如地质队、勘探队之类的“边缘”、“艰苦”和“劳动”成为革命乌托邦年代的意识形态崇拜对象。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沙漠，看着“几千年劳动者留下的伟大印记”，“我觉得一种情绪顿时像潮水般从我的胸中涌动起来。我知道这是一种诗的激情——好久都没有这样一种激情了”。小说之中，郑小芳竭力利用这种“边缘之地”作为土地和乡村的替代物，并以此试图询唤同为农村出身的薛峰。但是另一方面，薛峰的选择却不似《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或《浮沉》中的沈浩如那般具有明显的负面特征，也许在作者看来，“新时期”的意义真的在于“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一定到艰苦的地方就是英雄模范，而留在城市里的就是落后分子”。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矛盾使得作者不得不给出了一个暧昧不明的结尾，不似《浮沉》那么决绝，也不像《年青的一代》那样圆满，而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希望，冷酷的现实理性之中依稀包含着某种暧昧的可能：
    但不论怎样，我亲爱的人，我还是要对你说：我答应你，我等着你，我盼望你回到我的身边来。要知道，我虽然远离你，但我一直爱着你，想念你，并且在梦中常常和你相会……回来吧！我亲爱的人！我等着你……(《你怎么也想不到》)
    这种无尽的等待，毋宁说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深情期待，但不出所料，她永远也等候不到心爱的恋人回心转意。而这正是“新时期”留给过往时代的决绝背影。在这个意义上，分析路遥“交叉地带”中新旧时代交织的“精神痛苦”与“文化迷惘”，便会发现其间包含着意味深长的历史意味。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毋宁说是路遥所坚守的十七年文学理念遭遇新时期话语转轨的某种后果。我们也可在对路遥80年代小说创作的考察中，来分析十七年文学进入“新时期”的历史方式。
    四、“遗形物”，或“历史的过渡地带”
    英国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名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曾谈及过文化的复杂构成及其动态关系，并将文化分层为“主导、残余与新兴”三种类型。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来自过去的合理因素，但这些因素在当代文化过程中的位置却完全变化无常。”“确切地说，残余乃是有效地形成于过去，但却一直活跃在文化过程中的事物。它们不仅是(也常常全然不是)过去的某种因素，同时也是现在的有效因素。”(28)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中，或可将路遥及其小说视为“残余”文化的表征。他的小说所呈现的十七年文学脉络，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执守，以及他所操持的乡村本位主义立场，都被隐约地认为是“旧时代”的“遗形物”。包括他对柳青和秦兆阳的推崇，都依稀标识出他作为左翼文学信徒的形象。再加上他早年的“红卫兵”经历，与社会主义经验息息相关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豪情，势必对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29)，更加印证了这种文化分层背后的阶级性因素。这在推陈出新的1980年代显得落落寡合，其被文学史的冷落也就实属必然了(30)。当然，借用威廉斯的理论来看，路遥的文学姿态与80年代主流文学的疏离关系(31)，似乎业已证明作为抵抗的“残余文化”，其实在拒绝“主导文化”的收编。从“一体到多元”，这样的描述虽有诸多问题，我们习惯意义上理解的历史的“新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一种新兴的阶级及其文学经验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卷土重来的时期，然而这种文化的新兴、主导及其残余之间的腾挪、互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历史变动似乎包含着一个并不短暂的时间差。这个狭窄而又漫长的时间差，似乎恰恰通过路遥1980-1985年间的小说创作得以印证。
    就此，路遥的小说中浸润的十七年文学脉络，以及他随时代所裹挟的“现代化想象”，所造成的文本矛盾和内在焦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关系的窗口。在谈到“当代文学六十年”，尤其是“两个三十年”之间的历史联系时，蔡翔、罗岗等人认为，“整个的‘30年’，一些重要的叙事主题已经包含在‘前三年’之中。”而“前三年”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和建立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历史联系的逻辑性问题。在他们看来，“讲‘拨乱反正’，拨的是‘文革’的‘乱’，返回到十七年的‘正’，但‘前三年’毕竟不可能回到‘十七年’，因为一个‘整全性’的社会正在被一个‘分化’的社会所取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了危机。而“现代化叙述”则是解决让“80年代”重回“十七年”，同时通过“十七年”再回到“80年代”的重要契机(32)。同样，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重返80年代文学”的倡导者程光炜教授也重估了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以前我们都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对‘十七年’的‘断裂’，但事实上它只是与‘文化大革命’断裂。某种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文学’是对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另一种建构方式，它在利用‘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资源的基础上，与‘走向世界’的策略谨慎地并轨，在不损害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系统的前提下，试图找到激活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历史活力和某种可能性。”(33)在他看来，小说《人生》所体现的“现代化叙述”突出地表现在“脱离农村”，“进入县城”之上，然而这种“寓言化”的方式，既深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开篇，也将深刻地制约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进城”与“现代化想象”是以“脱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即“农村”意味着“历史”、“社会主义”和“十七年经验”。而高加林这个人物的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终结，在其之后，“现代化方案”中重新安排的“新时期文学”必然降临。
    路遥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景象似乎揭示出，十七年文学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在单纯的紧张的关系中，存在着隐秘的历史联系，这似乎也印证了李杨教授的有关论断，“没有十七年，何来新时期文学？”恰恰是路遥在“断裂”与“延续”之间的犹疑与彷徨，出人意料地成为了沟通两个时期的历史桥梁。传统与现代，乡村和城市，这样一种基于抽象伦理的二元划分，掩饰着社会主义价值与“现代化叙述”的根本对立。一方面，路遥小说中对乡土的忠诚意味着对“历史”，对革命，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执守；而另一方面，对城市的向往，却也象征着不可抗拒的“现代化”时代的到来，它急切地告别“历史”，告别革命，进而迈向都市，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前奏。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读路遥80年代初的创作，从其“交叉地带”的叙事中或可发现时代变迁的秘密。借助路遥的小说，十七年文学抵达其进入“新时期”的历史临界点上，旧的历史(十七年文学价值理念)还未溃散，但新的历史(“现代化叙述”)已然展开。《平凡的世界》的结尾处，对劳动充满敬畏，对乡土饱含热情的孙少平最后回到了久别的“大牙湾煤矿”，然而这个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不再是《年青的一代》中被赋予崇高与激情的边缘之地的矿山，亦不是《你怎么不想不到》中郑小芳所选择的“毛乌素沙漠”，而是包含着“死亡”与“苦役”的危险所在。孙少平这位乡村价值理念的坚守者，依然固执地相信劳动具有改造世界的伟力，殊不知自己由“劳动者”变成了“劳动力”，劳动本身也“被深深地嵌入到不断固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变成不及物的生存手段”，这似乎也预示着“80年代”到“90年代”的转移(34)。90年代诗意的乡土为“荒野”(35)景观所取代时，便开始全面宣告新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后革命时代”的来临。于是，1992年路遥的去世便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正像研究者多追问的，如果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平凡的世界》之后他的创作会怎样呢？“从他已有的创作来看，他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他在“新时期”的整个创作都“指向最终的目标《平凡的世界》”，早在1987年李星就撰写了很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无法回避的选择》，指出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是必然的选择，是他创作路数的必然发展(36)。路遥自己也看到自己创作道路的尽头，去世前不久，他亲自编选了《路遥文集》，“以此与他的青年时代告别，以后他的作品不可能再写那些人物了，以后得重新开始”(37)。可惜他无法再“重新开始”，借用研究者的话说，“他把自己所有剩余的政治、文化和生命焦虑带向了另一个世界。”(38)他的英年早逝成为了时代“断裂”的一道界碑，预示着社会急剧转型背后新的政治伦理的开启。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迅速脱离十七年文学的控制和影响，开始其所谓“新时期文学”历程的征兆。

    注释：
    ①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见《路遥文集》第二卷，40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路遥：《柳青的遗产》，见《路遥文集》第二卷，43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1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参见日本学者安本实的文章：《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205—211页，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⑤如路遥所言的，“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在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参见《路遥文集》第二卷，40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⑥晓雷的文章《男儿有泪——路遥与谷溪》对于路遥(王卫国)早年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与插队知青林琼恋爱，最后被罢官而又失恋，“回山沟沟当上民办教师，重新过起物质上与精神上孤独的生活”的经历有所论及。这种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着重要影响。参见晓雷：《男儿有泪——路遥与谷溪》(节选)，见李建军编：《路遥十五年祭》，14—38页，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⑦根据研究者的考察，“影响最大的两部文学史著作中，北京大学洪子诚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只字未提路遥的作品，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虽然评析了路遥的《人生》，但对其更具代表性的《平凡的世界》却只是一句话带过”。参见赵学勇：《“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⑧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杨庆祥认为，路遥“对柳青的认同，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学遗产的认同。与现代派文学为了确立‘新’的文学制度而迫不及待地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不同，路遥表达了对历史连续性更多的尊敬，他认为：‘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见《路遥文集》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路遥的理解中，这种‘新’的文学成果和‘现代的表现形式’自然不能由‘非本土非民族’的‘现代派文学’来承担，而是应该由柳青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来承担。”
    ⑨戴锦华：《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67页，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
    ⑩徐刚：《1950至1970年代农村题材文学中的城市叙述》，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6期。
    (11)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3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12)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13)(15)(24)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见《路遥文集》第二卷，66—67、65、6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4)秦兆阳：《在田野上，前进！》，190页，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16)(38)李遇春：《焦虑的踪迹——论路遥小说创作心理嬗变》，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17)石天强：《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1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8)柳青：《创业史》第一部，244—24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9)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外流的情况相当普遍，他们主要流向城市或工矿。当时，中国政府下发了一系列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文件，如1954年3月12日的《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5月13日的《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灾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通知》、1957年12月18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等(参见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法律出版社1956年、1957年版)，并采取了相应的限制农民外流的措施。国家反复下发禁止“盲流”的文件，可见“盲流”现象在当时非常严重。
    (20)柳青：《创业史》第一部，44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21)曹锦清：《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载《文汇报》1982年10月7日。
    (22)康濯：《水滴石穿》，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3)当时流传一句谚语，“走了的都是英雄好汉，留下的都是稀松懒蛋”，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希望农民扎根农村，但严酷的事实却让部分农民脚踏田里，眼望城市，形成一股进城风潮。参见李巧宁：《1950：“翻身农民”想进城》，载《时代教育》2008年第8期。
    (25)李云雷：《〈苍生〉与当代中国农村叙事的转折》，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
    (26)曾镇南：《在蜕变的途中——评浩然的〈苍生〉》，见《浩然研究专集》，57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27)路遥曾这样说道：“我对沙漠——确切地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沙漠。”参见《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路遥文集》第二卷，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130—131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张红秋：《路遥：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载《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0)研究者指出，“整体上看，路遥的创作是属于现代中国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这一流脉的，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以宏大叙事构织起来的对中国某一历史时段走向的全方位把捉，高扬时代心理和情绪，以及运用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这一类作品，在一个文学花样不断翻新，文学潮流竞逐的时代，显然有点‘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家眼里，或许更看重那些引领文学潮流的作家或作品，而那些在方法上被认为是‘守旧’的作家或作品受到冷落便是无可非议了。”参见赵学勇：《“路遥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坛》，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而《平凡的世界》等小说被大众热捧所势必带来的“通俗想象”，更加剧其文学史地位的滑坡。从现在看来，文学史对路遥的过低评价其实其来有之。
    (31)杨庆祥：《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32)蔡翔、罗岗、倪文尖：《当代文学六十年三人谈》，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
    (33)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4)黄平：《从“劳动”到“奋斗”——“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
    (35)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36)李星：《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载《花城》1987年第3期。
    (37)董墨：《灿烂而短促的闪耀——痛悼路遥》，见晓雷、李星编：《星的殉落》，4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责任编辑：张雨楠